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三章 神州风云 第五十二节 京师风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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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华新史 第三章 神州风云 第五十二节 京师风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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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诤不愧为段祺瑞的“唯一心腹”,他接到段祺瑞的“就地停火令”之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下去。他下令全军停止了所有的军事行动,同时还把情况通报了与他激战正酣的对手——直军指挥官吴佩孚。


实际上,徐树诤率领的军队此时就快要顶不住吴佩孚发动的轮番进攻了,这个“及时雨”一样的停战令下得正是时候。整个皖军上下不仅没有人反对,而且还执行得异常顺利。这道命令也间接成全了徐树诤、避免了由他来承担“战败”的责任。


而胜利在望的吴佩孚却没有理会徐树诤的所谓“停战通报”,更没有理会大总统徐世昌的所谓“停战令”。但是徐世昌毕竟是名义上的全国统帅,吴佩孚当然也不愿意承担“抗令不遵”的声名。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做的——虽然他们这些军阀们从来就没遵过哪位民国总统的“令”。


对于处理这样的小事,小吴同志倒是颇有些驾轻就熟的本事。这不,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充足的理由:“讨贼军”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机出现了技术故障,而且是早就出现故障了!


那么,这好的电报机怎么会出现问题呢?事情的发生是这个样子的:就在吴佩孚拿到马弁递给他的徐世昌“停战令”之后,他手里拿着这张纸足足沉默了有十分钟。然后他突然计上心来,冲进了电讯室,掏出身上的佩枪,冲着那台显得有些巨大的电报机抬手就是一枪!


他的那群手下看着冒出蓝烟的电报机都目瞪口呆起来。这种行为看似很疯狂,更没人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是他却是这里的最高长官,连毙个人都很轻松,当然谁也不敢对他“枪毙”电报机说个不字了。接着,吴佩孚就给他们这些“蠢人”们下了一道死命令:从昨天晚上开始,这台电报机必须时好时坏,总之就是“不好用了”,谁要敢把真相说出去就杀他全家!


虽然还是没有人理解总指挥这样做的意思,但是小吴同志的智计百出毕竟还是名声在外的,而且军令也是必须要无条件执行的,所以大家只能轰然连声答应。


在这个时期,国内各军阀部队里使用的电报机都是进口的,属于“非常贵重”的军用品的范畴。如果真的出现了故障,就只有请在国内的外国技师来更换损坏的零件,再无法修理,也只有返回外国的工厂了,所以在短时间内修理不好是很正常的。更换一台当然也可以,但这里却没有备用的。这样一来,“停战令”就只能用传令兵来传递,或者等到电报机更换完毕之后,身在前线的小吴同志才能收到。


至于传令兵的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更简单了。既然是人,想找说辞就更容易了:什么生急病啦,马瘸啦,实在不行就说人跑了,反正就是没收到停战令!而更换电报机的这段时间并不短,最少也要几天的时间。其实只要半天,就足够聪明的小吴同志完成他的使命了。


于是,在吴佩孚的命令下,直军不仅没有停战,而且还加紧了进攻的力度,因“技术故障”而没有收到停战令的直军部队继续向北京城攻击前进。


徐树诤一见对方并不遵令停火,急忙派人与吴佩孚交涉。可是对于死心塌地要进北京城的小吴同志来说,这却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当然也就不会有结果了。无奈之下,小徐只好一面命令部队逐次向北京城方向退缩,一面派人向徐世昌大总统申诉,又派专人专程去菲律宾驻北京办事处,并按照中国国内在军阀之间爆发战争的“惯例”,请求各国包括菲方出面“调停”。


吴佩孚的目标其实很明确:无论如何,他的军队都必须进入北京、把京城牢牢控制在他自己的手里!也只有达到这个目标,直系才能实现他们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逼段祺瑞交权、由直系来掌控中央政府!


除了军事才能之外,吴佩孚对政治的嗅觉也是非常敏锐的。相对于那些看不清形势的“蠢材们”来说,吴佩孚对于菲军的野心早就有预感,知道他们绝对不是如英、美、日、法等列强们那样可以用钱和利益就能打发掉的——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想要整个中国的统治权!这一点,聪明的小吴同志早就猜出来了。


为了他自己和整个直系集团的利益,他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了。对现在的形势,他更要比其他人看得通透:战争进行到这个份上,皖系的倒台已经成为定局,对此他倒是没有任何怀疑,关键是战后由谁来主导中央政府!


目前国内最大的三个可以左右中国局势的军事集团只有直、皖、奉三系,皖系算是完了,奉系没有掺和,似乎只有他的直系集团才可在战后“担此重任”。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绝对不是如此:就在直、皖爆发战争的时候,吴佩孚最关注的菲军却在山东打了一场比他们更为激烈的大仗。他们不仅几乎全部消灭了日军山东驻屯军并趁机占领了山东,而且还自食其言、以“追歼残敌”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派兵进入了中原腹地,还派海军占领了天津卫!


