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地理学 转 二 完

第十章 冲突地带和战争谣传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 《孙子·虚实篇 第六》

当哈克特将军及其北约的将军和顾问们为其虚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设想一个爆发点时,他们选择了南非。他们对1985年世界形势的估价同1977年见到的一样,仍然是伊朗国王牢固地统治着伊朗。在该书出版的鸣谢和后来的译本中,哈克特重申了这一教训,即能够很有把握地作出的唯一预测是决不会发生完全如他们预料的那种事情,尽管有可能发生。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依靠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情报工作也未能在1979年预见到伊朗的事态发展,实际上他们手头掌握的关于当时形势的可靠情报理应足以使他们从军事观点讨论各事件中地理情况的前景时采取谦恭的正确态度。关系重大的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人们在凭机会就能改变竞赛中力量均势的领域里所作的不可逆转的决定得到了执行,这种竞赛诱惑力很大,可以让人冒险去孤注一掷。事件中所包含的内在不确定性、人作决定时的错综复杂的推理方法(由于它而不能彻底明白过去所作的选择,更不要说未来的选择了)、以及总是无法预见国防事务中出现的困难,这些都是防止看问题过于简单化的有效方法。我们所对的迥然不同的可能前景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测到将会出现哪一种。我们实在不知道最近发生的或久远以前发生的事件,更无法精确地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改进可用情报的数质量和提高搜集情报并将其变为作战情报的速度来减少的。可是,未来事件的进程显示出纷繁的前景,这些前景虽然受某种有约束力的可能性法则的限制,但在某些方面却是丝毫不受约束的,因此,其本质我们必然是看不清的。不管进行多少分析和推理都不会将这种前景的数量减少到可控制的水平。所以,为未来做准备应当是为进行一次汹涌翻腾的航行做准备。按预期将在已详细绘制了海图的平静海上堂而皇之地前进那样来安排事宜,将会招致灾难。特别是借某种过分简单的图示或地缘政治关系的概念把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态势搞得一成不变,那就会切断许多通往可接受的未来世界局势的途径。由于思想上对世界面貌的认识不足而引起的僵化和大而化之的对策,很容易导致走上相互毁灭的危途。

战争的种类

人类激烈的冲突有多种多样。要懂得与冲突有关的地理学应首先确定某些表示战争爆发特征的战争种类,赋予战争类型的名称即使不是故意的话也充满了情感和联想上的道义上的含义。“圣战”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战争”被应用于最反动的运动所进行的战斗。“游击战”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民众的十字军远征,对另一些人则是可鄙的无政府状态和懦弱。“核战争”的锋芒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根据敌对的科学权威集团的专门知识来决定。表示在大英帝国和美国全面胜利的“世界大战”,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是人类反对邪恶的最高表示。对某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英雄,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单枪匹马敢闯入别人的领域,坐着飞机带上炸弹并把它投下去,这样做显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不然就是大脑不健全。核战略中使用的社会灭绝的威胁,大概会引起比个别暴行更大的恐怖。如果你要调查一件罪行,那么,一开始就把一些人的罪恶称为善行,那是令人迷惑的。

战争的叫法实际上就是把对地理范围的说明与政治和社会方面相关的事情以及所使用的各种地形和战术混合起来。游击战涉及各种战术,城市战涉及地形,世界大战涉及地理规模,国内战争涉及政治界限。这些名称常常是不加区别地和不准确地加以应用。从个别的政治暴力行动到精锐兵团的精确机动,什么都被说成是游击战。国内战争有些是整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间的斗争,而其它的则是地区利益间的战斗。按照南部邦联支持者的观点,美国国内战争并不是国内的,因为它不是想争取掌管中央政府。常常是若干原因相互交迭在一起。

