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苏联苦难的另一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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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苏联苦难的另一副面孔

死城

1943年,2月2日的斯大林格勒出奇地寂静,这使每个习惯于这座城市中充斥的枪炮声和建筑物轰然倒塌声的人都感到奇怪,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形容建筑物的废墟和遍布其中的炮弹坑构成了一个稀奇古怪、鬼影憧憧的世界,微弱的冬日阳光在那些扭曲的钢筋水泥下面留下了大片不吉祥的阴影。苏军指挥部完全控制城市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3500名市民与1200名德国战俘组成劳动队,掩埋所有的尸体并清除道路。“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一如既往地执行了命令,他们抬起一具具苏军、德军已经冻得僵硬的尸体,把他们如同柴垛一样堆在雪橇上,用马、骆驼乃至人力将他们运送到城市边缘那些宽大的反坦克壕沟里,然后再用坚硬的冰雪覆盖其上。许多人在几天内感染伤寒而死。”根据斯大林格勒市委的统计,只有大约9796名居民,包括994名儿童,得以从这场残酷的战役中存活下来。尽管排除地雷与炮弹的工作刚刚开始,许多从9月开始陆续逃离的居民开始徒步越过封冻的伏尔加河,徒劳地在废墟上寻找关于自己亲人的消息,“在被白雪覆盖的残垣断壁上写满了他们给亲人的联络信息。”一位刚刚抵达这座城市的美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回忆说,“例如‘妈妈,我们一切都好,去贝凯托夫卡找我们——卡佳’。”


但是对于多达91000名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将士来说,成为战俘仅仅是漫长苦难的开始,根据统计,其中将近50%的被俘者都没有能活过即将到来的1943年春天,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俘虏安置的指示常常变成了一纸空文,在察里津山谷匆忙建立的“战俘医院”,实际上不过是一座死亡营。仓促搭建的土墙根本不能抵御早春的寒冷,大约4000名病号被直接安置在潮湿冰冷的土地上,许多患者死亡的原因是在这里感染的冻伤和伤寒。数量有限的军医被数字庞大的病号队伍搞得晕头转向,何况医疗用品的缺乏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清洁用品只有从溪流中提上来、夹杂着冰雪的水,少得可怜的药品与器械常常被苏军二线部队“征用”,惟一的办法就是半贿赂的黑市交易。为了几片奎宁、止疼片和一条黑面包,第44步兵师的军医鲁道夫•杜伯特不得不从自己的病号中征集了两块手表。被宣布为“健康”的战俘的境遇也很糟糕,内务部与军队后勤机关之间的扯皮使得没有人想到如何为即将投降的第六集团军提供食物,更何况红军也正在度过战争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每天的食物千篇一律,10个人分享一条黑面包,再加上由水、一点盐和黍类做成的汤。”一位隶属第14装甲师的少尉在日记中说,“期望更好的待遇是不现实的,尤其是考虑到党卫军安全部队是如何对待那些落入我们之手的苏联军人时。”


流放之路


当3月来临,冰雪初融的时候,这支由“披着破旧军毯,蹒跚而行的幽魂”组成的队伍就从斯大林格勒附近出发,向东行进,“生存意志”成为支撑这些半死不活的俘虏走向遥远的战俘营的动力。“在沿途的俄国人眼里,我们跟几百年前沙皇发往西伯里亚的囚徒没什么两样。”鲁道夫•杜伯特回忆说,“一些妇女按照古老的习俗站在道路的两侧,将毛毯、粗盐、黑面包和腌鱼塞给上路的战俘,而一些孩子与男人则向队伍投掷石头,并大声咒骂。”对于战俘来说,这趟死亡之旅的时间是各不相同的,最幸运的一批只需行进12公里到达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杜博夫卡战俘营,就可以勉强安顿下来;而更多的人则必须跋涉数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西伯利亚与高加索。在漫长的行军中,不断可以听到卫兵的枪声,宣告又一个不堪重负、过分虚弱的同伴已经倒下。夜间,战俘们不得不以10到20人的规模,挤在一起,分享一条军毯,处于最外面的成员必须保持警醒,确保内圈的沉睡者在两三个小时后跟自己轮换,否则寒冷的天气就会使短暂的沉睡变成死亡。“每天早晨,所有人都在卫兵粗声粗气的催促中醒来,及时列队。俄国人的逻辑很简单,能站起来的就打发上路,不能站起来的就赏一颗子弹。”