如果就此停战,吴佩孚几乎可以肯定:已经近在咫尺的菲军必然会先他一步进入京师!这样一来,直系就失去了夺权的“先手”,他发动这次“倒段战争”的目的也很可能在菲军的干涉下横生枝节,甚至有极大的可能会一无所获!如果吴佩孚遵令就地停战,他所预料的事情也果真发生了,会面临着跟菲军正面对垒的严重后果。到了那个时候,他将来就是想要弄上一口“汤”喝,恐怕都不容易了!


想要反抗吗?就他吴佩孚手下的这支连日本人都远远不如的军队,恐怕人家只用一个师就可以轻松搞定他了。据说,人家可是派来了四个师呢!这些军队横扫全国都不是难事,他吴佩孚当然不会去做这样的蠢事,可不想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至于怎样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说难其实也不难。不管怎么说,他和直系集团也还占着正统的名义,要想拿到主动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先一步控制京城。只要他抢先控制住了北京的局势,就在未来的各方谈判中拥有了毫无疑义的主动权!


如果最后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那时候他吴佩孚可就无力回天了。在实力远不如别人的时候,玩儿点儿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小吴同志自认为他的脑袋并不比那些菲律宾的同胞们笨。


所以他此刻只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北京,至于什么狗屁“总统令”,现在他哪儿有心思理会这个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涉及到直系集团利益的关键时刻,“温、良、恭、谦、让”绝对是妇人之仁,那样的蠢事,久经考验的小吴同志是绝对不会做的。沽名钓誉那是大局已定之后的事,等大局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后再给老徐他们道歉好了。到了那时候,还不是他吴佩孚说扁说圆、说什么就是什么吗?这种事情他可见的多了!




相对于直军越来越凌厉的攻势来说,皖军却正好相反:仅在接到了停战的命令之后,有些聪明的皖军将领就已经猜到了皖系的最后结局。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就有人以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和三十旅旅长齐宝善两同志为榜样,并现场学习他们的英明之举、纷纷领着自己手下的士兵向吴佩孚投降。而此时的皖军指挥官徐树诤却对这种叛变行为根本不加任何约束,因为他知道那样做是徒劳的,也根本无法约束!


对于这个时期国内军队里的将领们来说,跟着段祺瑞还是跟着吴佩孚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要新上司能保住他们现有的地位就行,只要他们能给自己带的士兵们发饷就行。更何况,直、皖两军本就是从一个北洋军分裂而来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盘根错节、纠缠不清。除了如小徐同志那样坚决支持老段的少数几个“铁杆儿”之外,其他的人倒也真说不上什么背叛不背叛的。


至于说徐树诤为什么不阻拦,原因就更简单了:那是因为小徐同志现在还不想在这里“壮烈牺牲”,他还想再多活几年呢!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一样残酷的现实。这俗话说“光棍儿不挡财路”,此时的老段自身尚且难保,小徐同志的前途更是堪忧,他要是胆敢阻拦这些将领们自寻生路,只要有人对士兵们稍加“点拨”,弄出一场兵变来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如果小徐同志果真在兵变之中不幸“壮烈”了,那可就真不值了!以小徐的聪明才智,又如何会做这样的蠢事呢?


而吴佩孚就更是个明白人了:他对所有公开或者秘密向他表示要“阵前起义”的师长、旅长们一律承诺:“职位只升不降、饷银只增不减、过去所为既往不咎。”不仅如此,他还表示因时间紧迫,为消除双方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他可以分别同他们以文字的形式秘密“具保”!


吴佩孚为了扩充己方的实力、当然也是为了用最快的速度进入北京城而主动将自己的“把柄”交到了别人的手里,其心不可谓不诚、其度量更是不可谓不大!就连孙嘉诚和段雨生他们俩后来听说这件事之后,也对小吴同志当时的英明决断赞不绝口,连连夸奖他“在关键时刻善于决断,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果真是大将之才也”!


吴佩孚的这些承诺很快让那些本还有些疑虑的“起义者”们安了心,越来越多的皖军部队开始成建制地临阵倒戈。随着投降队伍的不断加入,双方力量的对比开始向直军一方严重倾斜。


一边是斗志昂扬、一边却是兵无战心,直军的进攻越来越顺利,整个战场的形势也对吴佩孚越来越有利了。直军目前的形势正如吴佩孚向曹锟所汇报的那样,是“一派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因此,直军大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快速向北京城推进。


当然了,细心的小吴同志并没忘记不使用电报,而是派传令兵去向曹老头儿汇报的。他还允许(实际上是命令)传令兵们“必须明天早上辰时之后再回来,提前回来的军法从事”——这样做的原因当然也是同样的,因为曹老头儿那里的电报机可没坏!为了把这场假戏演得更真实,小吴同志简直是事无巨细、亲历亲为。


“确实不容易,确实也没少浪费宝贵的脑细胞。”这是孙嘉诚和段雨生他们俩听到这里之后说出的对小吴同志不知道是夸奖还是讽刺的话。就是这段话,让那时候已经“归顺”他们的小吴同志好一番琢磨,结果又让小吴同志浪费了更多的脑细胞。


兵败如山倒,徐树诤的残余部队很快就被吴佩孚全都赶进了北京城里,城外面已经看不到几个皖系的士兵了。前锋部队报告:从望远镜中已经看见了前门那高耸的威严的城楼!听到好消息接连不断地传来,吴佩孚矜持地不段说着“好!好!好!”他的脸简直笑成了一朵花,最明显的表征,就是额头上的抬头纹越来越密集了。


就在他兴高采烈地在心里盘算着进入北京之后他和他的军队该如何接管权利的时候,一行不速之客却从北京城内穿过战场、奇迹般来到了吴佩孚的指挥部!