为了用某种可能使我们对战争起因与本质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分清各种战争,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处在三维空间之中,其社会、政治和地理特征是可能变化的。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可以把有关的社会因素用刻度来表示。在标尺的最低一端,总是个人或小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而搞的暴力行动,通常称为恐怖主义。然而,在人类历史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家族大概是基本的战斗单位。这不单单是指为了土地或荣誉而发生的争执。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无论普罗沃的正规组织或北爱尔兰防务联盟是什么样子,在直接寄予行动的少数派中有关的基本单位显然是家族。家族以外的各种社会类别未必成妥贴排列的等级。社会阶级和种族或宗教团体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有互相联系的,使一个社会阶层里包括了某个具体独立种族阶层的所有人,以经济或以感情为基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能涉及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混同,1917年以后的年代俄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种族团体之间的战争可能打破阶级的阵线,就象北爱尔兰发生的事一样。另一方面,种族身分和宗教信仰可能同经济地位有密切联系,如同拉丁美洲印迪奥人和策迪诺人或黑白混血人之间的战斗,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庄园中的情况那样。签于这种潜在的复杂性,所以表示战斗员身分的社会等级应当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允许有联合阶级。等级的次序不一定意味着相互的次第关系是这样的:每个较广大的阶层包含着前面各阶层的一些有限的分阶层。在这种局面中,我们把实际的空间限制再加上去,情况就变得更明显了。假如我们使用“派系”利益团体这个术语划分小于国家的区域内某种社会统一感,那么很显然,这种认为是属于国家一部分的感觉就可能超出阶级、种族、宗教信徒,甚至家族的界限,就象美国国内战争中各州之间的情况一样。在派系的范围之外,我们感到了最主要的一种身分,这种身分在过去二百年期间曾经使人们相互斗争,这就是民族。在我们的社会尺度中比民族范围更为广大的可能是文化领域,它用一套共同的品格和传统习俗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不一定表明联合和联盟可能采用的形式。同类的国家经常被卷入争夺彼此的资源、领土和权力。联盟常常超出传统的文化界限。奥林奇派(奥兰治)的威廉在博伊恩打败了詹姆斯二世及其信奉天主教的追随者,这一胜利成了新教教徒战胜罗马天主教徒的象征,而威廉那时却同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结盟反对法国的主张,这是对历史的一个嘲弄。目前各伊斯兰国家采用的联合形式呈现出文化领域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种阶层划分图的政治轴心显然必定是从低于民族国家一级开始的,某个集团试图打倒执政当局,冲突由此而起。在这种州内一级的政治机构上面,我们应该加上一个跨国的阶级,表明还存在着某个追求权力的团体的组织系统超出国家范围的情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的战争种类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战。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一些国家是超民族的,例如联合王国和苏联。把民族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以赢得忠心,这还是比较新的一种方针,基本上是从法国革命才开始的。然而,民族国家很少单独进行战争。它们通常与盟国一起,企图从翼侧攻击或包围敌人。这种互相结盟的战争,是目前对我们生存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战争中,偏执狂达到狂热的程度,主权和责任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作战或介入战争的地理范围,即我们所说的第三维,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地区、地区之间、大陆、洲际、直至全球,任何一种冲突都可能在地理范围上进行升级,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进去,从而增加大部分文明国家毁于核灾难的危险。目前,大国的策略是,试图设法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而把任何实际战斗控制在可能减少逐步升级前景的最狭窄的地理界限内。可是,战争升级的威胁,已成为事实,而且就在眼前。

用来描述战争的地理名称——城市的和农村的——并不说明地理范围,而是指遇到的各种地形。这种相遇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及大大小小的空间范围内。

分析战争的频度和分布情况完全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分类法,它至少能把社会构成、政治范畴和地理范围这些基本因素区别开来,并有效地避免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上的骂人或自吹的分类学。把战争的动机作为分类的一个依据是会引起争论的,但是,控制人口、领土和资源显然是一切战争的主要目标。从地理上来概括,战争的分布情况显然是由于三个主要问题的结果造成的: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平衡引起战争;为了消除国家内部的异议而挑起对外威胁以弥合国家团结上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裂缝;一国的国土和资源基础与经济和政治能力不相称,因而可能危害和平。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都没有得到一个人口稀疏的空间来谋求他们那种形式的命定扩张论。另一方面,一个其边界与许许多多利益根本不同的国家接壤的、疆土过于辽阔的国家,可能招致共同的敌人试图压缩它的领土。象俄国这样遭受过征服和破坏的国家,可能会因为害怕出现混乱而不得已扩大其边界的控制,以便寻求一个防御守得住的边境。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发生,因为处于转变中的人民对建立传统的或旧时的经济这一期望与抱住特权不放的毫不妥协的上层集团发生了冲突。凡这种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打乱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能源供应的地方,都有发生爆炸性事件的可能性。促使能源供应产生混乱使潜在的敌人感到不安的吸引力,几乎同对石油输入国用武力去保护石油补给的诱惑力一样大。

