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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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她们

第2节:撤离瑞金 转战湘西(1)

第一章 撤离瑞金 转战湘西



收割后的稻茬齐刷刷地任由肥硕的蚂蚱在田野里飞来蹦去,几个七八岁的男孩儿女孩儿在蚂蚱飞飞蹦蹦中追逐嬉戏。不远处,一汪浅浅的河塘,一群灰鸭子凫游在水面,时而抖抖翅膀溅起星星点点的水珠儿。



宽敞的院子里,摆了几张圆桌,其中一张圆桌边上坐着一对男女。男的身穿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头上、脸上青森森地露着头茬和胡茬,很明显是刚刚收拾过。女的身穿崭新的列宁装,紧束的腰身展示着女人的妩媚,整齐的双排扣又不失典雅庄重,白净的皮肤,齐耳的短发,虽有些羞涩,但掩不住浑身洋溢的幸福。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屋里屋外忙碌着。这是一场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



这就是“红都”——瑞金,一片自由而富有生趣的天地,根据地和平自由的景象。



当红军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共产党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主人的农民把土地和庄稼经营得肥沃而茁壮,春季的插秧播种、秋季的收割打场,成了他们竞赛的项目,驻地的红军也常常参与其中。一面是雄壮的号子,一面是嘹亮的军歌,此起彼伏,繁忙而热闹。



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瑞金县就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积极而又高涨。男人们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妇女们也相继挣脱封建礼教的羁绊,走入革命的洪流。她们剪掉经年的长辫子,梳起了革命头;她们打开包裹了数年的缠足布,放开了裹得变形的小脚;她们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走上与封建势力抗争的道路;她们甚至走进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校门,走进了革命干部队伍的行列,担任起苏区各个省、县的妇女部长。她们一路唱着山歌,用她们满腔的热情,以她们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敌后搜取情报,为革命燎原之势播下了星星火种。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却过于沉闷。广昌战役宣告红军对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为苏区的革命斗争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开始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大举进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也从沙洲坝那片开阔的田园搬到了僻静的岩背梅坑,分别驻扎在高围、陂下、梅岗、田心、黄陂五个乡。中共中央机关驻在梅岗区马道口村梁氏众厅,中央军委机关驻在田心乡岩背村祠堂里,中央政府设在高围乡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中。这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重起来。“三人团”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夜以继日地密谈,不断有命令从这里发出,但信息的传递仅止于有限的一些人。



1934年9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将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叫到办公室,神秘而严肃地告诉他:“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回到驻地以后,博古和李维汉分别向中央妇女部下达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发动苏区妇女做二十万双草鞋、缝制十万条米袋子;二是草拟一份随军转移的妇女名单。李维汉在交待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拟写随行女红军名单任务的同时,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和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因为“三人团”在部分中央高级将领的去留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一直没能最后确定下来,领导夫人们也只能在等待中观望。



随后,李坚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10月3日,《红色中华》第240期登载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全苏区人民武装起来,为保卫苏区,保卫自由和土地,大力开展游击战争。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中央没有任何文件命令指导红军下一步的工作,只有一些日常工作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也许《红色中华》的这两期内容能给红军一些信号,干部们仔细品味着那些文章,揣摩着其中所隐含的信息。而战士们的视听则是闭塞的,他们甚至连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信息都不清楚,有的还以为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又打了大胜仗,当然,那些身临其境的战士们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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