三起三落终成二汽汽车工业大发展格局初奠

1952年年底,是毛泽东主席最先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二汽的投产和建成,是处在中国汽车工业“大跃进”或“大会战”式发展的特殊背景下


1966~1976年,受到“文革”的影响,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进入了蹒跚发展的时期。


当时,除了一汽以外,还有南京、上海、北京、济南等四个汽车厂和一批中小型汽修厂,全国的汽车产能达到了6万辆左右。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第二汽车厂(下称“二汽”)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二汽的诞生与建设,势必成为中国汽车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此外,调整上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的汽车工业“大跃进”的情况,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任务。


“三起三落”


早在一汽刚刚筹建之初,二汽建设的想法早已经酝酿,很多汽车界的老前辈都这样回忆到。


1952年年底,是毛泽东主席最先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1953年1月,一机部汽车局上报了《第二汽车厂建设说明书》,当时设想仿制2.5吨的“嘎斯51”,年产量定在10万辆以上。为此,党中央专门组织了由湖北省委副书记刘西尧牵头负责的二汽筹备处。


后来,出于对战争威胁的考虑,中央取消了将二汽放在武汉的决定,并且将新厂址定在四川成都郊区的牛市口、保和场一带。不过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实力等问题,二汽被迫下马。


1958年6月,中央第二次提出建设二汽,决定将二汽建设在湖南,并仿照苏联用领袖或名人的名字命名的做法,将汽车厂命名为“毛泽东汽车厂”。


1960年,由于诸多原因,二汽再次搁浅。


直到1965年,二汽的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国家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二汽的建设才终于赶上了发展的最佳时期。


陈祖涛老人在他的回忆录上称:“1965年12月,一机部正式任命了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这五人是,饶斌、齐抗(原南京汽车厂厂长)、张庆梓、李子政和我。”


陈祖涛回忆说:“在二汽开始建设的时候,我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建厂方针,就是说要把二汽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工厂。”


1967年4月1日,二汽终于破土动工,在动力厂建设现场(大炉子沟)举行开工典礼。


1969年9月1日,设计产能达10万辆的二汽全面开工建设。


据资料记载,建设二汽,主要采取了国内自行设计、国内自制装备的“包建”和“聚宝”方案,即国内汽车制造厂和零部件厂专业对口“包建”二汽,国内的先进技术成果移植到二汽“聚宝”,在湖北省武当山北麓的十堰市建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型载货汽车和越野汽车大型生产基地。


尽管处在“文革”背景下的社会动乱之中,二汽的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建成后二汽的设备、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看,二汽的生产技术水平达到了当初高于一汽的目标。根据二汽综合统计,二汽的建设共采用了新工艺53项,新材料14项,新设备1400多种、4000多台,自动化生产线117条。


在1968~1978年期间,二汽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产品设计,到试制试验,完成了三个基本车型的开发、定型和大批量投产。此外,二汽在主机厂建设的同时,安排了配套零部件专业厂的建设。


千军万马


二汽的投产和建成,是处在中国汽车工业“大跃进”或“大会战”式发展的特殊背景下。


1958年后,国内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几乎全国各地都一窝蜂地争相上马汽车厂。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显示,1960年,全国生产各类汽车1.6万辆,其中一汽生产1.49万辆,其余众多厂点仅仅生产1100辆。到了60年代后期,汽车生产布点犹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只有西藏自治区例外)共有100多家,少的省份达到3~4家,多的省份竟然达到14家,几乎全部是仿制现有的国产车型重复建设、重复生产。


对此,陈祖涛回忆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简直就是开玩笑,拿国家的资源,拿人民的信任认认真真地开玩笑,用文学家的眼光看,就是‘黑色幽默’。”


此后,处于政治动乱之中的中国汽车工业再次出现了汽车热。


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纷纷以“大会战”形式组织汽车生产,各地造车形成又一次高潮,全国汽车整车生产点多达100余个。


不过,经过一机部对全国汽车厂的一系列评估,并实施“关、停、并、转”的结构性整顿后,全国共剩下汽车制造厂18家,改装车厂45家,初步形成了除长春外的南京、上海、北京、济南四个较有实力的汽车生产基地。


在汽车零部件方面,从一汽投产而初步形成了中国汽车工业零部件供应体系的萌芽后,到60年代初期,伴随着几大新的汽车基地的落成,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零部件工业的形成和发展。


在此期间,一汽、南汽、上汽、北汽和济汽等5个老基地已经基本成型。另外,它们在承包建设和支援二汽、川汽、陕汽、陕齿等项目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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