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商人: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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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爱国商人: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


天津国货售品所是一九一三年由宋则久接办官营的天津工业售品总所而成立的。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止,前后共四十四年,其间经历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激烈动荡时期。它的企业名称,除接办初期仍沿称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外,又改变了三次:天津国货售品所、天津百货售品所、中华百货售品所。其中以称天津国货售品所的时间最长,共十六年。因四个名称均有“售品所”三字,故以下均简称售品所。企业名称改变的过程,反映了该所不同时期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对它的影响。

一、宋则久接办工业售品总所

宋则久于一九一三年接办了原来的天津工业售品总所。

宋则久,名寿恒,天津人,生于一八六七年,出身钱庄小商人家庭。十五岁入义德泰绸缎庄学徒,出师后,在庆祥、隆聚、德生锦等商店从商。三十二岁(1899年)时,受聘为敦庆隆绸缎庄经理。宋鉴于当时国弱民贫,洋货充斥,认为振兴实业,设立工厂,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是救亡图存之道。还在一九○五年,即曾与人合资创办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公司、报国公司(生产牙粉)。一九一二年又创办直隶国货维持会(“维持”二字有提倡的意思)。该会由宋主编出版《白话报》,宣传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道理。曾用顺口溜形式,编写了不少维持国货歌诀。会员最多时发展到三千多人。

一九一三年,官办的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因无意经营,召商承办。宋基于其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夙愿,毅然决定辞退敦庆隆经理的职务,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

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天津工业售品总所的由来。

缘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蜂拥而来,中国的宝贵原料被疯狂掠夺而去。清廷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兴办了一些军火工业和一些交通、煤矿、纺织等企业。一九○三年,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又派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工商业;考察后,他们认为除了兴办军工、教育而外,还必须效法日本,兴办更多的实业。所以袁即委周为直隶工艺局总办,在天津成立了工艺学堂及实习工场,首创织爱国布和仿制竹、木、铁、瓷各种洋货,传授油画、照像、刺绣、石印、制造风琴等技术,并在北马路龙亭旧址设立考工场以陈列产品。 一九一二年考工场因曹锟军队哗变(即壬子兵变)被焚,重建后改名天津工业售品总所,除展销实习工场产品外,也经营一些其他民营工厂的产品,如郭天成的救火机、轧面机等。但这些本小利微的产品,既不能为统治阶级提供大量利润,再加以技术低劣,产品质次价高,无法与洋货竞争,所以实习工场不久即行停办,工业售品总所也不得不招商承接。

宋则久接办工业售品总所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一些亲友们都劝阻他,不要干这种“傻事”,银钱业也认为不保险而不肯贷款给他。资本除宋本人出资两万元外,无人与之合伙。这种种的阻力都没有能够动摇他办好这项事业的决心。敦庆隆的财东纪锦斋知道他经营的苦况,劝说他仍回敦庆隆主持业务,但他宁肯放弃优厚的待遇,也不愿放弃这个专营国货的事业,因而婉言予以谢绝。

宋接办后,白任总理,下设经理四人,职工十八人,均系由敦庆隆带出肯与之合作的人,另招劳务七人,共计三十人。

二、苦心经营,扩大宣传,提倡国货

宋则久接办工业售品总所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即货源问题。实习工场的产品,不过三百余种,势难维持一个多达三十人的商店的生存。所以,宋除了原投资的天津造胰公司等外,又独资或与人合资办了一些小型工业,如板纸厂、卷烟厂、织染公司等,其中织布厂有十三处,专织爱国布与仿洋的漂白布和染色布。以条格布代替进口印花布;没有毛纱毛线,自织长毛巾以代替进口的毛围巾;派人去日本学制造绒衣技术,自制绒衣;自织花条斜纹布加工运动衣,代替进口针织运动衣。同时还组织郊区一些家庭手工业加工织毛巾和袜子等,帮助一些小工厂仿制各种洋货,如童车、鬃刷、木制玩具、万国旗、挂彩、纸花、纸灯笼等。此外还向一些制造国货的工厂垫付资金,如天津织染公司、爱国造纸公司、裕民公司等,共计垫资一万余元。但这些工厂的产品,除肥皂、火柴尚能有销路外,其余各项产品,均因质量低劣或一般,不能打开销路,无助干售品所的营业开展,所以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因亏损都陆续结束。

