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霍英东先生!(都来表达一下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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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之时 我们再来回顾老先生的一生(将心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的一生):

10月28日晚7时许,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回暖的秋意中溘然辞世。在与癌症抗争了23 年之后,他终于再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的病情此前已有警兆:6月,因为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霍英东被中央派专机直送北京救治;其后,病危的消息曾几度传出。不过,直到霍家重要成员齐集北京,人们才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


29日上午,香港沙宣道33号,那栋用一块块大石建造起的欧陆古堡,曾经聚集着荣耀与艳羡的霍家大宅,正被淡淡的阴郁笼罩着,即便面前开阔的大屿山海景也无法将之化解。闻讯而来的数十名记者,追逐着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甚至一度引起住家报警投诉。霍家来往的亲友,即便霍宅那个印度裔的管理员,脸上也带着愁容。


霍英东去世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他做了很多好事,他是一个好人”,从太平山到油麻地,许多人摇头叹息着,这其中也包括政见不合的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来自特首办公室的慰问信在第一时间送达,信封上写着“致霍英东家属”。曾荫权说,“霍英东先生的逝世是国家及香港的重大损失……”这一番极不寻常的表述,是肯定,也透露出些许惋惜:香港失去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少了一个能与国家高层直接沟通的通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英东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沟通——把香港和内地联系在一起。霍英东的一位传记作者认为他生性喜欢冒险,但比起他100港币就敢落标1.8万的机器,朝鲜战争期间的走私,投资房地产或者经营建筑而言,他最大的“冒险”莫过于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也押在了穿越那道曾经阻隔了东西方的“铁幕”上。在过去的50年中,或许从霍英东着手积累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始,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在“铁幕”两边的舞台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而他人生最精彩之处,也莫过于无论按照怎样的标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他都是一个成功者。


对于霍英东的去世,新华社发表通告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评价,无疑中肯而贴切。


霍英东曾说:“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霍英东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亲密朋友”尤其让他与众不同。


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说,“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香港的鲤鱼门海峡,寓“鲤鱼跳龙门”之意。不足500米宽的海面,一座灯塔,引领着几代香港人的出发与归航。


正是在这里,27岁的霍英东找到了事业的起点。1950年,他的船队满载大陆急需的军用物资,绕过英国军舰的层层监控,途经文天祥当年长叹的伶仃洋,最后卸货在深圳蛇口。


霍英东出生在渔民人家。艰辛的海上生活,令他失去了父亲和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因此带着他“上岸谋生”。然而他还是回到了大海,并最终直登龙门。


1950年12月,朝鲜半岛战火正酣,英美等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这样说道。而在日本、台湾再到东南亚的包围圈中,香港和澳门是最后的缺口。


在香港和澳门,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尽管采购到了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却苦于无法将其运往内地。


有人因此想到了霍英东。


根据现有的资料,1950年,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第一笔生意,霍英东“赚了几百块”。


一年之后,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而据他的回忆,“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


港英当局严格执行着“全面禁运”的要求。当时的香港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道。


但是,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


霍英东上学时最爱读的课外书是《金银岛》和《鲁滨逊漂流记》,这或许是他的“冒险”气质的来源之一。


“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霍英东回忆说。“ 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彼时的香港搬运工人中,渗透了帮会组织,潮州帮、东莞帮、广州帮,每个帮会都有工头。霍英东和这些工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由他们组织工人装船。几百工人一齐上阵,一排排将货物扛上货船,场面据说颇为壮观,而为霍英东的船队工作的工人总数超过1000人。


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物资之一。而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前线。


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霍英东回忆说。


“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 ”前中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曾说。


稍有不同,提及当年时,霍英东的说法并不高调。“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说,“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行为”,这是霍英东为自己下的结论。不过他一直强调,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倒卖过两样东西:军火、假冒伪劣的药品。


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近三年的海上运输,给他带来了100多万港元的利润。


毫无疑问,这是他的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1953年下半年,另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元后,霍英东以280万港币的价格,购买了香港富豪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他开始挺进地产业,并从此取得重大的商业成功。


但这更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为3年来的坚定表现,霍英东被“澳门南光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柯正平称为“信得过的重要的供货人”。周恩来更高度赞扬港澳工商界人士对抗美援朝的支持,称其为“患难之交”。冒险的贸易换来了同志的信任。


