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天覆地》第七集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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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内蒙怀想

“内蒙古”这个名称形成于清代。它基本上来源于清代的“内札萨克蒙古”一词。所谓“内札萨克蒙古”是专指当时漠南地区的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及其所属的49旗。在清代,内蒙古与清王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17世纪初,满洲人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崛起之时,漠南地区的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正处在各自为政、相互争战的状态。努尔哈赤和后来的皇太极采取结盟联姻、引诱分化或武力征服等手段,最后打败了全蒙古大汗——林丹汗,将漠南蒙古各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636年4月,漠南蒙古16部49名贵族会聚盛京(今沈阳),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大统的继承者,并上“博克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奉戴为共主。从此,漠南蒙古各部便正式成为清王朝的藩属。清王朝根据蒙古原有的“爱马克”(部)、“鄂托克”等社会制度,参照满洲八旗制,在漠南地区推行蒙旗制。对归附的蒙古各部逐一编旗,划定旗界,并从成吉思汗后裔黄金家族成员中选任“札萨克”(执政),管理旗政。漠南蒙古24部相继被编为49个旗。又根据蒙古人定期会盟的传统制度,指定若干旗在一处会盟,从而形成了会盟制。在漠南地区共设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6个盟。盟的名称则以初次会盟地命名,每个盟设盟长一人,从所属的旗札萨克中选任。这样,便形成了一整套盟旗制度。

清王朝为了有效控制蒙古各部,在中央特设理藩院,专门负责处理有关蒙古的事务。在地方上,设黑龙江、吉林、盛京、绥远、宁夏将军,热河、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分别兼辖内蒙古地区军政事务。清王朝对归顺和降附的内札萨克蒙古封建主,按照他们原来地位的高低和对清朝皇帝的效忠程度,功劳大小,比照满洲贵族的爵职,分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铺国公等爵位,并世袭罔替。又对成吉思汗家族众多的贵族,授以一至四等台吉的世爵。亲王以下的六等爵位的袭封者,每年可以从国库得到数量不等的银两、绸缎等,作为“奉禄”。王公台吉等都有额定的“阿拉巴图”,即“随丁”。为了羁縻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采取“北不断亲”的联姻政策。清朝皇帝及其宗室王公迎娶蒙古贵族女子为皇后或贵妃;同时将皇帝的公主及宗室女嫁给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还在蒙古人中极力提倡喇嘛教,笼络宗教上层,给予各种名号和特权。对于喇嘛则免除其兵役、赋税及差役等。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众多的寺庙,使得入庙当喇嘛的人数不断增加。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推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封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严禁蒙古各盟旗之间越界游牧和随便往来;二是严禁蒙古人与汉人通婚和学习汉文,严格限制汉人到蒙地贸易和耕种。清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上述高官厚禄、世结姻亲、提倡黄教、厉行封禁等政策,使得蒙古地区成为它安定的后院和坚固的屏障。

蒙古地区的农业是在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经历了清政府由严禁汉民出边,到放松边禁再到积极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的政策调整过程。清初,为巩固统治,清政府实行蒙汉隔离政策,以防止中原汉族的反清斗争传播到塞外,影响蒙古的稳定。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令,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并沿长城北侧划定了一条东西长千里,南北宽50里的禁地,蒙汉不得逾越。禁地内,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耕种。但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尖锐化,不断有无地或少地的内地农民突破禁令到此垦种谋生。清政府鉴于统治渐趋稳定,遂逐渐松弛封禁令,默许内地民人以“雁行”方式出边,春去秋归,在塞外种植。只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六月,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发生严重的旱涝,大批灾民欲往口外蒙古地区谋生。迫于汹涌的难民潮的压力,康熙帝晓谕各地官府“给予出口印票,令其前往”,并令长城沿边关隘予以放行。康熙此令在事实上承认了汉民出边的合法性,表明清政府禁止汉民出边政策的转变。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黄水溃决,泛滥于直隶地方,比年以来,两省近水居民耕种无资,衣食匮乏”。迫于灾民就食的压力,清政府下令内地乏食民人,可往口外蒙古地区垦殖谋生。雍正要求各旗容留流入蒙古的灾民,“特许其吃租”,并指示户部:“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蒙古地区称此令为“借地养民”令,标志着清政府对汉民出边由默许进而鼓励的转变。此令一开,又有大批灾民流入蒙古,加速了塞外农业的发展。乾隆时继续这一政策。