为了开辟货源,宋则久从全国各地广泛搜罗产品。一九一七年又在上海设庄,采购商品的地区不断扩大,商品的范围除日用品而外,还包括各地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如北京的景泰蓝、雕漆、铁花、宫灯、玩具、松花,广东的各种名药、嵌螺钿,广西的白铜器,福建的画漆、皮枕,江苏常州篦子,宜兴陶器,河南道口锡器、剪子,河南郾城的鬃条帚,山东莱阳刻石,潍县嵌银丝,烟台座钟、挂钟,直隶保定酱菜、面酱,胜芳藕粉等。

如果说专营国货是售品所的第一个特点,那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提倡国货的重要意义,激发群众乐于使用国货的爱国热情,以利于营业开展,就是售品所的第二个特点。宋接办工业售品总所以后,于一九一四年创办《售品所半月报》,并随时印赠国货目录,向群众介绍国货产品,研究各货销售情形,综合顾客意见,指导各有关工厂改进技术和花色品种,交流经验。一九一五年又在所内组织音乐会,一九一七年组织新剧团、魔术团,经常举行文艺演出活动。演出内容,除矫正风俗,破除迷信,揭露官僚等腐朽生活而外,以宣传提倡国货为主要目的。有时并约请各界知名人士来所登台演说,宣传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重要意义。此外,还经常举办“国货展览会”、“国货大竞卖”,出动宣传售货车,参加各地庙会(曾远至内蒙)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以济贫、赈灾、助学等方式向有关单位捐赠款项,以扩大影响。总之,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无论在提高群众对于国货的认识上,还是售品所营业的开展上,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再者,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商品进口暂时有所减少,给民族工业以发展的机会,国货货源较多,也为售品所的营业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售品所经营商品的品种,一九一四年即从原来的三百种增至七百五十种,以后逐年有所增加,一九一五年一千二百五十种,一九一六年一千九百种,一九一七年二千五百种,一九一八年三千一百种。



三、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工商界中,也有不少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和踊跃参加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宋则久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他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和整个运动结合起来,不但本人积极参与,而且带动了售品所的全体人员也积极投入了运动的洪流。同年六月十日及十二日商界举行了罢市。售品所首先响应。六月十八日,在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和动员下,成立了各界联合会,在工商界中,以售品所参加的最为热烈。随后,又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天津国民大会委员会等爱国团体,宋则久均担任重要职务。六月二十四日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制定了抵制日货的办法,如以学生联合会为主体的跪哭团,劝阻售卖日货的顽固商人停售日货,售品所也积极赞助。同年十一月为了声援福州日侨枪杀我学生和警察的抗议运动,抵制日货的风潮更加高涨,十一月二十日在南开中学前广场,举行第一次国民大会,宋则久为副主席,登台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大会前,各界联合组织了日货检查团,对各商号的日货加以检查封存。在检查时,由售品所人员予以鉴定。同时,售品所准备了大批国货,供应市民需要,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将各地的国货名称、产地、厂名开列清楚,以防日货冒充。在大会游行前,当场焚毁了查获的日货。由该所职工组成的坚决救国团,积极参加了检查和焚毁日货,开会游行时进行维持秩序、散发传单等活动。此后,检查日货的革命行动,迄未停止,至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因检查东门里魁发成日货,检查人员被日人殴打,天津国民大会的请愿代表马千里等被捕时,售品所职工、坚决救国团团长张富忱也遭警察逮捕,拘留多日。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吓倒各界人民的高度爱国热情,一月二十七日宋则久和王卓忱等人,又秘密集合了各界市民五千多人,在南开广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全体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反动当局更形害怕,天津警察厅于一月二十八日将各爱国团体查封,宣布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国民大会等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至一月二十九日学生联合会执行部长周恩来等被捕,形势更加危急,宋则久乃将所属爱国团体及救国十人团等转入英、法租界,继续进行活动。