要想预知最大的战争危险在何处,显然靠从最近发生的事件得出的推断,是不可能提供简单明了的答案。谈论中的事件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偶然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客观现象,并研究与之相关的环境,这样做将有助于理解和判断潜在危险。显然,采用这种做法时必须把战争的频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衡量。从死亡人数看,战争对人类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和苏联的武器潜在杀伤能力从未被利用过,而且它可能造成的结果也不能用先前的看法去推测。长崎和广岛投下的炸弹是现今武器的微小原型。除了互相投掷核武器的前景外,其它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作为最后的手段,其它战争的意义仅在于它们不是增加就是减少这种发狂的可能性。因此,有些战争对于整个人类实际上可能具有人性的真正价值。假如北约和华约的利益间的一场局部冲突使全面对抗得以避免,它就可能避免数以亿计人死亡的恐怖前景。其条件是一方或另一方不寻求报复或试图调整均势以利己方。这在开始时是无法判断的,因此从逐步升级的明显危险来看,最好还是将慎重的和解作为最安全的行为。

把每一场战争的爆发都作为大国竞争的机会并介入与已无关的小冲突使对方不安,这是政治性不强的军事竞争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策略。由于经济和技术上的进展,竞争实际上变成了两家垄断,使较量中出现了双方对立的极不稳定的局面。虽然从政治制度上看,根据美国和英国的样子,两党制被认为是稳定的,但是,当得失在此一举时,真正的双方对立就绝无妥协的余地。美国的政体实际上更象是有50个党派。在英国,第三党不管争取入阁选举的情况如何仍采取中间立场,这个实际的威胁使英国政界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中立趋势。在军事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使日本、欧洲、中国、印度以及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有了更强的实力。所以,随着实力更广泛的扩大,可能又要重新对战争施加曾经使欧洲文明从乌德勒支条约签订到1914年得以保持的限制。双方为寻求对世界最大范围统治权而进行的竞争,必然会促使在意识形态上走极端。假若继续得到效忠的代价非常高,那么每个竞争者都会指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借助于其仆从国的可靠性。每个竞争者通过象他们的对手那样提供一个政治讲坛,扩大了其能够吸引追随者的可能的地理范围,但却减少了可以借助于他们的可靠性。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会缩小号召力的范围,但能确保很大一部分领域里会有可靠的追随者。提倡用共同的努力集中的解决贫困问题,一般说来对那些陷于困境的国家有吸引力,而拥护自由放任主要对那些贸易状况目前看好的那些国家有号召力。这种可靠的追随国一旦承担义务,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用诱饵、让步或武力保持住。这种极端做法的趋势确实有一线希望,因为它为持温和观点的新参加国开辟了一个在敌对双方之间左右逢源、令其侧目相看、甚至可能高度重视的中间地区。

爆发点

无论我们在概括的抽象中可能斗胆作什么样的预言,世界上主要危险区仍是北欧平原、西南亚的油田及石油运输通道和欧亚大陆东翼的阿穆尔(黑龙江)低地和亚述。这些地区里大国彼此挨着易受攻击的领土或资源,因而感到威胁很大,它们对现实的或想象的危险都会作出强烈的反应。显然还有其它许多摩擦地区,那里现实的或将发生的战斗都可能导致全球冲突。但是,这些地区中没有一个对主要核心国家的安宁或自尊形成十分直接的侵害,因此不会造成互相使用核火力交战的直接对峙局面。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对实行优势核武器战略的态度正处于危险的变动之中。美国认为俄国已取得优势,因此美国关于以军备大致均衡为基础相互确保摧毁这个心照不宣协定的概念陷入了混乱。掌握决定性看法的权威人士认为,俄国的大威力高精度导弹数量的增加,能够摧毁大部分民兵式导弹发射井,因而破坏美国实施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他们认为,向大决战升级的裂口正在扩大。对于苏联成功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用多弹头分导式导弹一举摧毁美国大部分核力量的忧惧增强了。

苏联人坚持说,均势是他们的目标。苏联的专家们对于来一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以及有价值的东西能保存下来的论调,嗤之以鼻。这种认识以及在放射性烟云的包围中死亡的前景,在一些人看来是充分的威慑因素。美国国防人士中的一种极端反应是主张实行一接到警报就发射的方针,从很远的地方一经发现进攻的迹象就立即把一切统统发射出去,并且设想打一场能取胜的核战争。这是表面上模仿苏联战略的概念。一些人认为,苏联人从来不是相互确保摧毁的自杀性契约的一方,其学说始终是准备打一场核战争,并试图把部署数量更多、当量更大、精度更高的导弹和民防结合起来,在核战争中取胜。当然,苏联领导人可以用历史上的正当理由声称,他们一直是被威胁的一方,他们只是想保卫自己免遭美国大规模报复和灵活反应战略的威胁。他们将不排除在接到美国要攻击的警报时全力以赴的可能性,公开放弃对打赢战争的预料,并坚持以不让侵略者取胜为基础的威慑理论。这就要想方设法使进攻者不能指望从核战争中逃生。