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闹旱灾,乾隆指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隘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朝廷干脆明确鼓动灾民去口外谋食,“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汉、巴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尔等何不各赴丰稔地方佣工觅食”。清政府放宽边禁的政策使内地迁居蒙古地区开垦谋生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在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间,从古北口、独石口外,昭乌达、卓索图盟南部地区各旗,至张家口、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鄂尔多斯七旗地区,村舍和农田星罗棋布,昔时的蒙人游牧之区,今则成为蒙汉杂居,耕牧兼营的半牧半农区。

清政府不仅只是准许内地难民到蒙地开垦,而且实施积极的招垦政策,以扩大蒙地的开辟。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为平定准噶尔部的反叛,统一西北厄鲁特蒙古中部,在蒙古地区大量驻军。为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康熙三十年(1691年),批准归化城蒙古都统关于招民开垦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官牧场及庄田闲地的请求。接着,又批准了察哈尔都统招民开垦察哈尔东南部右翼四旗所辖官牧场的请求。雍正时,清政府拨出大量土地招民垦种,同时还规定以招垦成绩的大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规定:“直隶张家口外地亩,分作十分招垦。如招种八分以上,题请议叙,不及五分,题请议处”。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解决八旗军驻防需要而建的绥远城建成后,即从山西等地招纳汉族农民前来开垦土地四万余顷。乾隆元年(1736年),在陕北与鄂尔多斯部相毗邻的河套地区的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招民垦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乾隆十七年(1752年)议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太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除官府招垦外,蒙古的王公和土地所有者也争相招纳汉民,向他们出租土地,以获取地租收入,这对以前根本不懂可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蒙古王公和蒙民来说极具诱惑力。租种蒙地的汉族农民,除向蒙古族地主缴纳岁租外,不再负担其他劳役徭差,这与内地农村相比负担要轻许多,因此也极愿意向蒙地流动。于是,在陕西、山西、直隶等省毗邻内蒙古地区,尤其沿长城南北和黄河流域河套、土默川平原等地,逐渐形成“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窖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的局面。来自内地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同时也改变了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营的习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清前期,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东部蒙古地区、察哈尔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和河套地区。开垦区域已突破长城边外50里界限。东部蒙古包括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迅速。该地区靠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耕历史较长。清初,流入蒙古的汉族农民率先在此耕种居住。至康熙末年,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随后,内地汉人继续北移,越过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等旗地。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察哈尔地区,在康熙中叶已开垦出大片农田。雍正二年(1724),察哈尔都统丈量察哈尔右翼四旗土地,仅私垦一项就有近3万顷。归化城土默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元、明时期曾在此屯田。清统一漠南蒙古部后继续倡导发展农业。清政府在这里设置“军粮地”,“公主府”地,“户口地”等等,刺激内地农民到这里垦殖。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又开放土地4万顷,招山西等地农民开垦。至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都统奉旨普查土默特两旗土地,原有土地75048顷,牧地只占14268顷,其余土地已经开垦。河套地区位于内蒙古西部,具有依靠黄河水灌溉的条件。山陕北部的贫民多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到乾隆时,在靖边、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汉民种蒙古闲套地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但由于该地区长期干旱无雨,水利设施的兴建还未兴起,所以,清前期该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比,农业发展较迟。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伴随着汉族农民的移入而展开的,而塞外农垦的发展,又促使更多的移民涌入。很多人由当初的“雁行”户,而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的定居户,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移民的增加又促进了农业开发的进程。