听到马弁的报告,吴佩孚脸上的抬头纹一下子就全没了:“他们是怎么过来的?难道是飞过来的吗?老子是怎么给前面的那些家伙交代的?如果有人胆敢强行出京就格杀勿论!前方那么多的部队都是死人啊?”可是人已经来了,不见当然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他过马弁递给他的那几张名刺之后!


吴佩孚一边训斥着那个倒霉的马弁,一边拿起了那小子刚才递到他手里的那几张硬纸片。


第一张是烫金的名刺,上面清晰地印着一行刺目的文字:菲律宾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吕斌“拜上”、要求面见“讨贼军总指挥”吴将军。


“还真是想到什么就来什么!”吴佩孚的脑袋里“嗡”了一声:菲律宾政府在这个时候派人来找他,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事了。


“公开得罪这些人更不行,自己以后还要‘混’下去呢!实在不行,也只好再玩儿点儿手段了!”他开始暗自盘算起来。


再犹豫地拿起了下面的一张:徐大总统特命全权代表梁士诒“拜上”、要求面见“讨贼军总指挥”吴将军。


“这个家伙怎么也来了?他可是最怕死的呀!”吴佩孚的脑袋里又“嗡”了一声。


梁士诒何许人也,吴佩孚当然很清楚了:梁士诒,字翼夫,号燕荪,广东佛山白坭岗头村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是北洋的元老重臣,并以善于理财、敛财而得“财神”之名。但是他毕竟是个文人,根本就没上过战场,是出了名的胆小如鼠。


老梁同志的特殊才能早就为求贤若渴的李清部长所的赏识。在“李财神”的特别关照下,他过去拼命协助老袁称帝的丑事得到段雨生他们的“理解”,并为他找了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事件”做为借口。当然了,谁都明白李清这样做是为了利用老梁同志的威望、人脉和那点儿才能。后来“真相”泄露,诸般同仁纷纷对因“身怀绝技”而得到领导赏识的老梁感激莫名,以为他们之所以同时获得原谅是因为老梁求情的结果,把已近垂暮之年的当事人老梁同志给弄得稀里糊涂的。


在得到菲方诸般承诺之后,“老财神”终于焕发了第二春,以52岁的高龄、拼着性命跟随吕斌来见吴佩孚这个“生瓜蛋子”。老梁同志(在利益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之英雄气概,直叫吕斌等小伙子们感叹不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绝对的真理——老头儿也不例外!”,从这时候起,这句话就成了吕斌的口头禅。


再拿起另一张: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鹏特命全权代表傅良佐“拜上”、要求面见“讨贼军总指挥”吴将军。


“又一个难对付的‘老棺材瓤子’!”吴佩孚的脑袋里又“嗡”了一声。


傅良佐何许人也,吴佩孚就更清楚了:傅良佐,字清节,祖籍江西,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乾州,1894年在长沙考入梁启超、熊希龄创办的时务学堂,学校停办后被北洋武备学堂录取。后赴日本留学,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毕业回国后在北洋军供职。1913年出任察哈尔副都统兼多伦蓟榆镇守使,不久任陆军高等军事裁判处长。1916年6月,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时,傅被段提升为陆军部次长,与徐树铮、靳云鹏,曾毓隽同为段的“四大天王”。1917年7月,段第二次任国务总理,为酬报傅平乱有功,授予他“冠威将军”,晋陆军上将军衔。后为选择湖南作进攻西南的前哨阵地,任命傅为湖南督军。1919年段任边防督办,任命傅为参谋长。


那可是老段亲封的“冠威将军”、陆军上将啊,绝对是他吴佩孚的老前辈!别的先不说,就是当年提升他吴佩孚为中将军衔的委任状,都是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签发的!


再往下翻,没了。吴佩孚擦擦脑袋上吓出来的汗,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还算幸运啊,就来了三个!”


他此时做这种感叹并不是没有缘由的:现在的北京城内,不论是在军界还是在政界,比他吴佩孚年纪大的、资格老的、名气响的、官职高的人比比皆是,用北京话来说,那可是“海了去了”!门外这三个“亲爹”就已经快要了他的小命了,真要是再来几个,非把我们可怜的小吴同志给逼疯不可!