欧洲

欧洲在地理上是各种概念多变和态势动荡的地区。苏联或美国直接攻击另一方的可能性很小。然而,美国却使用威慑力量来掩护其欧洲的北约盟国。这样做的威胁在于,假如华约对德国实施闪击式进攻,美国将愿意使防御逐步升级,从使用常规部队到使用战术核武器,战区核武器(如潘兴式导弹),乃至最终使用以苏联导弹发射井为目标的洲际武器。这就是灵活反应的政策。假如设置在美国的导弹易受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威胁显然是空的。那时,美国将被迫用其以苏联城市为目标的轰炸机和潜艇保卫欧洲,从而招致苏联攻击美国城市。许多人认为,作为一种威胁,这不屑一顾。因为俄国人和西欧人都不相信美国总统会为了使德国和低地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而去牺牲数百万美国平民。

1979年12月,美国作出了在德国部署潘兴II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以补填空白的决定,这两种导弹能打到整个东欧和俄国西部一些地方,从而使由于感到苏联占有优势而打开的裂口弥合了起来。这些导弹是打算用来抵销俄国人针对德国而部署的SS-20导弹的。北约的这一部署被看作是填补其战术核武器和洲际核武器之间的空档,以使北约盟国确信,美国不会利用这道防火线使自己从欧洲的任何冲突中脱身出来,并避免战争向洲际战争逐步升级。然而,美国总统却没有明确地说过为了将俄国人赶出鲁尔,他愿意用美国的城市进行冒险。实际上,1981年11月,里根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最初策略是提出解决欧洲问题的“零点方案”。其内容是,美国放弃潘兴II式导弹部署的计划,而俄国则以撤除其部署的全部中程导弹作为交换条件。较低的要求是让俄国将其SS-4、SS-6和SS-20导弹撤出西欧的范围。最后一着若是达成妥协,将俄国的中程武器撤至乌拉尔以东,从那里他们依然能打击西欧的一些目标。没有列入谈判项目的苏联SS-22近程导弹,射程将近600英里,可以从俄国的发射场打击西德、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北部。这些导弹可以用运输工具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移动,因而能在数小时内开进东德,将整个欧洲,包括大英帝国纳入其射程之内。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的反应是,宣布冻结在乌拉尔以西部署的SS-20导弹,暂停用SS-20导弹更换目前对准西欧的老式SS-4和SS-5导弹的计划。由于苏联人已经部署了300枚他们打算在欧洲部署的并能用来从乌拉尔山以东打击欧洲目标的SS-20导弹,这样做就是一种一毛不拔的宣传把戏。勃列日涅夫关于限制双方导弹潜艇巡逻的海洋范围和冻结今后部署巡航导弹的建议,也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对其潜艇支柱的依赖性更大,并且对其巡航导弹尚未进行实战部署,而苏联人已进行了实战部署。随同这些表面上慷慨行动产生的威胁是,假如北约在西欧部署了新型导弹,那将会诱使俄国把美国置于“相似的地位”。这可以理解为,苏联人将试图在古巴或尼加拉瓜设置导弹。

由于心里没有底,加之重新认识到了核武器的危险性,所以欧洲许多人感到极为紧张不安,并总是想要摆脱核游戏。1981年4月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朋,二分之一的英国人、三分之二的比利时和荷兰人反对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全部西德人中约有三分之一反对导弹,20岁以下的人中有70%也表示反对。1980至1981年期间,英国赞成单方面裁军的人数从不到四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法国大多数人表示愿意置身于美苏战争之外,40%的人宁愿中立,而不愿与美国联盟。看来,大多数欧洲人没有看到俄国人入侵的任何严重危险,而且无论如何不赞成对这种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侵略进行防御。

