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船北马”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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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船北马”说起

一、概说


谚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地缘广大的中国使居住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各有其迥异的文化特征。民间谚语作为各民族的口承文化


形式,记录了各地方风土人情,汇聚了久远传承下来的社会生活中的伦常法度、信仰观念等,民间谚语所反映的民俗事象,构成了不同民族社


会形态的独特类型,谚语是人们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言简而意丰,对民俗而言极有研究价值。古谚“南船北马”源于何时无从考证,但早


在西汉时期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已经有了“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谚语,“南船北马”简洁生动地描述


了南北民族极有特色的交通运输民俗,本文以此为话题,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探讨南方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通民俗之异同,总结二者在


交通民俗方面的特点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不同文化心态。


二、船马在各自群体中的重要地位


1、生产中的交通工具


交通运输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但受到生产状况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生产内容和生产形式不同,交通运输


民俗也不相同。


我国地貌的两大分疆——河谷与草原,界定了南方农耕民族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区域。从历史上看,我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主要在


黄河流域,逐渐向南扩展到荆楚、吴越、巴属,跨五岭直达南海。


我国南方各民族的地理位置多江河湖海,古人的交通往来主要靠河海提供舟楫之便,船的产生由来已久,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生产工具和交


通工具之一。《周易·系辞》记载黄帝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是指在一条木头上挖槽形成的独木舟,这是最初的


舟,到商代时期在甲骨文中可以见到船的形象,甲骨文中有大量的象形文字,舟字也是象形,写为“”等,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象形舟字“”。


由此可知,最迟在商代前期,船已是人们常用的水上工具了。后来则是用木板造船,船越来越大,是南方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


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了六只木浆,这六只木浆做工细致,有柄部和叶部,说明当时南方吴越的先民不


仅用船普遍,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的造船水平。


在南方水乡,船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工具,靠它渔猎而食,运输代步。《吴越春秋》中形容吴越之人“以船为家,以辑为马”。《春秋大事


表》则说吴人“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由此可知船在古南方民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以船为重要生活资料的南方民族,在死后,以船为棺或埋入地下,或放置在陡立的岩壁洞穴中,其船型葬具叫做悬棺。悬棺葬曾广泛流行


与我国古代南方地区,遍及川、黔、滇、湘、鄂、粤、赣、闵、台等省区,关于悬棺葬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明朝徐霞客在《


游武夷山日记》中写道:“大藏峰碧立千仞,崖端穴数孔,乱插木板如机杼,一小舟斜架穴口木上,号曰架壑舟。”“小藏峰又有小船二只,


架于横木之上,岁久不坏,乃曰仙船岩。”在四川巴县的河谷地带有不少船棺平地埋葬,棺材形状如船,独木,上削去小半,使之略成半圆形


,底部也稍微削平,以作船底,两端由底部向上斜消,使其跷起如船的两头。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先生调查,黔东南一些苗族深山地区至


今仍有船棺葬法。


“南人驾船,北人骑马”。在湖北谚语中,南方农耕民族的船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同为交通工具而并题相论说明船马的同等重要性。


生活在千里草原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形成以畜力驮拉物品,以及骑马、骑驴等交通民俗。但在所有的畜群中马占有最高位置,不仅是主要


的代步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蒙古牧民不论是走亲访友、迁徙移场,还是狩猎放牧都离不开马,马是一切财富中的主要财富


。在蒙古族谚语中,马占有很大的比重。


蒙古族的养马业非常发达,很早就重视对马的匹的放牧管理,繁殖饲养,蒙古马曾为世界名马,是蒙古族长期精心培育的优良马种。“木


匠爱锯,蒙古族爱马”,马是蒙古族人民的骄傲,在蒙古民族眼中具有功利和审美的双重价值,牧民心目中的马同勇猛、矫健、昂扬、潇洒、


忠义、赤诚等审美意象紧密相连,对马的衷爱胜于自己的儿女:“愚蠢人夸自己儿女,聪明人夸草原良骥”。蒙古族爱马夸马,在《蒙古马赞


》中⑴,赞美之辞用到极至,赞词中蒙古民众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描绘了心中完美的伙伴。