可小吴同志毕竟是足智多谋的一代俊杰,他思考了片刻,招手叫过一名心腹跟他咬起了耳朵。只见那名心腹连连点头答应,满脸崇拜的神色。然后,他拿起吴佩孚匆匆为他一笔挥就的手令、从后门悄悄溜了出去。出了门,他就上马直奔前线、向各将领传达总指挥的“秘密指示”去了。


安排妥当之后,吴佩孚立刻调整好情绪,先努力把笑容在脸上挤满了,再照照镜子,又把表情调整了一番,觉得没有破绽了,这才抬腿向外迎了出去。


出了大门,指挥部外面的景象却让吴佩孚第一次产生了震惊的感觉:只见门口停着六辆草绿色的“仿悍马”汽车,每辆车上都架着一挺重机枪,车头上还插着一面醒目的小旗。其中的五辆上插的是菲律宾的龙旗、一辆上竟然还插着一面美国的星条旗!


悍马车的外形本就给人一种强悍的感觉,跟这个时代其它的那些“老爷车”相比当然是强得太多了。号称见多识广的吴佩孚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汽车,立刻就被它的风采给迷住了,禁不住看了一眼又一眼,就跟看美女似的。这家伙很显然是个天生爱车的主儿,要是生在现代,他肯定是个汽车发烧友。


再往那些车的四周看去,大约50名士兵以中间的汽车为中心围成了一个警戒网,笔直地站在那里。知兵的吴佩孚仅从他们的神情和动作上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这些士兵身穿花衣服(迷彩作战服)、头戴套了迷彩伪装罩的钢盔、脚上是翻毛的大头靴子,端着自动步枪、腰里还各插着一把小巧的手枪。他们往那里一站,虽然没人说话,可那股摄人的气势却显露无疑。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吴佩孚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支传说中的队伍。就看人家那装备、那神态、那气势,他这时候才算彻底相信了:日本人败得并不冤枉!再拿人家跟自己的队伍比一比,就看自己的那群警卫眼里露出的那种羡慕的眼神,什么都不用说就已经很清楚了。吴佩孚的这支警卫部队在国内各军中也号称是精锐了,但是跟人家相比就是感觉缺少了点儿什么。


“对,是傲气、是那种俾倪天下、不可一世的傲气!”吴佩孚看着自己的警卫那有些猥琐的神态,终于想明白了其中的差距。可这种神韵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菲军也是经过数次大的胜利,再加上先进的装备和那些未来人刻意的引导,这才有了今天这种气势。吴佩孚现在也只能是羡慕而已,他明白:要想训练出这样的军队,许多条件他根本就不具备,也许永远他都不会具备!


实际上,吕斌一行人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之中穿过并来到这里并不是很困难。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一行人当中每一个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战场上的士兵们可不认识什么“大人物”。这里的关键还是车头插的那几面小旗在起作用!在这个时期,国内的各军阀部队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得罪洋人”!


在国内,任谁都要对现在的“菲律宾人”高看一眼。他们可要比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生番和那些留着仁丹胡子、整天无事生非、看着就让人讨厌的日本矮子受欢迎多了。这“高看”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把日本人打败了、任何洋人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说中国话、给中国人撑腰、为中国人出气,让国人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觉。


尤其是孙中山当了他们的总统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孙中山毕竟是这个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虽然如此,但他们在国内各军阀、政客和百姓的眼里还是不能算真正的“国人”,而是被归入了“洋人”之属。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国内各军阀和现政府出于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意宣传在起作用了。


那些直军官兵一看见“外国车”上插的那几面“外国旗子”,根本就没胆量拦阻他们。至于他们带着的那些武器,他们倒是真没放在眼里。得罪洋人,那可是要引起“外交纠纷”的。多年以来,不管你有理也好、没理也罢,但凡引起“外交纠纷”的人最后的下场无一例外,都是当替罪羊的料——百密总有一疏,这种心理因素,确实是吴佩孚给疏忽了。


对于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吴佩孚也只好自己承受了。他满脸堆笑地把这几位请进了他的指挥部里。还别说,这群人里真还有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一个是美国驻北京的公使维克多·斯克瑞纳,另一个是他的助手。


不过,他们一开始谈话之后吴佩孚才惊讶地发现:他本以为是“主角”的那两位“洋大人”,竟然全都看那个年轻得让人吃惊的吕斌的脸色行事,吕斌说什么,他们俩就附和什么!


这个新发现带给吴佩孚的震动简直是太大了,他羡慕得差一点儿没把哈喇子流出来——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什么时候在洋人面前享受过这种待遇呀!


“天地之别呀!差距呀!这一样都是中国人,你说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作者估计吴佩孚的心里肯定是这样想的。这个时候,他可就恨不得自己也是“菲律宾人”了。




吕斌这一行人的成行其实也不容易。说白了,这支游说队伍是利益妥协之后的产物。


先说其中的成员之一梁士诒,他是代表大总统徐世昌来的。


徐世昌本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并不是军阀。他在前清时代外任总督、内握军机,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成为政治上的一大力量,因其老成望重而为北方泰斗,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是个文人,手中又没有兵权,他当然也就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了。可是正因为如此,徐世昌反而超然于各派的争斗之外,各系军阀任谁也都要给他一个薄面。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漫长的争斗史中,徐世昌也惯以元老身分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而动。这也是段雨生和吕斌之所以为靳云鹏出主意、让段祺瑞去求徐世昌居中调解的根本原因所在。