美国保持某种洲际均势的较长期计划包括MX导弹和能使足够数量的导弹免遭俄国打击以构成威胁的一些手段。从美国方面讲,整个担忧和恐惧的构想是建立在认为克里姆林宫秘密议事日程中有征服欧洲的内容这一基础上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起了作用,宣传了赞成变革而不应保持现状的思想倾向,但没有证据证明苏联有一个征服世界的野心勃勃的基本计划。确实,在苏联的政体和施政方法中存在着比美国行政机构更严重的各自为政的情况。近来,已有迹象表明,苏联议会对世界事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更加关心了。苏联对增强形势可靠性的愿望表现在它对卡特政府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变化多端怀有耐心上。

西欧和平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及西班牙等国尽管骚动不断,但社会日趋安定,似乎将给美国带来收缩其威慑范围的前景。如果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局势仍是平静的,那么,欧亚大陆西部半岛的稳定的前景是美好的,苏联进行干涉的借口是有限的。从大家都有生存机会的观点来看,美国合理的做法是挖掘一道防止出现星星之火招致核屠杀局面的防火线。

由于俄国人目前在控制其卫星国上遇到了很大困难,所以如果不是由于理论上的花言巧语,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想要扩大其帝国版图。1981年夏天,由于预计要与波兰军队战斗,即使波军当时弹药补给极其有限,俄国好象也只好暂停旨在反对团结工会的军事干涉。波兰军队在12月采取的政治行动使苏联找不到任何借口。俄国人害怕而又侵略西欧,归根结蒂是主要由于他们曾受到来自西边的进攻。最近,俄国人两次受到了富有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德国由西向它进犯的的垂青。西德的举止象是多少可以打消一点这种恐惧感。德国、荷兰、丹麦、法国和意大利以及英国的许多人表示愿意保持中立或“芬兰化”。特别是德国在其东方政策中是非常和解的。因此,主要的危险是在卫星国,俄国需要这些卫星国充当忠实的缓冲地带。这些国家中的象团结工会这样的民粹运动,和罗马尼亚国内日益加剧的骚动对党的专政提出了挑战,并且可能感染苏联本国人民,因此被认为会危害安宁,应加以镇压。在这种时刻,存在着一个感觉得到的危险,即尽管都在谈论和平共处和缓和,北约仍可能寻求机会,用破坏性打击实施干涉,以寻求推翻共产主义。波兰的处境不是最严重的,因为东德位于它与西方之间。如果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出现麻烦,苏联的担忧和反应也许会更大。沿着多瑙河的狭长地带,苏联在匈牙利以西有奥地利这个缓冲地带。

东亚

在广阔的太平洋区域的亚洲这一边,美国在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发现,印度支那是一个没有丰富资源基地的死气沉沉的地方,战略上与美国的利益不相干。关于中国扩张主义的神话失去了作用,这个地区里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北朝鲜和南朝鲜继续准备格斗,中国好象是一心一意想同台湾和解。自1972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在情报、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比以前更加密切了。1981年7月,国务卿黑格宣布解除不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同时,中国和俄国朝着可能的和解迈出了第一步,这将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格局,使每一方都能够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寻求外交上最有利的条件。中国文化上的天赋在对付野蛮人上终于成功,因而它数千年来生存不息。期望中国会满足于让两个超级大国在对阵中把它作为一张牌来打,这种想法是愚笨的。中国有一种务实而不是务虚的传统。显然,如果中国为了其本身利益可以与资本主义堡垒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轻易地同象俄国这样从前的敌人,原先的保护人和当前的论战对手进行合作。

在该地区的其它地方,菲律宾社会的统一该是完全能在任何稳定的政局中保持下去的。印度尼西亚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显示了类似能力。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存在,可能使日本和美国恼怒,但这似乎不是不满的焦点。日本的政治家认为苏联不是真正的威胁,而且没有准备打仗的打算。三分之二的日本平民对于本国目前低水平的防务支出表示满意。日本首脑认为他们同俄国关于千岛群岛的分歧是个局部问题,假如美国不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话,他们倒宁愿这样。欧亚大陆东翼的危险爆发点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那里成千上万的俄国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其边界上对待。苏联将其四分之一的陆军和空军部署在同中国的边界沿线。新建的铁路,即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将为这一战区提供更方便的后勤支援。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对抗的历史起源,显然这其中息息相关的问题是民族自尊心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霸权。就美国在其包围俄国人的企图中开始打中国牌而言,它已经在军事上卷入这场争夺。一旦中国掌握了大量核武器,那么当苏联在这一地区部署SS-20导弹以对付中国的任何导弹时,这一地区可能成为导致巨大危险的热点。