在“山西边外归化城”一带。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都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与山西、直隶两省北部接界的察哈尔地区,雍正初,仅在张家口至镶蓝旗西界的“各处山谷僻隅”,就查到“所居者万余”。为加强管理,清政府特设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以及丰镇诸厅。乾隆初,仅张家口厅辖下,即有村寨514个,民户和铺户7522家。热河地区原本属蒙古牧场,康熙中在此建立避暑山庄后,即在其周围“聚民至万家”,他们亦大多是“直隶、山东无业贫民”,或“晋齐流寓客”。随着迁居者的增多,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特别设置热河厅,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升厅为府,并把周围设立的各厅改称州县,如改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四旗厅为丰宁县,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等等,隶属于承德府下。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统计,承德所属各州县共有879户,41496人口。至于其它蒙古地区,比如东边的喀喇沁诸旗,至乾隆初,留居该地的民户“多至数万”。又如中部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北边的锡林郭勒盟以及西边的阿拉善旗等,虽然内地移民在人数上较上述地区要少,但也不断有人进入。伊克昭盟所属七旗,沿黄河及长城一线,差不多都有山、陕等省民户开垦的印记。清政府在汉民聚居区实行类似保甲制度的牌甲制度,设立牌头、乡长等职,负责编审户口,造册上报,以利于农业区的管理。

口外蒙古在清代以前,虽在沿河套地区出现过农业,但面积很小,技术水平亦较低下。经清康、雍、乾三朝近一个世纪的开发,至18世纪中叶,该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在东起科尔沁草地,向西沿长城、黄河河套,直到阿拉善旗的广大区域内,凡属内地移民聚居之区,都阡陌成行。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家淦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凡坝内之田,皆已招民耕种。”随着大片土地不断被开垦,过去常需内地接济粮食的内蒙古地区,粮食已基本自给。不仅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口外的粮食还有出口。康熙对此描述说:“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朕近日来任人经理,多方培植,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原来只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已成为农业牧业都有相当发展的地区。一些蒙古牧民因长期与汉民杂居,掌握了农耕技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乾隆写诗赞道:“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法,谓曰靠天收,秋成为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绿”。蒙古人从初期不懂农耕技术,粗放经营,“靠天收”的状态,到“均习耕耨务”,懂得了关心天气的晴雨,反映了蒙古牧民在农业生产上的进步。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改变了该地区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落后面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对稳定清王朝的北部边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地区的农业开发又缓解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这对巩固清初的统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到了异时空的21世纪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蒙古地区的土质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当覆盖其上的植被完好时,土壤就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就会发生风蚀沙化现象和强烈的水土流失。乾隆以后,蒙古地区的耕垦活动一直未有停止。由于长期大量的垦殖加之战争的摧残,原有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如光绪《靖边县志》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又《横山县志》载:同治十三年六月,“响水堡东新开沟,沙碛起蛟,山水暴涨,冲决沟。”与该地区邻近的兴县“嘉靖以前,山林茂密,虽有澍雨积霖,犹多渗滞,而河不为青肆。今辟垦旷,诸峦麓俱童山不毛,没夏秋降水峻激,无少停蓄,故其势愈益怒涌汩急,致堤岸善崩。”其实,蒙古地区的土地垦殖在清代之前已经进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显现。如毛乌素沙漠在公元五世纪初还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即建都城于此,名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西)。但由于400余年的垦殖,至唐长庆年间,丰茂的草原已变成戈壁荒漠,当年“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统万城即淹没于沙海之中。唐人许棠诗云:“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当是真实写照。但这种种由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垦殖活动仍不断进行。