虽然手中没有兵权,但是徐世昌并不是大家在表面上看到的那个“与世无争”的简单人物。相反,他可是个老狐狸精,更是个玩儿政治游戏的老手、是个“透明的水晶球”。他从上台的那一天起,就从来也没有甘心情愿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


梁士诒和周自齐两人是他的死党,他们把一些相当于清皇朝时期“清流派”的一些文人们组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利用他们在政务和社会舆论上的优势来对抗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们。这支力量并不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利,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上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却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为了拉拢和安抚这支力量,孙中山和张自强这次许给徐世昌的愿可是不小,不仅承诺继续保留他的总统职位,而且还许诺保证他的几个心腹干将的地位。徐世昌看得很明白:如果是曹锟和吴佩孚控制了局势,他们的结局肯定会相当不妙。最起码,他的总统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这个总统的职位,老曹同志朝思暮想地惦记着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事关各人的前途,徐世昌对这次调解任务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的,从他把心腹干将梁士诒派出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傅良佐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了:从表面上看,他是代表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鹏来的。可是他并不是靳云鹏的亲信,他俩之间并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情,更不是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靳云鹏是一个跟任何势力都“有一腿”的特殊人物:他曾经是袁世凯所倚重的心腹,这个资历,也奠定了他在北洋一系中的基础和地位。不仅如此,他还跟奉系首领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和直系首领曹锟是拜把兄弟、跟直系的实力派将领王占元、吴佩孚还有张树元等人都是山东同乡,吴佩孚还曾通电支持过他就任总理一职,他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老好人”一般的人物。


虽然如此,但是就靳云鹏本身而言,他却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力量。不仅是军事力量,就连徐世昌那样的“政治小集团”他都没有。除了人脉之外,他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这也是张自强和段雨声等人如此卖力地支持他继续担任阁魁的真正原因之一。


与其掌握的实力相适应,靳云鹏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就是“和为贵”。他的这个政治主张在无形之中跟张自强他们的“和平统一”政策不谋而合,这也是他获得张自强集团坚决支持的第二个原因。


靳云鹏派傅良佐来参加这次重要的游说行动,并不是表示他不重视,而是他确实没有别的人可以托付。把资历浅的人派出来显然不合适,吴佩孚不买帐那不是白来了吗?可是资历深的那些老家伙们又跟他“肩膀头一般齐”,没人听他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将段祺瑞搬了出来,并把菲方“将来会给老段安排个合适的位置”一事提前给老段露了口风。


皖系本就是段祺瑞为首脑、徐树铮为中心所组成的军事集团,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张敬尧、傅良佐、吴光新等人都是其中的“大将”。要想跟吴佩孚说上话,必须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个才够资格。而要想使唤动这些人,靳云鹏显然没这个能力,最后当然还是由段祺瑞来出面安排。


老段虽然嘴上说的慷慨激昂,但他并不是真的不担心自己未来的命运。当然了,他更不会连这么点儿面子都不给靳云鹏。一听到菲方有这个许诺,再加上这总理还是由靳云鹏来当,老段同志心里也就得到了安慰,他连忙就坡下驴,用“保持稳定亦为段某等之责任”这顶大帽子压在了心不甘、情不愿的傅良佐的脑袋上,同时也给自己找了个冠冕的理由。


至于为什么找上了傅良佐,除了资历等各种客观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在现在京城里的这几头烂蒜之间挑来选去,也只有一个倒霉的老傅还算基本符合全部条件。这样,这次游说行动就有了傅良佐的加入。


而美国政府驻北京公使维克多·斯克瑞纳的加入却完全是菲律宾政府的意思。在美国参议员、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吉米·杰克逊先生的要求下,维克多先生不仅亲自上门找到了吕斌,而且还向他再三表示“根据美国政府的命令,在这件事情上他将坚决‘唯吕主任的马首是瞻’”。其态度之坚决和诚恳,直让吕斌怀疑刘思扬那小子究竟多给了吉米多少好处。


吉米·杰克逊先生当然是按照刘思扬的指示这样做的。只因为刘思扬清楚地知道那些军阀们的心理:他们最怕的,就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拉着美国公使并不是因为他们会起多大作用,除了向小吴同志宣示他们的到来“并非菲律宾政府一家的要求”之外,再就是利用洋人的模样为吕斌充充门面了。


这支由如此众多的“精兵强将”所组成的代表着各方势力的游说队伍所针对的唯一目标,就是这位“讨贼军总指挥”吴大将军,而他们想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促成就地停战、阻止直军进京。


俗话说的好: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对于此刻铁了心就是要“进京”的吴佩孚来说,这几个人今天算是白跑了一趟。


当然了,面子上的功夫吴佩孚还是很认真地做了的:热情、诚恳、谦虚、谨慎、低调,该表现的小吴同志都表现了,该注意的小吴同志也都注意了,可他就是打死也不同意就地停战!