在经过漫长的跋涉来到战俘营后,这些筋疲力尽的流放者发现他们面临的不过是一座有屋顶和四壁的废墟。在规模最大的贝凯托夫卡营地,30个人拥挤在一间不足60平方米的囚舍中,每隔三天,才有一批食物和水通过少得可怜的卡车和骆驼送到战俘手中。为了防止可能的暴动,战俘营管理人员将战俘按照国籍与“政治成分”划出了名目繁多的等级: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受到的待遇明显优于德国人,他们的口粮和被服供应更充足,并且可以在厨房工作,在顿河河区被俘的意大利第八军中尉卡洛•席尔瓦在回忆录《西伯利亚归来》中就描述他们甚至可以在营地中演出歌剧,并且可以在圣诞节得到面包、砂糖、新鲜蔬菜与肉类。而在德国战俘一边,至少每天有50到100人死于传染病或者劳动过度,甚至一磅从厨房偷来的人造黄油都能使过度饥饿的战俘死于消化不良。对于那些相对幸运的高级军官来说,他们面临的困境通常是精神上的:作为第六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之一,沃尔瑟•冯•塞德里茨将军积极主张与苏联合作,将德国陆军与人民从纳粹暴政下解救出来,在担任苏军对德政治工作的“自由德国”组织负责人后,他甚至希望贝利亚允许他成立一支3000人左右的德国战俘部队,以吸引更多的东线德军投诚,并最终以此为基础组成德国新政府。然而无论是他的昔日战友还是新合作者,都对他的热心表示敌意或冷淡。1943年9月,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强烈声明与“自由德国”进行更广泛合作所带来的后果:“这样不仅将在红军内部安插进一个不可靠因素,也会使我们的盟国怀疑我们和德国正在暗中进行某种交易。”同样,在前线接到署名“塞德里茨”的劝降传单后,大为光火的希特勒立刻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召集了包括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克莱斯特、利斯特、魏克斯等大部分陆军元帅,迫使他们发表声明,宣布自己和国防军无限忠诚于这个已经显露败相的纳粹政权。


在经过长达两年的漫长等待后,1945年5月的和平并没有立刻使这些“斯大林格勒的幽灵”立刻回到祖国,欧洲日趋紧张的冷战格局使他们成为了苏联与他们昔日盟友讨价还价的筹码。到了1955年,在5000名幸运地活到这一刻的战俘中,仍有2000人被关押在苏联,直到当年9月,阿登纳总理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揽子经济贸易协定的时候,这些人才得以释放,其中包括曾坚决要求保卢斯突围的第11步兵军军长卡尔•斯崔克将军、沃尔瑟•冯•塞德里茨将军,以及保卢斯的副官亚当上校等。不过回到德国后,许多幸存者发现他们将永远生活在“谁该为第六集团军的悲剧负责”的质问中。在退伍军人眼里,塞德里茨将军毫无疑问是德国和国防军的“叛徒”,虽然联邦政府在1956年撤销了纳粹德国军事法庭对他的判决,但拒绝恢复他的军衔,甚至连参与施道芬堡伯爵刺杀希特勒计划的奥斯特将军也认为他“玷污了国防军的名誉”。而劝说保卢斯坚守到底的亚当上校则被悲愤的军人遗属称为“冷血的帮凶”。不过对于那些饱受集中营式煎熬,有幸回乡的普通一兵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究竟如何已经不再重要,正如哥特费尔德•俾斯麦中尉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幸存下来就是惟一可以感激命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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