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克格勃全史-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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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本电报: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


“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


“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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