蒙古族生前与马朝夕相伴,死后还要把爱马的鞍辔一同安葬,凡死者“则在墓旁以及爱马备具鞍鞯,并器具弓矢殉之,以供死者彼世之用


。”⑵“宰杀驼,马殉葬,以为盘缠。”⑶这一习俗在蒙古史籍里和考古挖掘的实物中多有证实。


这种以船为棺,用马殉葬的习俗产生,是因为南方民族生活中离不开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中少不了马,都生活中的必须之物,生时不可


缺,死后亦不可无。马克思曾论述过随葬品产生的由来及意义,他说:古人往往把“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埋葬到墓


坑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⑷这种葬式表达了人与船马相依的意念。由此可见作为交通工具的马和船在南北民族各自群体中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


2生活中的娱乐工具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活的日趋丰富,对交通工具也提出可越来越高的要求,交通运输的目的,也从生产扩大到了娱乐、军事等领


域。


赛龙舟和赛马是南北两地不同民族各自喜爱的娱乐活动。南方民族常年驶船在水上逐浪,北方民族终日骑马在草原驰骋,单调的生活都需


要调剂与点缀,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适应的娱乐活动赛龙舟和赛马应运而生。那种充满热烈的情感体验与情绪宣泄的方式构成南北民族不


同的审美动态形式。这种娱乐功能对于人们体魄的锻炼、人格的塑造、坚强勇敢的意志力的形成、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是其他民俗文化事象难


以替代的。


我国南方龙舟竞渡习俗普遍,但对于赛龙舟的起源各地所传说的意义不同:越地说为了纪念复仇雪恨的越王勾践;吴地则是为了纪念开国拓


地的忠臣吴子胥;云南白族说的为了纪念杀蟒英雄段赤诚;贵州苗族传说是为了纪念杀死恶龙的英雄够保等等,而影响最为深远和广大的要算


纪念楚地爱国诗人屈原的说法了。据宋檩的《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


,谓之飞凫,一自为水军,一自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但从唐代开始,龙舟竞渡不单是为了纪念屈原,主要变成了争夺冠军的


一项体育活动。据《古今图书集成》引《南唐书》载:“每年端午竞渡时由官府赏给彩缎,两两较其迟速以定胜负,如夺得锦标者,加赏银碗


一双,称为打标。”这种夺标方式与现在的竞渡极为相似,在湖北龙舟竞渡时,为了裁决名次,人们在终点插一根竹竿上绑上一面锦旗,称做


“锦标”。谁能最先夺得锦标,就获得冠军。湖北有谚云:“城隍庙,砖岸高,五月端午看抢标”。但是在屈原故里湖北的姊归县,赛龙舟仍


然带有浓厚的纪念屈原的感情色彩,赛龙舟从南岸屈原祠开始,直到北岸屈原投江之地结束,一马当先的龙舟代表着已将屈原的灵魂接回故里



龙舟竞渡在南方农村置根甚深,因为它反映了农民的愿望,符合农民的要求,体现农民的欢乐。农业劳动和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使农耕区


老百姓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赛龙舟的目的是祈求龙神保佑,农业丰收,这一愿望支持了赛龙舟的千年流盛行不衰。赛龙舟虽以祈丰收为


目的,而实际上是农村的娱乐活动,是农闲时的娱乐,并不局限于端午这一天。农闲时尽情欢乐,欢乐之后又投于紧张的劳动中,争取农业丰


收,年年都能得到这样的欢乐。如此调节生产秩序才是丰收的保证。


“赛马途上知骏马,摔跤场内识好汉”。蒙古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历来就很重视和热爱体育活动。在古代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必须要有


强壮的体魄、高超的武艺、坚强的毅力,才能担负起繁重的牧业生产和参与内外战争,古代的游牧民族就是以马上武功的压倒优势而挺进中原


的。生存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使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适于增长体力和技能的体育锻炼项目,赛马、射箭、摔跤是蒙古族男子汉必须具备的