吴佩孚首先向他们解释了“因电报机出现技术故障而未收到停战令”的原因,然后有带着这几位参观了电报机的残骸。对于那机器上面明显的弹孔,吴佩孚以“下属枪械走火所至”的理由,也给予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以各位身份之尊,冒锋镝而折节来见佩孚,吴某深感惶恐啊!但各位所提之事,事关整个战局,请各位允许卑职请示上峰之后,再答复如何?”吴佩孚这样回答傅良佐要他“立即就地停战”的要求。


傅良佐问道:“吴将军所说之‘上峰’,莫非指曹仲珊?”


见吴佩孚点头,他又道:“尝闻‘天无二日’,又云‘国无二主’。傅某只知我民国以徐大总统为尊,徐总统既颁停战之令,而吴将军却抗令不遵,难不成仲珊公与吴将军竟存分裂国家之心否?”


傅老头儿的词锋不可谓不犀利,他的这顶“大帽子”一扣下来,可把吴佩孚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若就此担上“分裂国家”的罪名,那他吴佩孚今后也就不用混下去了!


他连忙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清节公(傅良佐的字是清节)明鉴,卑职万不敢存此悖逆之心!然仲珊公乃吴某之主,如停战此等大事,当有仲珊公之将令吴某方可执行啊!各位千万还请担待则个,万不可陷吴某于不义呀!”


得,皮球儿又踢回来了!他的意思很明确:我吴佩孚要遵的可是曹锟的令,你们说我抗令不遵,那是不公道的!


见傅良佐还要张嘴,吴佩孚连忙抢先说道:“清节公只要讨来仲珊公的一纸手令,卑职如还不下令停战,公即可将佩孚就地正法,以肃军纪!”


你看,他又将了老傅同志一军:想要我停战并不难,你们去保定拿老曹的手令来吧!


傅良佐看了为首的吕斌一眼,颓然坐下。他算是被小吴同志给彻底“打停电”了:真要等到他去保定向曹锟讨来将令,即使老曹给他面子,等他回来的时候恐怕黄花菜都凉了、小吴的军队也早就进了北京了!


接下来,就轮到梁士诒发言了:“老朽乃一介寒儒,本不懂兵事。但某深知:兵者乃凶器也,故圣人尝言兵凶而战危者也。如将军因一念之差而至京师重地受刀兵之祸,对内,将军必招致国人之怨怼;对外,将军必授之友邦以笑柄,徒令民国之颜面蒙羞!诚如此,则君子不为也!老朽虽书生意气,但此番言语盖皆出自老朽之本心,望将军以天下之苍生为念、以国家之体面为虑,慎重思之!”


看来,进士及第的梁士诒是想用“大义”来感化“中毒已深”的小吴同志。可惜的是:小吴同志对他这一套说辞根本就没听进去!


“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家伙,竟还有脸在这里跟老子讲什么大道理!”吴佩孚在心里忿忿地想着。这也难怪年轻的小吴同志(是年45岁高龄的吴佩孚已经不算年轻了,演义而已,还请各位不用认真)这样想,这个梁士诒可是有前科的,这个人多次助纣为虐,所以名声很差。


民国元年(1912年)初,他参与了力逼清帝退位、协助袁世凯取得了政权;民国2年(1913年)9月,他组织了公民党、胁迫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民国4年(1915年)8月,他及其粤系集团大力支持帝制活动、积极为袁世凯策动实行帝制;次年6月袁氏病死后,梁士诒被列为帝制祸首被黎元洪下令通缉,因而避走香港;民国6年(1917年)7月,此老不甘寂寞,又于香港分别致电唐绍仪、叶恭绰、陆荣廷等人,劝请张勋复辟。由此可见,他老梁这个清皇朝的进士对帝制还真不是一般的留恋:只要有人称帝,他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坚决支持!


吴佩孚心里虽然这样想,但是脸上可绝对不敢露出来一星半点儿来。至于真实的原因,则是此时民国的财政大权仍然把持在这位老进士的手里。他和直系要想以后还要在京师混下去,他们就得罪不起梁士诒,除非他不想要钱花了!


这里可以用当年香港《字林西报》上发表的一篇专稿来说明梁的理财能力:“......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


梁士诒的理财能力是那个时期的任何人也无法超越的,这从以下事实就可以看出来:民国7年(1918年)2月梁士诒获得特赦之后,6月即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是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与人集资120万元创办戊通公司,组织船队航行于松花江和黑龙江及办理渔业,撰《中国铁业计划书》以开发矿山、振兴实业;民国8年~9年(1919年~1920年),他为维护中国利益,极力反对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建议;民国9年2月,他创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3月,他再任国内公债局总裁......


抛开其政治行为不谈,梁士诒不仅是个做实事的人,而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政策吃得非常透彻,在处理各种国际关系(当然是跟钱有关)的时候总能游刃有余。这种能力,是学识、应变力和经验的综合体,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了的。


而要想管理好一个国家,关键是要管理好国家的“钱袋子”。这一点,来自后世的这些人当然比任何人都看得明白,而梁士诒无疑是国内硕果仅存的一个管理财政和金融的大才,否则李清和段雨生也就不会把他当成重点拉拢的对象了......