惊天动地的爱国运动日趋激烈,引起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恐惧和仇视而加以镇压是必然的。宋则久和售品所人员的积极参加,当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如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即曾给宋则久打电话说:“你不要和学生们一起闹。”宋说:“集会结社载在约法,我怎能不参加呢?”杨说:“这样,咱们就不谈了。”宋说: “不谈就不谈吧!”并没有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当时日本的和其他不满宋则久和售品所爱国行动的报刊,反诬售品所售卖日货,宋则久屡次登报声明,声称:“我大利即舍,根本纯洁,如卖洋货,也不犯法,卖国货是我心甘情愿。”但辩不胜辩,以致不得不呈请直隶实业厅派员查验,发给确实经营国货的证明。上海有的报纸也散布售品所卖日货的谣言。宋在法租界的住宅也受到日本浪人和当地流氓的寻衅、砸毁,摄拍宋住宅的照片,在日租界内放映,诬为“抗日机构”。同时,售品所也收到不少恫吓信,有的以“三日内必然暗杀”相威胁。在这些威逼、谣诼、诬蔑、恫吓面前,宋始终坚持其一贯提倡国货的爱国主张,毫不气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反帝运动并未停止,宋在以后的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也积极参加。如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租借旅大二十五周年期满时,曾停业一日参加游行示威。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售品所以一个月利润的十分之一汇至上海,支援罢工运动。

四、进一步发展与挫折

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售品所藉助于群众的爱国热情,善于利用时机,加强宣传提倡国货,从而给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营商品品种从一九一八年的三千一百种,至一九一九、一九二○两年,分别增为三千八百种至四千种。利润的增加幅度更大,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两年仅为一千五百元,而至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各增至一万元。从业人员也由创办时的三十人陆续增到六十人。至此,企业的基础已经初步巩固。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进一步开辟货源,全国各地厂商纷纷以其产品委托该所销售,如双钱牌胶鞋、墨菊牌线袜、抵羊牌毛线等。从上海及南方各地所进的商品,远较北方为多,约占全部经营品种的三分之二。所经营商品品种,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又逐年增加,从四千二百种增至四千八百种;至一九二六年多达八千种。

因营业日益繁忙,原有场所已不敷应用,除在龙亭后租房专做批发部外,一九二三年又在原址加盖三层楼房,在后部开辟国货商场及戏台,作为卖货及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宣传提倡国货的场所。并自一九二三年起,因原来的名称天津工业售品总所中的“工业”二字,系指天津的工业而言,而此时经营的产品已远远超出天津范围,而遍及全国各地,更为了突出专营国货的意义,遂改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这是售品所的第一次改名。

一九二二年以后,军阀混战连年不停,各地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均遭破坏,售品所营业也受严重影响,以致一九二四年未获利润,一九二五年仅获利五千元。

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的部队退出天津,奉系军阀李景林进据。因冯在津时与宋为旧相识,意志相投,李即诬宋为“赤化要犯”,将售品所零售部查封,藉机敲诈。捕宋未获,经理王铭孙逃脱,乃将职工王乃春、徐卓然等十人捕去,屡加严讯,勒索巨款。为此,宋不得不将法租界自往楼房变卖,连同所内流动资金,共凑齐四万元,充作罚金。王、徐等被捕后经过四十七天始得获释;售品所封门近百日后始得恢复营业。

售品所经此打击后,几濒于破产绝境,元气大伤,无法偿还债务。经同人王乃春、吉玉如建议,改组为天津国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定为五万元,除招收一部分新股外,请一部分债权人将债务作为入股,不愿入股的,三年后陆续还清。改组后,售品所设经理二人,副理四人。宋则久本人由总理退为顾问,一九三二年又被选为董事长,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前。