三项技能。




赛马分为赛走马和跑马。赛走马路程比较短,主要比赛稳健、快速、美观的对侧步伐,多为女子和老年人参加,“蒙人尝于每岁四月交``````


青年女子,各选善走名马,集于约定之处。近者三、四里,待命胜负斗”。⑸跑马,主要比赛速度、耐力、规定赛程,先到达终点者为优胜。


蒙古族儿童在五六岁时就学习骑马,《蒙古秘史》中有关于家庭专为小儿备有“弛马之所”的记载,所以十岁左右便能参加赛马,能在精


悍的马上不装鞍,自由驾驭。传统蒙古式赛奔马都不备马鞍,这样可以考验一个骑士的真本领,马也不受束缚,能加快速度,比赛获胜者能得


到很大荣誉,赛马也身价百倍。所以蒙古族极为重视赛马的挑选,参赛的马大多身瘦有神,耳如竹削,但是“是不是黄金一见火就知道,是不


是骏马跑一趟便明了。”蒙古牧民驭马之法甚巧,蒙谚道:“逮野禽要靠智谋,驯烈马要靠套杆”,野生悍马,一经其驭,就变为驯服之良马


。选中参加比赛的马,赛前还要由有经验的驯马手对马进行二十天左右的精心调教,按时吊拴,控制饮食,还有人和马紧密配合的练习。“要


看小伙子能耐如何,先看他骑的马匹;要看大姑娘本事如何,先看她缝的衣裳”。一匹好马是牧人的一大骄傲,一个好的驯马手,是众人仰慕


的英雄。


3战争中的重要工具


马和船用于战争,古往今来南北各地皆有。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在战争中的威力,却是所向无敌,气吞山河,让世界历史记下了永不


磨灭的一章。


蒙古谚语道“在飞翔中识别雄鹰,在奔驰中识别骏马,在疆场上识别勇士”。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路直到中亚细亚是一片大草原,这对游


牧民族来说是可以驰骋无阻的广场,游骑飘忽,有来有去,牧场争夺,你占我走,长期的内战中,彼此都惯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兵法,“


来如天坠,去如电逝”,“急行如风,侵略如犬”。哪个部落强大了就统治其他部落。


辽阔的草原,发达的畜牧业,骁勇剽悍的民族,孕育出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这只队伍一人数骑,风餐露宿,具


有极强的战斗力,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少胜多,纵横驰骋于欧亚两洲,席卷了半个世界,号称“蒙古旋风”



蒙古民族的军事伟业,与马分不开,马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是组建骑兵的最基本的装备。蒙古马由于调教得法,形成了体质粗壮结


实,头较粗重,胸阔,身长,腿短,关节、肌腱发达的特征。蒙古马的放牧、狩猎等均奔驰在广阔的草原上,这驯养了蒙古马的高速、敏捷、


耐力强等特点,这些马善于在停止时转为快跑,在急弛中停住,迅速转弯和灵敏地超越障碍,非常适合在草原、平原、沙漠地带作战,为蒙古


民族征服世界立下汗马功劳。


在疆场上立功,曾以血汗和生命守土实边的战马,被蒙古族人放生,并封为“神马”,它披挂飘拂的彩带在草原上漫游,没有人敢去捕捉


它、骑乘它,因为它以被人奉为神物。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八百室中就有一室专门祭祀“温都根查干”(比喻象鸡蛋一样洁白的骏马),这匹马


是成吉思汗曾祭奠过的苍天赐予的神马。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就生动的描述了成吉思汗与骏马相互依存的关


系,再现了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由此可见马在蒙古族心中的崇高地位。


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舟楫,和马一样,也直接用于历代战争。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吴国的战船是当时最有名的,有“楼船


”、“突冒”、“三翼”等多种舰艇,吴国就是凭借这些战船先后在汉水和太湖大败楚、越两国。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国时,所用战


船就有300艘之多,《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勾践伐吴``````死士八千,戈船三百艘”。而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组织过一只能


运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说明当时造船技术的发达。


我国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是水上用船创造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汉末年,曹操为统一中国带领号称八十万的军队,分