2000年10月,“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霍英东是惟一被邀请出席的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


“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对了。”霍英东后来这样评价自己。


霍英东原名“官泰”。而他给自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朝鲜战争后,霍英东进入了其商业生涯的第一个高潮。


香港坊间流传,霍英东进军房地产业,得到了来自内地的无息贷款的支持。不过,霍英东创造的“预售楼花”的经营模式,的确风行了全香港。


在地未购、房未建的时候,预先把将要建筑的楼宇分层出售,再用预售收来的资金建筑楼宇,靠这一模式,霍英东甚至一天收入就超过100万港元,几与三年海运总收入持平。


1953年,霍英东创立“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1965年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时,已经被称为香港地产业的“龙头大哥”。


他也买下了“香港华润公司”办公所在的“毕打行”大楼。


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进口了一艘大型挖沙船,命名为“有荣四号”。他创办了“有荣公司”,开始经营海沙的生意。在香港房地产业大发展时,海沙是重要的建筑材料。


次年,“香港华润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这是霍英东最早与内地合作的经营项目。


“霍英东在抗美援朝时期曾经为华润公司运输过‘禁运’物资,我们了解他,知道他有能力经营海沙。”“华润公司 ”的老职工周德明说。


至2003年,霍英东已拥有大型挖沙船20多艘,独家生意,利市百倍。


通过体育摧城拔寨


整个1970年代,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应有地位,成为霍英东的主要战场。中国在亚洲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攻城拔寨,霍英东先生就是开路先锋。


1964年对霍英东来说,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他以香港观礼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建国15周年国庆招待会。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也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多年之后,霍英东仍然时常对他的家人提起那次会面。而事实上,他也一直珍藏着那次招待会的请柬,请柬上有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落款。


回到香港后,次年6月,他即发起成立了“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而且“完全没有争议”,“大家都支持”他担任首届会长。商会的会员包括了香港房地产业界几乎所有中坚力量。


据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人士向《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透露,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几乎每月都会邀请商会的主要会员李嘉诚、何鸿 、李兆基等到他家吃饭,而他的另一位重要客人,恰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社长梁威林。


“大家无所不谈,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冷夏在《霍英东全传》中引用该人士的话说,“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霍英东)帮我们打开局面。”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时期,霍英东就上了美国情报机构和港英当局的“黑名单”,只不过在他的经济实力还有限时,港英当局只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违法分子”。但当他的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时,他受到了重大的压力。


1965年,香港房地产业日趋萧条,港英当局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试图救市。但当只有霍英东一人投标时,当局突然选择了收回地皮。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1956年霍英东的楼盘“蟾宫大厦”热卖时,“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其递解出境”的流言突然传遍港九,引发买家恐慌。霍英东的“立信置业”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重要启事”,声明“近有无耻之徒散播谰言”。


“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霍英东全传》一书中写道,“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第一次赴北京,霍英东选择了绕道澳门。曾有人认为,他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然而有些事情,他躲不开。内地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香港和澳门。港澳“左”派发动的工潮、游行,不幸引发了流血事件。面对这一切,霍英东选择了暂时离开香港。


不过,即便他在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游历半年,当霍英东回到香港,首先面对的依然是港英当局的刁难。


1967年,霍英东旗下的“星光行”恢复招租,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是经营中国艺术品的中资背景的“中艺公司” 。在中英关系陷入低潮时,这份租约给他带来的是美英的“政治迫害”。美国驻港领事馆禁止“星光行”的租户买卖美国商品,而香港电话公司拒绝为“星光行”驳通电话。


最后,市值超过30亿港币的“星光行”,霍英东只得以不到4000万港币的价格出售给了英资的“置地公司”,并从此淡出房地产市场。


“港英当局的歧视,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他变得沉默寡言,处事低调;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霍英东全传》这样写道。


“很少人像他牺牲那么大,生活上的磨练那么多。”霍英东多年的好友何铭思说。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霍英东始在香港经营“东方石油公司”,售卖在中国内地出产的石油产品。


与此同时,整个1970年代,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应有地位,成为霍英东的主要战场。中国在亚洲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攻城拔寨,霍英东先生就是开路先锋。在谈判与斗争中,既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以中国地方名义入会,就是霍先生提出来的,并最终成为解决中国席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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