吴佩孚打起精神,谨慎应对着这位得罪不起的老财神:“小子虽不才,然万不敢在京师重地放肆。暨发兵之初,小子即再三严令部下‘万不可在京师重地造次、违者即行军法’!小子恭为民国之普通一员尔,凡事必当以国家之体面为重,万不敢做出有损国体之事来,更不敢轻取京师一人性命、一文铜钱!请燕荪先生但放宽心,也请各友邦人士但放宽心。”他也对克多·斯克瑞纳和吕斌谦恭地表达着诚意。


梁士诒一见自己的责难也被这小子以言语轻易化解,遂叹息一声说道:“老朽尝闻‘刚则易折’。吴将军若果真如此执着,则祸事不远矣!忠言逆耳,老朽言尽于此,勿为言之不语也!”


吴佩孚一听:好嘛,这老家伙劝说不成,竟然还威胁上老子了!


可他脸上露出的却是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嘴皮子就更甜了:“燕荪先生乃金玉良言,佩孚受教了。然大丈夫处世,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也。小子身受仲珊公知遇之恩,虽粉身碎骨亦难报其大恩于万一。如果真如燕荪先生所言,乃小子命该如此,绝不怨怼他人尔!”


吴佩孚的这番话说得慷慨悲壮,还借机表达了他对老曹的“忠贞”,更把梁士诒的威胁之言连消带打地化解得滴水不漏。梁士诒一听:得!人家连死都不怕了,那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劝下去了。


他又叹息了一声,右手无奈地抚摩着自己秃脑袋上的那几根硕果仅存的头发,闭口不言了。


“啪!啪!啪!”吕斌不禁为吴佩孚的精彩对白鼓起掌来。而他的这种孟浪行为显然并不适合这里的气氛,把吴佩孚和其他人弄得莫名其糊涂,都用茫然的眼神看着他。


而吕斌却丝毫不以为意:“精彩,太精彩了!子玉兄真是好辩才呀,今天算是让吕某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吴佩孚摸不准吕斌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褒,还是贬?他只好不措眼珠儿地看着这位主角,静等他的下文。


吕斌则不管不顾地继续说道:“子玉兄比吕某的年龄大得多,吕某托大,就称呼将军一声‘老兄’,如何?”


吴佩孚连忙下意识地回答道:“不敢,不敢!吕先生言重了,应该是吴某高攀了才对。”


吕斌哈哈一笑:“子玉兄可真是太会说话了!既然老兄不怪,那我可就直言不讳了!方才两位老前辈已经把我们此行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吕某也就不再重复了。我现在只想对你老兄说明几件事,然后子玉兄再仔细掂量、决定下面的行止,如何?”


吴佩孚应声说道:“吕先生请讲当面,佩孚愿闻其详,洗耳恭听!”


吕斌戏谑道:“这个耳朵嘛,子玉兄就不用洗了,那多麻烦呐!老兄你只管听着就行了!”大家哈哈一笑,本来很严肃的气氛也随着轻松下来。


“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兵’的。这里在坐的都是明白人,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就实话实说吧!就在两天前,我军全歼了日本山东驻军一个师团,把日寇从中国大地上彻底赶了出去。日军剩余的两个联队也在杨村一带被我军包围,他们插翅难飞、下场已定,没有什么悬念了。子玉兄乃知兵之人,我今天既然在这里把这些事实说了出来,就是想让老兄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我军真想先你一步进北京城的话,你拦得住吗?”吕斌问道。


吴佩孚的脑袋上不禁冒出了冷汗:确实,只要他们提前几天派一个师从天津登陆、直奔京城,恐怕任谁也拦不住他们!


吕斌没有等他回答,而是继续说道:“老兄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进京的原因吗?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告诉你,那就是:我军的使命是驱逐外寇而不是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绝对不向自己的同胞开枪!你也许认为我们是在唱高调,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以下的事实:在福建,我军仅用两天,就消灭了日军第十师团两万四千余人;在辽东,我军前后只用了五天时间,又全歼了日本第二军两个师团的5万余人、日本关东军的一万五千余人;在山东,日军驻扎在那里的第十一师团的两万八千余人更是一个也没有跑掉!虽然我们消灭了日本军队十余万人,但是我们至今却没对国内的任何军队开过一枪!说到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还是那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虽然这几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些具体数字并没有公开过,这里的人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具体的数字。号称亚洲第一的日本陆军,竟然被菲律宾军队消灭了十多万!这个惊人的数字不要说是对吴佩孚和傅良佐这样的专业军人,就是对梁士诒这样的文人所产生的效果也是震撼性的!


“如果这支强悍的军队真要占领全中国的话,恐怕任谁也对他们无可奈何了!”这是吴佩孚和傅良佐等人同时在脑海里冒出的念头。


“我中华民族是个有大智慧的伟大的民族。当年两晋时期的曹植就曾说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样充满着大智慧的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相信在坐的各位要比吕某人明白。可是各位请想一想:自民国至今,国内哪支军队曾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向在中国横行的外国人开过枪?历次战争,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极少数人的所谓统治权,说白了,就是为了某些人继续在中国当皇帝而浪费百姓的金钱和生命!不论他的理由多么冠冕,可本质却没有任何变化!过去的历次战争如是,现在的这场战争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内战又对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就是糜费金钱,第二是耗费民力,第三是间接养肥了外国人!就是他们国家里的那些军火商们!”