在异时空的清末、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土地开垦有增无减。与此同时日益减少的草原畜牧业也在蓬勃发展,牲畜产量成倍增加。承载了越来越的牲畜的草原不堪重负,传统的放牧方式根本不会注意植被保护,导致沙化的土地面积急剧增大。生态破坏是一个渐进过程,正是包括清初在内的垦殖及以后持续不断的垦殖活动促使这一区域生态的恶化。尽管新中国采取了大规模植树造林,到了90年代以后还拿出重金实行了深受群众欢迎、行之有效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住不断扩大的土地沙漠化趋势,到了异时空的21世纪处,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沙漠已经交错相连,沙漠已经上了20世纪初期还是森林茂密、绿草青青的贺兰山,位于三大沙漠之中的阿拉善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内蒙古中部、东部地区的沙化土地同样在不断扩大,库布齐沙漠面积已经扩大到了17000多平方公里,浑善达克沙地南移,曾是水草丰美的多伦(元上都建于此)已被侵蚀。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初期每年2-3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23次”,沙化面积继续扩大,甚至推进到到北京的周边。21世纪头几年频繁发生于京津地区的特大沙尘暴,其沙源盖出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陷入内忧外患日渐加深的境地。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沙皇俄国也从北面侵入内蒙古。沙俄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内蒙古地区取得了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样,内蒙古地区一步一步地变成沙皇俄国等列强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以及掠夺工业原料的基地之一。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加剧,内蒙古地区也开始了这一变化。另外,由于列强入侵和国内连年战乱、灾荒,内地大批汉族农民纷纷涌入内蒙古,使得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经济形态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到了近代,由于内蒙古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世纪50年代,哲里木盟南部发生了汉族佃农抗租事件,并持续了6年之久。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爆发了“八枝箭”蒙古人民抗官差、拒摊派的斗争,与旗官府对峙达十多年。60年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蒙古人民采用“老头会”的形式,掀起了抗拒官差,反对私放旗地的斗争。伊克昭盟人民则以“独贵龙”组织形式,反对旗府官员的苛捐摊派、兵差徭役和出卖蒙地的罪行。“独贵龙”运动从1858年起,相继在伊盟各旗不断兴起。1861年,在内蒙古东部发生了白凌阿起义。这次起义与东北汉族农民反清起义联合起来,形成了三四千人的队伍,转战卓、昭、哲盟和吉林、奉天二省。1868年起义被清军镇压下去。到了90年代,在昭乌达盟敖汉旗发生了汉族农民秘密结社-“金丹道”暴动;在哲里木盟科右前旗和科右中旗发生了图合木起义及花里亚荪等造反逼死王爷的事件。总之,20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一向被清王朝认为是安宁后院的内蒙古,已经打破了长期封闭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日渐激化,成了危机四伏的北疆,清王朝的后院也开始着火了。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和缓解财政危机,决定在全国广开财源,增加财政收入。这时,一些官员提出放垦内蒙古的土地,征收押荒银和地租。清廷于是决定大规模地官垦蒙地,并于1902年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清王朝决定官垦蒙地并解除了蒙地的垦禁,这是它彻底转变对蒙政策的开始。在此以前,蒙古地区的农业有一定的发展,除清政府官垦的官地、旗地等土地之外,多数是流民私垦和蒙古王公私自招垦。在当时,这样的一些农业区,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产生急剧的触动和影响。然而,清末的官垦蒙地,清政府设置垦务机构大肆丈放招垦,震动了整个蒙古地区。清政府丈放并招垦各盟旗的土地、牧场,也包括放垦或继续放垦总管制蒙古各旗和其他官有牧厂土地,“清理”各旗原有未纳入地方官府管辖、征赋范围的“私垦”土地。放垦蒙地所得押荒银(又称地价)和垦熟后所征地租银,由清政府和蒙旗分成。分成比例,视地区不同,对半或四六、三七不等。1902年春,贻谷到绥远城赴任,在这里设置督办蒙旗垦务总局。随后,又陆续分设丰(镇)宁(远)垦务局,负责察哈尔右翼各旗垦务;设张家口垦务总局,负责察哈尔左翼蒙旗垦务;设西盟垦务总局,主要分管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垦务。另外,还有八旗牧厂垦务局,放垦大青山后的绥远城八旗牧厂;杀虎口驿站地垦务局,放垦绥远地区的驿站用地;土默特地亩总局和查地处负责清理土默特旗的垦地等。贻谷等垦务官员看中了乌伊两盟的一些土地,这里土壤肥沃,灌溉条件较好,准备从这里开始放垦,但是,这两盟的盟长和札萨克反对放垦,贻谷只好改从察哈尔开始放垦。察哈尔八旗及境内官私牧厂和土地,经垦务机构清理和放垦,从1902年至1905年,共为4.5万余顷。