在遭受查封后的困难时期,由于宋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售品所在工商界中信誉也较高,不少人士为之多方奔走支援,改公司招股也很快招齐。上海的交往厂家,有的仍继续向售品所发货,还联名申请全国商会联合会,要求给售品所以支援,并直接电李景林要求将售品所启封。

天津国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初成立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银钱业不肯贷款接济。经过负责人及职工的共同努力,营业方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自一九二六年起,连续四年每年均有盈余,而且均在一万二、三千元,至一九二九年,偿还了全部债务。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因受“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热河、长城抗日战争等影响,以及天津地方不靖,租界人口增多等原因,天津商业繁华地区向法租界劝业场一带转移,于是售品所在一九三一年也在今辽宁路设立了零售分所,一九三二年在今曲阜道设立第二零售分所(一九三三年即结束)。一九三三年分别在北平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和济南普利门大街设立了批发分所。同年,又在北平王府井大街设立了零售分所。一九三五年以后,日寇在华北各地更形猖獗,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日本浪人到处横行,大量走私日货泛滥,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售品所在北马路龙亭的零售总所营业萧条衰退,难以维持,不得不被迫结束,将货物拨出,分别在济南设立零售分所,在西安设零售兼批发分所,将营业重点向内地转移。北马路零售业务结束后,将该处批发业务也转移到法租界哈尔滨道。在天津,名为国货商店,此时竟不得在中国境内生存,而托庇于帝国主义租界,民族工商业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外埠的分庄,除早在一九一四年曾在山海关设立代销店,因人不可靠而很快结束外,以在上海的采购庄设立最早也最长,业务也最多,其他各地如青岛、郑州、蚌埠、徐州、太原、归绥、营口等地,均曾先后设立。但有的因时局关系,有的因人力、财力不济,除太原分所存在十四年外,其余存在的时间均不长,一般都在一、二年左右即行结束。

一九三七年前后,分所、分庄已遍布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七个省市,职工已达二、三百人,在提倡国货运动上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售品所既以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为营业宗旨,在当时日货充斥市场的情况下,鱼目混杂,以日货冒充国货的卑劣行径,也时有发生。售品所对此如不仔细注意,加以甄别鉴定,就会影响专营国货的信誉。所以售品所在进货方面特别认真。如一九二五年左右,在中山公园举办国货展览会时,有人去信指出展出的东马路某厂出口手提皮箱是日本货,该所请内行鉴定也说是日本货;结果登报公布日期,由该厂派工携料到场当众制造,证明确是国货,始得澄清。又如,经售的福利号之玻璃架镜,系以日货冒充国货,经售品所一再追问,并派人到厂观察制造过程及实物,该号始被迫承认,将货取回。


五、敌伪时期及国民党时期的困境

一九三七年日寇占领天津后,由于宋则久及售品所过去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行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日本人对之极为仇视。还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九三五年日租界内祥记、天利两个百货商店,曾出售“抗日牌”汗衫(上有妇女海浴用伞遮日光图案),被日本人看见,追问来源,据称是从售品所批发部购进,即诬售品所寓意抗日,竟派出日本红帽(宪兵)协同翻译,会同中国警察越出日租界到城内龙亭街售品所批发部将该所之批发部主任及会计赵萼楼、李俊杰二人捕去,严供逼供,令承认“受中国政府津贴作反日工作”。日本占领天津以后,日本浪人、特务更藉口检查寻衅,要挟恫吓,敲诈勒索。同时,售品所还不时接到匿名信,警告不得使用“国货”二字。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终于在一九三九年被迫将“国”字换以“百”字,改称天津百货售品所。这是售品所第二次改变名称。改名后在门市零售增添了部分洋货,批发部则仍专营国货。