水陆两军南下消灭孙权、刘备势力,东吴孙权与蜀汉刘备相联合以五万人的联军,利用曹兵远来疲惫,不习水战等弱点,采用了黄盖计策,诈


降,然后用船只装载了洒了油的枯柴,上盖帐篷,在诸葛亮“借”来东风之时,船顺风驶入敌营,熊熊燃烧大火的战船,顺风箭一般的直射敌


营,烧毁了曹军用铁链联结的“连环战船”,使之全军覆没。这一仗对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这场战斗中,小战船“蒙冲”和大


战舰“斗舰”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亚于“汗马功劳”的。


三船与马反映出南北民族的文化心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功能及内在的因果关系,人以自然环境为生存条件,以自然资源为条件进行创造与


文明、促进文化的演进;环境通过文化创造满足人的欲求,影响文化形貌和文化性格的形成,使不同民族心态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南方农耕


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两种基因是在不同背景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化,两者的差异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南方有关


船和北方有关马的谚语也从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南北民族的文化心态。


南方农耕民族的生活环境河湖密布,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农耕地带,生活的地理环境的自然优越性很容易产生快乐、满足感,


产生执着的乡土意识和热爱祖国、热爱家园的民族意识,期望生活环境安定,反感战争,决不轻易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土地,所以“船望风


静,人望国安”。


农耕民族从事农业劳作,聚族而居,形成了一种以土地和家族血缘为向心的凝聚力,家族观念极强,家族是缩小了的国家,而国家也正是


这种放大了的家族,这种“家国一体”的模式,一国之君和一家之主就象船上的舵一样重要:“船载千斤,掌舵一人”;国家的安定要靠明君


治理:“船歪舵不灵,国乱主不正”;家庭的兴旺要靠家主的打理:“船无舵不行,家无主不兴”。家主在家族中君临一切,而君主则是国民


的严父,言出即圣旨。这种农耕民族独特的家族民俗,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人格,甚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农耕民族由于小生产者势单力薄,他们有一种自然的依赖性,由于小生产者的自给自足,彼此隔离,同外界缺乏沟通,一般是“各扯各的


帆,各行各的船”。在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下,人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培养出了人们普遍的安分守己的无为美德,注重谦卑的德行修养


,崇尚中庸,处世圆滑,“船到弯处须转弯”,“人不弯路弯,船不弯水弯”。性格懦弱,大多数情况下是消极地忍耐。“胸中天地宽,常有


渡人船”,船在人们心目中充当了息事宁人的载体,“和好一个人一条船,得罪一个人一堵墙”,“帮人帮到底,渡船渡到岸”。宽容、平和


的气质,使农耕民族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的是讲究平等公证,而不是象游牧民族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与尚农、务实的农耕民族文化心态不同,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尚武、豪放著称与世,它的生活方式、民情习风和心理素质富于苍劲雄健的气


势。长期的游牧生活,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养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文化类型和风俗习惯,他们生活简易、民风淳朴、眼界


开阔,思维灵敏,流动而不僵滞,变化而不呆板,形成了发展的流动的思维特点,影响着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


黑格尔认为生活在高地和宽广草原上的人们,他们的财产不在于固定的土地,而在于随他们一同漂泊的畜群,这也决定了高原人的好客、


冲动的民族性格。他说“蒙古人用马乳做饮料,所以马匹是他们做战的利器,也是他们营养的食品,他们大家长制的生活方式虽然如此,但是


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下,使激发为对外的活”。⑹


能战善斗的蒙古族强健、勇猛,“生格子马,用缰绳拴驯;顽固敌人,用斗争制服”,认为在战场上最能体现男子汉的气概:“鞍子的质


量,驯生格子时方知道;男子的能耐,对敌斗争中能看出”,在精神上压倒一切,以一当十:“鞍具结实,不惧烈马;意志坚强,不畏劲敌”


。这种强健、勇猛的人生风范,宽阔壮美的内心世界,充满活力的主宰世界的气质,使人们感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生命的博大与坚强,焕发着


金戈铁马式的阳刚之美。


注释:


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第一分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版


⑵《多桑蒙古史》上册(瑞典)多桑普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⑶《蒙古源流》卷7萨囊彻辰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⑷《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⑸《清稗类抄·风俗类》徐珂著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⑹《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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