为了促进乌伊两盟的垦务,清政府又任命贻谷为绥远城将军,并授予他理藩院尚书衔,加强他管辖各盟旗的权力。同时,清廷再三督促各盟旗迅速报垦。伊克昭盟盟长、杭锦旗札萨克阿尔宾巴雅尔带头反对放垦蒙地,被撤销了盟长职务。1905年上半年,贻谷调遣官兵进入伊盟,对各蒙旗的武装抗垦斗争进行镇压。在高压之下,伊盟各旗陆续开始报垦。为了便于垦务的推行,贻谷还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两个垦务公司。西路垦务公司负责承领和转放乌伊两盟的部分土地;东路垦务公司承领并转放察哈尔地区的部分土地。垦务公司名义上是为了避免地商操纵并可一次承领、节约垦务开支,实际上由垦务官员把持,转放时另收地价,借以中饱私囊,为害百姓。贻谷督办蒙旗垦务,遭到各蒙旗的普遍抵制和反抗,办垦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弊端。清末,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蒙垦主要是由各地将军、都统督办的。东蒙官垦首先是从哲里木3旗(扎赉特、郭尔罗斯和杜尔伯特)开始的,这里由黑龙江将军管辖,随后放垦的是吉林将军管辖的郭尔罗斯前旗,在盛京将军管辖的科尔沁6旗中,最先报垦的是科右前旗,随后是科右后、科右中两旗。清末的官垦蒙地活动因为新中国的横空出世而停止,据初步统计三年来共放垦土地约为4万余顷,并征收了约300多万两押荒银。清末掠夺性的大规模滥垦,排斥当地传统的畜牧业,并使其生态环境开始走上日益恶化的道路。

20世纪初,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强制推行的放垦蒙地政策在内蒙古盟旗的大规模开垦,对蒙古民族传统的自主权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带来严重的剥夺和破坏性影响。因此,放垦蒙地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蒙古族各阶层的普遍抵制和反抗。1902年,清朝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推行放垦蒙地政策之后,伊盟各旗迫于清政府的强大压力,陆续报垦旗地,大量的土地、牧场开始被垦放,此外,还由于部分蒙古王公札萨克勾结垦务官员,积极报垦或私自出卖旗地,蒙古族人民的传统畜牧业和生计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乌审旗在白音赛音的领导下组成12个“独贵龙”,杭锦旗和达拉特旗“独贵龙”联合组成抗垦武装;郡王旗“独贵龙”在额尔德尼格尔勒率领下,札萨克旗“独贵龙”在旺丹尼玛领导下,准格尔抗垦武装在协理台吉丹丕尔和“独贵龙”首领门肯吉雅领导下,发动了以武力驱逐垦务官员和护垦武装的抗垦斗争,多次击退护垦队和地主武装的进攻。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苏鲁克旗人(今辽宁彰武县)白音大赉约从1904年起即招聚人马,武装抗清反垦。阿尔宾巴雅尔,蒙古族,出生于1866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人。1880年袭札萨克贝子爵,1901年任伊克昭盟副盟长,翌年任盟长。1902年初,清政府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赴内蒙古西部推行放垦蒙地,令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各旗派员来绥远城报垦,但遭到各旗札萨克普遍反对。3月、11月,阿尔宾巴雅尔先后两次召集各旗札萨克和协理台吉等会商后,联名上书绥远城将军衙门和理藩院,请求停止放垦蒙地。清政府非但不批准他们的请求,而且严令伊、乌两盟盟长迅速报垦。1903年春夏间,在清廷和垦务大臣贻谷不断施加压力,伊克昭盟各旗陆续报垦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抵制开垦。是年11月,被清政府以阻挠垦务为由,撤消其盟长职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充分认识到在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实行放垦的危害性,基本上停止了放垦蒙地,那些抵制放垦和参加抗垦斗争的蒙古族各界人士都受到平等对待,当然那些支持放垦的蒙古族贵族、官员同样受到礼遇,所有接受中国人民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蒙古族同胞都是我们的同志、兄弟姐妹和朋友。成千上万的内蒙古优秀代表和革命青年很快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主力军,不仅是内蒙古省的大多数干部是蒙古族,外蒙古、乌兰、呼伦、唐海等省的领导干部中也有许多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杰出代表,许多参加抗垦斗争的蒙古族青年还参加了解放军。特别是英勇善战的解放军第一骑兵军、第二骑兵军,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蒙古族的优秀青年,他们在抗击沙俄军、英军、奥斯曼军以及其他反动武装,在内蒙古、外蒙古、西伯利亚到华西一路征战、浴血拼杀、连战连捷、战功卓著,一年半以来先后有17万蒙古族青年参加解放军和武警部队,103000多人次的蒙古族指战员为保家卫国、开拓边疆而流血牺牲,其中有41972名为国捐躯,解放军蒙古族铁骑威震四海的英名可以与先祖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族铁骑相媲美,也让所有蒙古族同胞感到自豪和鼓舞。

1905年10月1日内蒙古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时,辖区比清朝末期稍大,原来属于山西省管辖的归化、绥远两座城及其周边地区划给内蒙古省,成为省城归绥市,但整个省的面积比异时空21世纪的内蒙古自治区要小一些,共有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及其所属的各旗和一些陆续设立的县,随着包头钢铁公司的兴建和其所属的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开发,同年12月包头城、白云鄂博铁矿周边地区成立盟地级包头市。其中卓索图盟包括喀喇沁右旗、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左旗、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唐古特喀尔喀旗、锡埒图库伦旗和朝阳、建平、凌源、建昌、北票县,这个盟在异时空的民国后期已不存在,属地基本上属于辽宁省。随着解放军在北方、西北地区开拓越来越多的新区,1905年底至1906年底,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唐古特喀尔喀旗、锡埒图库伦旗的蒙古族同胞陆续迁居到西伯利亚、哈萨克大草原生活,朝阳、建平、凌源、建昌、北票等县的人口也下降了一半,他们主要迁往吉林、黑龙江、北安、东华、兴唐等省,从而大大减轻了卓索图盟的人口负担和土地负担。1905年10月16日外蒙古省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外蒙古省主要是满清时期的“外札萨克蒙古”的漠北地区,“外札萨克蒙古”所属的漠西阿尔泰地区已经划归新疆省,额济纳旗划归新成立的塔克省,阿拉善旗划归甘肃省。1906年1月1日设立的呼伦省包括新收复的赤塔、外兴安岭西部地区、呼伦贝尔地区(即满清时期呼伦贝尔的归黑龙江将军管辖新巴尔虎八旗、索伦八旗、布特哈八旗)和外蒙古东部面积达 12.3595万平方公里巴彦图门地区。察哈尔八旗解放后暂时由河北省代管。为了更好地发展建设在06年初成立的乌兰省,地处河套地区的伊克昭盟整体迁往以乌兰乌德为中心的北方大草原,该省自古以来就是包括蒙古族牧民在内的东方游牧民族的栖息地,这里的原住民布里亚特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最近几十年来饱受沙俄侵略军的欺压和盘剥,热情淳朴的布里亚特人十分欢迎同祖同宗的伊克昭蒙古人来乌兰省定居,这里的绝大多数俄罗斯移民陆续迁回俄罗斯。1907年3月,为了更好地治理毛乌素沙漠,国务院决定把整个毛乌素沙漠及其周边地区划入陕西省榆林地区,把原来河北省代管的察哈尔盟(首府在集宁市)划归内蒙古省管辖。