名称的改变,也摆脱不了厄运。一九四一年北京零售分所主任赵孟然等十人,又被日人诬以散布“流言蜚语”罪名刑讯多日。一九四三年西安分所主任王天民来津公干,因与西安一家商店从天津售品所拨借款项,又为在内地上学的学生从津、京两地家中携带款项去西安,被日本宪兵队侦知,陷以“逃避资金,接济八路”罪名,将天津经理王乃春、会计赵亶本捕去,刑讯逼供,羁押多日始得释放,二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济南分所也曾有人遭受拘讯。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提倡国货,就是勉强维持营业,已属不易。再加以一九四三年以后,日寇败局已日益接近,为了作垂死挣扎,对物资的搜刮控制,日甚一日。售品所的货源也越来越枯竭,物价不断上涨,存货不能补充。因此,经营上的困难越来越大,只能苟延残喘而已。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全国人民精神振奋,宋则久及售品所人员也认为可以从此重整旗鼓,再展宏图。于是恢复原来专售国货宗旨,停售洋货,以为繁荣局面指日可待。但国民党政府当时忙于向解放区进攻,在经济上进行“劫收”,极力扩充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根本谈不到什么扶植鼓励,反而层层压榨。美国货物更潮涌而来,国货产品势难立足,所以为了维持局面,在一九四七年又增设了国外贸易部,进口一些少数南洋橡胶及印度皮张,向香港出口一些粉丝、山货、景泰蓝等,结果不但未获利,反而亏损。同年,因经营范围既不限于国内,经营商品又不全是国货,所以又将“天津”二字改为“中华”,原来的“国”字也未恢复,第三次改称为中华百货售品所。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物价狂涨,天津以及各分所的零售商品均被抢购一空,损失奇重,至解放前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售品所真正获得新生,是在解放以后,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各地分所也营业不佳,开支浩大,难以维持,天津零售分所困难更形严重,负债无力偿还,一九五○年曾经董事会决议,拟将各地零售分所停办出兑,只作批发与外贸。后经劳资协商,职工大力支持,各地零售仍分头继续营业,但均减发工资,以共同度过难关。人民政府则本着公私两利政策,尽力扶植,由银行给以贷款,百货公司大力供给货源,经过六个月努力,各地均有好转,从恢复得到发展,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经营商品已达一万多种了。

六、企业管理的特点与基督教的影响

企业组织管理与规章制度健全是售品所的另一特点。各项规章制度从开始至合营以前,由宋则久始终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订。宋在规章的序言中谈规章制度的目的时说:“本规章原以为理事,本规章亦以为理人。”又说:“规章原为办事有法,规章亦为做人有方。”他通过规章制度对企业进行严密的组织与管理,也对人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管理。但又不同于中国老式企业许多封建性的办法,而是比较开明,带有不少改良色彩。

规章的内容包罗广泛,从公司总的章程、营业活动、社会活动一直到生活琐事,事无巨细几乎无所不包。主要的有组织机构、人事管理、会计制度、研究报告制度、文书处理、商品陈列、仓库货物收发保管、各部门职责范围以及各项生活制度,如作息时间、请假办法、吃饭、看报、制服的等级、徽章的佩带等,另外,如奖励、福利待遇、宗教活动等大小共计七十五种。每当一年之始,总分支机构皆定时召集前路负责人(级别较高的)将规章共同审查,对行之有效的继续使用,不适用的予以修订或废止。各种规章制度之间,照顾到彼此关联互相吻合,以免彼此发生矛盾。

人事由总所统一管理,分支机构下属人员由本单位管理,对每人参加工作时间、年龄、学历、任历、家庭情况等均有记载。根据工作需要,凡地区间调动安排,由总所掌握;各分支机构内部调动安排,由分支机构自行掌握。

建立统一会计制度,总帐桌、批发帐桌、零售帐桌均各有规则。对公积金的使用、折旧处理、帐簿的稽核、各项营业统计报告均有详细规定。帐簿表册格式,由总所统一制定印发。各分支机构定期向总所报告营业情况,凭以检查总结各地及全部工作,以便向董事会报告。

总分支机构一律制定“办公历”,记载规章制度的修订以及各季节营业时间、电灯开关时间、冬季炉火、夏季电扇、纱窗安装时间、节日门面装潢、旗帜升降等一切事项,既防疏漏又符合节约原则。

