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抗战风云录 第二部抗日烽火第八卷国内风云 第一百零二章 军队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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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章军队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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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博古、李德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进攻受挫后,他们又实行消极防御,主张分兵把守,初初设防,节节抵抗。结果,红军奋战一年,没能打退敌人的围剿。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开始时,博古、李德等人,又犯可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没有向指战员作政治动员工作,很多人不明确进军的目标。中央红军8万多人,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只剩下3万多人。红军原打算向湘西转移。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埋伏重兵。在危难关头,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肯定毛泽东的意见。于是,红军强渡乌江,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把敌人的堵截部队远远抛在湘西。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主持会议,他首先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接着,周恩L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作了副报告。他以大局为重,主动承担战争失利的责任。同时,他还建议今后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D,从而把会议的讨论引向纠正错误的军事领导这一关键的问题上。毛泽D在会上发言,他精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刻地剖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军事领导人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战术所致,否定了博古的报告。张闻天、王稼祥也相续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表示拥护毛泽D的主张。

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D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D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中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军事上由毛泽D、周恩L、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总结再正反两方面经验,认识到毛泽D军事思想的正确性,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D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经过整编,提高了战斗力。毛泽D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冰封雪盖的夹金山,穿过荒芜人烟的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第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面对国内变换莫测的军事形势,我决定对军队进行一系列相应的调整:

(一)、1934年3月起,开始扩大部队的规模,计划到1936年底新组建12个步兵师、4个装甲师、2个骑兵师、5个炮兵师、3个高射炮兵师及6个歼击机师、3个轰炸机师,并组建预备役部队。

(二)、在根据地实行义务兵役制,义务兵役制规定,根据地凡年满18周岁的青年,除独生子女外,都可以自愿加入军队或从事与军队有关的工作。另外,凡是在部队服役满三年的现役军官或士兵,可以申请退役或转业到地方工作;

(三)放缓对军事工厂的扩建,维持现有军工厂的规模和产量,并集中精力发展民用工业,同时集中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研制并开发出对根据地有重大意义的科研项目;

(四)加快部队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坦克、装甲车的生产和装备,尽快使我军现有的9个步兵师在34年年底前彻底实现机械化,另外有步骤的组建12个步兵师,并以每年3个师的速度换装,使这些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

(五)为现有的每个机械化步兵师增加一个装甲团(原本是每师三个装甲营),每个步兵团增加一个装甲连的编制,并且每个装甲连多增加2辆坦克,使其达到每个连拥有T-34/85中型坦克6辆,其中两个排4辆,连部2辆;

(六)扩大航校的规模,加快飞行员的培训进度的同时向美国派遣约600名在中级培训班学习的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将担负起共和国未来航空母舰的舰载机飞行员。另外根据我的建议和要求,飞行员在入校后,先上野战技能课,用6周的时间进行军事和体育训练。然后根据每个飞行员的特点和愿望分为两组。一组为战斗机、强击机(约占飞行员总数的70%),另一组为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约占总数的25%),初级飞行员要先进行4周的理论学习,然后在进行为期2周的飞行修理,最后开始飞霍克III式战斗机改装的教练机。3个月后成绩合格者则进入中级飞行班学习,在第一月由教官带领飞霍克型战斗机和容克式战斗机或者是波音-218驱逐机(P-26A驱逐机),2个月后,成绩合格者进入高级学习班,并驾驶最新型的,“龙”式重型战斗机和“凤”式制空战斗机进行战术训练,9周后成绩合格者毕业进入作战部队进行战备值班;

(七)在扩大航校的同时,陆军指挥学校也扩大规模,并从近卫军中抽调大批优秀的军官回到学校担任教官,并以21世纪的军事思想作为课程主体。另外根据实际情况,将即将毕业的、不同专业的学员组成教导团进入部队锻炼,初步组建了5个步兵教导团、3个装甲兵教导团、一个炮兵教导团,(每团约1000人)这为这些年轻的未来的将军们提供了一个将理论应用与实践的好机会。同时将军队当初从东北各地收留的并接受军事训练的大约15万名孤儿,也加入军队当中,并组成了后来威震世界的青年近卫军。

在军事工业方面,除了了坦克厂、飞机厂的规模还在有步骤的扩建外,其余各兵工厂、子弹厂等军工企业都保持原有的规模,并取消战时工作制度,恢复一天工作八小时的工作制度,并规定各军工厂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为部队提供武器弹药及装备。经过的4年多的发展,根据地军工厂的各项技术也日渐成熟和完善。