吕斌的话说得太直接,也太尖刻了。可是摄于对方的身份和实力,吴佩孚就是再生气,也只有乖乖听着的份。


说到这里,他用手一指维克多·斯克瑞纳。而维克多先生却毫无尴尬的神色,更没有吴佩孚等人所担心的恼怒,他反而接口附和道:“驴现绳缩眼鸡屎(吕先生所言极是)。”


吕斌笑骂道:“得了得了,还是让你的翻译说吧!口条儿都捋不直,鸡屎,还狗屎呢!”大家都会心地一笑,也冲淡了吴佩孚尴尬的心情。


维克多·斯克瑞纳却对吕斌的话没有丝毫恼怒。在他看来,只有真正的朋友之间谈话才可以这样随便。做为他的顶头上司的朋友,他当然也非常希望吕斌把他当朋友了:“驴现绳摸拐(吕先生莫怪),卧的钟过华说得不耗(我的中国话说的不好)。”说到这里,他羞涩地扭捏起来,大概是对自己中国话没精通感到有些难过。吕斌连忙冲他摆了摆手,示意这小子别再添乱了。


然后他拿起桌子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继续说道:“也许我刚才的话说得太直白了,但是事实如此,遮遮掩掩的也没什么意思。对于内战的危害,管钱的梁老先生可能体会得更多一些。战争期间,国家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建设。没有工业基础、没有经济实力,国家的整体实力也就上不去。而国家越虚弱,别人就越欺负我们!”对吕斌的这番话吴佩孚倒是没有意见,其实他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梁士诒却接口说道:“是啊是啊,确实如此啊!吕先生方才所讲,皆是诛心之言啊!老朽惭愧。”


吕斌却说道:“其实,这个结局跟各位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论各位的政治主张有多大的差异,可我们都是中国人,每个人心中都存着让国家富强的愿望,对吧?从实际情况上来看,中国想要富强起来,统一是第一步。没有统一的政令、没有统一的军队,任何人的强国梦都是空中楼阁。但是这里却有一个问,就是中国由谁来统一,是吧?”


吴佩孚点头说道:“先生所言极是。”


吕斌继续说道:“在子玉兄看来,段总理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卖国,由仲珊公来当这个家可能更好一点儿。而在清节公的眼里可能得出的恰好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梁老先生呢?可能认为中国要是弄个皇帝出来要更好一些,毕竟皇朝了这么多年嘛!”


吴佩孚和傅良佐一副“心有萋萋焉”的样子,而梁士诒却是满脸尴尬,他连连摇头道:“老朽已经觉悟了,万不敢再做皇朝之想。”


吕斌笑着说道:“其实有这种想法也不是什么罪过,如果碰到个英明的皇帝,富国强兵还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梁老先生可以想想:在中国历史中的那些皇帝里面,究竟有几个是真正的尧舜之君?绝大多数都是祸国殃民的庸才!所以,这种‘家天下’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再继续往后想下去,不论是谁来当这个家,如果他无法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足、不受别人欺负这个理想的话,那他显然就是不称职的。直白地说,要想实现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共同心愿,关键就是国家的领导者要自强起来:工业要领先、技术要先进、管理国家要科学、经济实力要年年提高,军队更要有保卫国土不被外人侵略的战斗力。那么,你们认为谁能满足这些条件呢?”


吴佩孚心说:“除了你们还能有谁?可你小子休想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三个人都默契地沉默着,谁也不开口。


吕斌哈哈一笑道:“好了,既然大家都不肯说,那就算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估计子玉兄的部队也该进了北京城了吧?”


吴佩孚尴尬地一笑,没接他的话茬。


吕斌却站了起来,说道:“目的没有达到,我们也该走了。子玉兄,不如大家做个伴,乘车一起进京,怎么样?别的我还不敢夸口,我们自己生产的汽车那可绝对是好东西呀,连美国人都想买我们的专利呢!怎么样,一起试试?”


吴佩孚连忙摆手:“佩孚军务在身,确实不便。改日一定专程叨扰吕贤弟!”他其实是怕吕斌顺便把他给挟持了。


吕斌一边向外走,一边跟吴佩孚咬起了耳朵:“北京并不是老兄等的久留之地,现在进去容易,日后再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告诉老兄一句实话:咱们当兵的,谁也不是善男信女!知道跟我们做对是什么后果吗?第一,英国和美国不会再贷给你一文钱,第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再给你们提供军火,有钱你们也买不到!这第三嘛,我看你老兄是顾头不顾腚,光顾着进北京了,却忘了高阳和保定!”


说完,他已经抬腿跨上了汽车。


然后,他又想起了什么,从车上又下来一步,对正在消化他刚才的话的吴佩孚悄声说道:“我们的孙嘉诚将军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非常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有一天会成为他的战友!”


吴佩孚呆呆地看着车队轰鸣着开出了他的指挥部,脑子里却乱成了一团麻。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怀疑:强行进京之后,在前面等待他和曹锟的,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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