对职工的培养、选用、提升、工作和生活的管理,也详尽周到,要求严格。在所内办有补习班,除本所职工外,并招收一部外部青年,订立学徒考试制度,原定高小毕业的,后改初中毕业的可以应试,录取后一同学习,学习期间每期二至三个月(宋则久在敦庆隆任经理时,即曾试行招考学徒不论门第人情)。凡初入所的店员必须经过学习,内容为所内规章、业务知识、技能、社会常识、风俗礼貌等,为正式参加业务活动奠定基础。学习完毕始能正式上柜台售货。对外部招收的学员成绩优秀的也予以录用。每期约在三十人左右。另外有教授班,学习经书(“五四”运动后取消)、文学、经济学、货币学、簿记法、书札、英语、日语等,此外还有音乐、体育、演剧等,以上各项均自由参加。

售品所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经常教育职工“干工作要靠长功夫,只有把你的全部精神贯注到工作中去,工作才能见效。”又说:“卖货场就是戏台,你一上台就要服装整洁,精神贯注,态度和蔼的招待顾客。”并定期举行现场表演,如算帐、收款、叠布、量尺、包装、递货等基本功,以资观摩,互相学习提高。宋在所内除经常观察市场动态、商品陈列外,对职工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也留心观察,发现问题随时纪录,根据情况进行批评或表扬。所有人员对一切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一律不许吸烟、饮酒,不许沾染嫖、赌、吸食鸦片等不良嗜好。在一般生活上则比较平等,如伙食不分级别,吃饭座位不分上下,作息时间一律,不分早晚。除总理外,其余人员均在所内住宿,结婚者可每周家宿两次,有私事可以请假外出,考勤自行签注。

随着利润的增长,工资福利待遇也比初办时优厚,除经副理外,工资按年逐级增加,按职务级别无偿或半价发给毛料或布料制服。职工本人及家属免费看病,并备有常用药品,定期检查肺部,高工龄的每年可免费去香山别墅休假十日,每年约五十人左右。春夏有时组织旅游。职工结婚与父母亡丧除企业送礼外,公司全体同仁送礼一份,由企业报销。备有淋浴设备,理发费用报销。自一九三三年起,董监事及创办人让出红股半数,设立退养金及抚恤基金。退养金根据服务年限长短(从十年至四十年),付给规定的金额(从二百元至四千元),年满六十时一次付给,前后领取的约十人左右。抚恤金留给死亡及职工服务满十年未到退休年龄致残而家计不足者使用,以维持生活,至能自立时停止。

天津商业企业原无雇用女店员的,一九二四年该所曾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同志为义务顾问,经采纳她们的建议,招收女店员十人,开天津市雇用女店员的先声。

宋则久是一九一七年加入基督教的,同年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一九一八年任基督教联合会干事,一九二一年创办基督教救国会。基督教对他的思想影响非常之深,所以在管理售品所时,也以基督教教义为指导工作的中心,贯串于各种规章制度之中。例如,他在规章意义的说明中说:“本规章皆准基督教道理而定。”又说:“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本规则系造就完全人格、人才,使同人学识充足,品行圣洁。”对职工的加入基督教与否,虽无明文规定,但在七十五种规章之中,就有五种完全属于宗教活动的,如查经班、拜神、圣餐典礼、灵修会等规则。从一九二五年起每周休业半日,作宗教性聚会,在春节后,召开同仁家属传道会。更有一条重要规定作为利用宗教控制职工的手段,即凡提升经副理主任的,必须是真实的基督教徒,而且规定这些人只能由本所人员逐级提升,这就给职工造成为了提升也不能不加入基督教的必然的趋势。所以工商界中有人说:“作售品所的事,要按规章办事,按圣经想事,要做到一手拿规章,一手拿圣经就行。”可见其控制之严和影响之深,这也是售品所的一个特点。