在枪械方面,兵工厂每年可以生产7.9毫米二四式毛瑟枪6万支,56式冲锋枪(仿前苏联AK-47型冲锋枪)9万支,捷克轻机枪15000挺、通用重机枪9000挺,80毫米迫击炮6000门,120毫米迫击炮4800门,75毫米16管火箭炮1200门,105毫米榴弹炮960门,155毫米榴弹炮540门,子弹15000万发,手榴弹400万枚,迫击炮炮弹500万发,各型重型火炮炮弹120发。

重型装备方面,坦克厂每年可以生产T-34/85中型坦克300辆,IS-2斯大林重型坦克90辆,T-59II中型坦克285辆,“岳飞”式步兵战车1250辆,“岳飞”式装甲运兵车2100辆,汽车4000辆。

飞机制造方面,由于“龙”式重型战斗机和“凤”式制空战斗机的研制成功,根据地的所有飞机制造厂,包括飞机修理厂都开始大批量的进行生产,每年可以生产“龙”式重型战斗机160架“凤”式制空战斗机180架。

由于热河战役以我军的全胜而告终,使得日军不在对我军做出轻易的举动,再加上日军要巩固已经占领的东北三省,所以他们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向我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此日军并全线收缩与我军接触的区域。

于是我军与日军就在各自的战线上停了下来,部队与日军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在巩固和消化占领区,而我军则是努力发展壮大自己,趁着日本海军没有封锁中国海岸,疯狂的从国外进口机械设备及技术。

经过4年多的努力,截止到1936年3月,我军一共新生产“龙”式重型战斗机690架,“凤”式制空战斗机475架,T-34/85中型坦克450辆,IS-2斯大林重型坦克120辆,T-59II中型坦克440辆,“岳飞”式步兵战车2600辆,“岳飞”式装甲运兵车4100辆,汽车9000辆。并在美国组建了3个舰载航空兵师,每师下瞎改装的“凤”式制空战斗机3个团(每个团下辖3个战斗机大队,每个中队4架,一个大队12架),改装的“龙”式重型战斗机3个团,“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2个团,“龙”式鱼雷攻击机2个团,“龙”式俯冲轰炸机4个团,另外侦察机、搜救机、预警机一个大队共约510架飞机(另外还有预备役一个师)。

另外,我军还用这些生产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新组建了6个歼击航空兵师,2个轰炸机师、7个装甲师、11个独立装甲团、15个独立步兵师属装甲团及装甲营,7个炮兵师,3个高炮师,总兵力达到了50多万。但是即便是这样,我军还不具备与日本和苏联进行全面的战争条件。但是随着我军的在新疆发现储量十分惊人的油田和金矿后,苏联对我边境的侵犯也越来越猖獗,从以往的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全面冲突,苏军由最初的几个连,发展到现在的几个团,双方的冲突日趋紧张,我方边境的国防军遵照我命令减少与苏联的正面冲突,但是苏联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反而提出对新疆的军事拥有权。虽然我军在占领新疆后为了安抚苏联,被迫同意了苏联政府与前军阀盛世才签署的关于用新疆的矿产品来换取苏联的武器的计划,并且将武器换成了机械设备,不过虽然苏联人有些不太满意,但是对自己还是十分有意,所以就勉强答应了。但是在得知我军在新疆盆地发现大型油田和金矿的消息后,苏联政府立刻搬出矿产品换武器的条约,企图对新发现的油田和金矿拥有开采权。对于苏联政府的无理要求,我方立刻给予回绝,并宣布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想分裂新疆的企图解放军都会认为是侵略。因此造成双方的边境冲突不断,冲突的规模也不断升级。为了避免事态恶化,我将驻扎在边境的国防军和牧民全部向后撤退20公里,并提出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但是遭到对方的拒绝。双方战事一触即发。面对这种形式,我被迫命令根据地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从1935年初开始,日本军队不断在宛平城外举行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演习,自从1935年1月开始,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不断寻衅滋事,威逼平津,制造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派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央军队撤出河北,取缔一切抗日活动。随后,日本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华北事变,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逐步控制了华北。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中日经济提携”的招牌下,对华北加紧经济上的控制和掠夺。日本华北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立经济顾问部。他们企图把晋、冀、鲁三省变成日本的植棉田;平汉、津浦等几条铁路成为日本的运输线;华北的矿业也要为了日本所独占。日本还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他们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英美派来抵制日本。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会,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提出把全国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主张,立刻的等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和红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要成为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坚强的台柱子。

无论各党派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和利害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之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应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应该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满耳是大众的唾骂,一年年国土的沦丧,面对这样的现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游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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