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地处西部干旱少雨地区,生态极为脆弱,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占据了大多数的土地,不过这时候的生态环境比异时空的21世纪要好得多,控制和治理土地沙漠化也要容易得多,为了更好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的全体蒙古族汉族农牧民全部在解放初期迁往北方新区,留下来的土地由国家统一组织解放军部队实施退耕植树造林种草工程,组建不到两个月的空军第五师也将在1907年春季对沙漠边缘地区实行首次大规模飞播造林,这些地区已经列入军事禁区,严禁其他人员流入并开垦耕地。解放军指战员将大力营造防护林,适当种植速生用材林、经济林和高产牧草,沙漠及其周边地区包括贺兰山等山区严禁砍伐树林和放养山羊。在已沙化的土地上,将大力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柠条、沙柳、沙棘等植物,用以防风固沙。通过这些措施锁住沙龙,不使沙地扩展。在草场退化区,应改良牧草,大幅度减少载畜量,以使草场恢复。根据来自异时空的资料,这一带的地底下蕴涵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将根据植树造林种草和指战员的日常需要进行开采。在李得胜总统的亲自领导下,北方现有的自然植被将得到很好的保护,经过长期不懈的辛勤劳动和坚持严格的保护措施,已经恶化了生态环境一定能够得到根本改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才可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借用学者对古楼兰地区因屯垦过度而致生态恶化的一段评述:“屯田的迅速发展缺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过程,在古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醒,在外来移民还没有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发,其引入的农具、栽培技术、生产管理方式都缺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功能下降。”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一方面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则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其最终结果是阻滞经济发展,甚而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生存条件。搞经济建设切不可对已然十分脆弱的生态再造成破坏,要使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这是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警示。深知这些异时空反面教训的李得胜总统领导的新中国,在大力开发北方、华西新区的时候,一直把保护环境放在非常重要额位置,任何达不到环境评估要求的工业、农业、旅游、交通工程一律不得上马,即使在土地肥沃、一望无际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江平原、贝加尔湖周边平原的开发建设,都非常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许多重要的原始生态环境和植被都划入国家自然保护区严格进行保护。李得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就顶着压力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充分考虑了不断增加的人口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这个年头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和连续流行的瘟疫,造成数千万以上的人员死亡,某种意义上也减缓了这种矛盾,李得胜开创的新中国充分吸取了来自异时空的先进文明成果,预防、抵御和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将大幅度增强,大量先进药品和医疗技术的迅速推广,统一强大的新中国将给国内大多数地区带来长期和平发展的机会,这种背景下人口的快速增长完全可以预期,实行计划生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异时空的新中国由于在解放初期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在人口政策上的巨大错误,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困难和负担数不胜数并将持续波及数代人,深知这个道理的李得胜已经在数百次报告中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向国内外公开销售,不但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大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世界上也引起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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