七、宋则久的其他社会活动

宋则久一生的事业,是以经营售品所为中心的,在商业经营上积累了不少经验,除售品所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他本人制订而外,还写出了不少有关商业经营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计有《商务修身浅说》、《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十年商业进行策》、《实用经济学》等。他的这些文章和著作,公开印行发售,对传播商业知识,培养商业人材,均起了一些作用。

宋的爱国活动,主要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售品所的活动而突出表现出来,已如前述。但宋本人以及通过售品所的社会活动,并不完全限于售品所本身,而是比较广泛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也有不少是以围绕售品所的宣传和业务而开展的。

还远在接办工业售品总所以前,一九○四年官立考工厂成立时,宋曾被聘为考工厂议绅及考工审查员,参与实习工场产品的生产及质量审查。一九○六年天津工商研究总会成立,宋任会长。一九○八年任南洋劝业会天津府调查员及直隶协会评议员。

鉴干我国从事商业人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九○二年即曾办商业半夜学堂(业余学校)三处,以供一些商业人员学习。一九二一年在天津和武清两地,设立通俗学校十二处,这些学校的经费由售品所负担。另外,宋自己出资办了私立宋氏小学六处。这些学校都设立在缺少学校的地区,设立的目的,既为了扫除文盲,也附带着宣传提倡国货的重要意义。

为了支持爱国行动,一九一五年即曾创办救国储金会。为了提倡实业救国,一九二一年又任天津国民实业储金会会长。

此外,在一些慈善团体,如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单位,均曾担任职务和捐赠款项。一九二○年曾与华洋义赈会合作,向河南等灾区运送赈品,担任天津华洋义赈会董事。

除以上这些社会职务外,一九一一年曾任天津城董事会董事,一九二四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

一九四○年该所经副理六人将共同应得的红利捐出,接办了河东小王庄养正学校小学,一九四一年又增设中学班。

一九四一年由售品所出资,协助结核病医师郭德隆在法租界巴黎道(今吉林路)青年会,设立了一个结核病专科诊所,一九四二年迁至马场道,因社会需要,又于一九四七年与东亚、仁立等六个企业共同出资,资助郭德隆及结核病医师朱宗尧接办了英租界董事会的传染病院,创办了天津市第一个结核病院,即解放后的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北平的结核病防治机构,也是由售品所北平分所资助成立的。以上两处,售品所人员检查治疗费用由企业报销。

宋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孙、张伯苓、林墨青、赵幼梅等相友善。驻上海时与黄炎培经常接触。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非常崇拜,曾著有《民生主义研究的贡献》一文。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宋曾召集售品所全体人员在所内开追悼会,以表崇敬。

一九二七年宋则久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冯玉祥在河南时,曾约宋前往,赠以十万元,作为一九二六年所受损失的补偿,宋不肯接受,并建议以此款设立经营国货商业机构,冯欣然同意,乃委宋为总经理,开办了开封国货商店。同时,请宋出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厅长,在职二年期间,仍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工作,并参加了河南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的活动,一九三○年因政局变动返津。

宋个人生活极为简朴,一向主张勤俭节约,以身作则。一生不作寿,婚丧事不收礼、不请客,管理售品所也一向本着这个精神办事。

一九三一年后,居北京香山,对售品所的事务,不再经常在所内亲自管理,但仍有时来津或函询经营情况,当面或通信予以指导。一九三七年避居法租界,解放后又回香山。周总理曾委托当年“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刘清扬同志去香山看望宋,并约他进京参加政治活动。但因他对共产党有不正确看法,曾写过《共产主义的批评》一文,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不适用,再加以长期隐居,不问时事,等于与世隔绝,对社会的变化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和对资产阶级政策,缺乏正确而完全的了解;又兼年老体弱,未能成行,从而对周总理的希望与号召,未能做出积极的响应。

有老友杜芝良先生为了使宋了解现实情况和党的政策,曾邀他到北京市内观光,并为之介绍讲解。宋观光后,召集售品所副经理去香山嘱咐说:“共产党办的都很好,所说的所办的都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应当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一九五六年一月病逝干香山,时年八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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