中国与印度的冲突也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不是想建立侵略性意识形态统治的例子。情况好象是这样,即印度强烈要求得到承认是爆发战斗的主要起因。

南亚和北非

只要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掌握大量的核武器,谁也不管他们互相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根据杜鲁门主义关于势力范围的定义,如果苏联穿过兴都库什山进行侵犯,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拦阻地区。然而,阿富汗却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人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原因不清楚,尽管他们曾越过其边界追赶叛乱的部族人员。经由开伯尔和科贾克山口到达印度河的道路坚硬并干燥,而穿过俾路支的路线是漫长的,它通过缺水的沙漠而且要绕很大的弯子才进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阵地。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只不过招来了美国的咆哮。对这里普遍和平的主要危险是对苏联国内土耳其穆斯林的分歧意见的扩大以及随之发生的斯拉夫人的恐惧感。苏联的土耳其人居民的冒险精神及其与国外土耳其人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鼓励了苏联参与南亚和西亚的事务。由于官方伊斯兰教士对此表示默许,苏联赢得了能与伊斯兰教共存共处的美名。苏联占领阿富汗得到了苏联穆斯林的支持。然而,在官方的旗号下,高加索和土耳其共和国的粮食流到了以非法的伊斯兰苏菲派兄弟会为中心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手中,伊朗事件,阿富汗穆贾赫丁的抵抗运动等,已经引起俄国反伊斯兰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为暴力行动提供条件。

鉴于伊朗用本身的努力来实行管辖有困难,那么又有哪个思想正常的统治者想去经管这个即便有石油但却难以控制的地方?尽管如此,由于美国的无能留下了一个真空且与苏联的战略目标相抵触,因此被压了下去。如果不可能遭到美国的反对,而且象在亚丁那样出现了机会,这种压力就会得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鉴于这一地区中大英帝国力量已退却而美国利益又很有限,苏联依靠提供慷慨援助和使用政治安抚手法,扩大了它在那里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需要武器和支持,这就为苏联进行渗透和得到有利于其战略目的的海空军基地提供了机会。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更清楚地说明了苏联是阿拉伯国家的恩人。

当苏联的态度变得更加唯我独尊时,对它的欢迎冷淡下来了。1972年,萨达特将苏联顾问驱赶出埃及,并废除了两国间的友好条约。叙利亚拒绝签订这类条约,时时大力依仗本国的共产党,并且在黎巴嫩问题上走自己的道路。伊拉克拒绝在海湾的顶端为苏联提供一个海军基地。叙利亚与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和苏丹,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约旦与黎巴嫩之间的争执和反复无常的立场,使苏联难以对整个中东地区采取始终一致的立场。它不能同时支持争执的双方而又能长久得到各方的效忠。处于这样情势下,而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倒好象是适用的。你不能使有深刻分歧的人保持忠诚。拥有石油财富的沙特阿拉伯作为仲裁人出现,使苏联的影响削弱了。由于阿亚图拉·霍梅尼上台执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手段。利比亚及其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的穆斯林社会主义与俄国的利益不是完全相容的。卡扎菲上校狂妄自大的活动显然是克里姆林宫无法控制的,他对暴乱的支持有时确实使人困窘。有人认为,俄国人用提供训练和武器的办法维持着一个破坏和恐怖主义系统,他们把枪支放在利比亚人的桌子上,供任何会激怒北约的团体取用。另一方面,有某种迹象表明,受过美国训练的人员卷入了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活动。制造恐怖的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特别行动执行局和战略情报局使用过,后来中央情报局也使用过,目的是使国家的敌人为难。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可靠和控制不了的手段,有可能招致相反结果。卡扎菲上校冒险进兵乍得的动机看来完全是为了想要扩张领土和利用该国内乱提供的机会,而不是想要扩大利比亚的资源基地。将它说成是共产帝国利用卡扎菲作为代理人,通过撒哈拉指向西非的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扩展行动,似乎有点言过其实,特别是现在利比亚已被迫放弃这个通过1,000英里补给线进行的代价巨大的冒险行动。为乍得战争付出的代价和进行的征兵所招致的不满情绪,正在削弱这位上校的权力。卡扎菲的另一个冒险行为是与阿尔及利亚一起支持西撒哈拉的波利萨里奥游击队。阿尔及利亚人希望搞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让摩洛哥保留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北部及其磷酸盐矿,而波利萨里奥人则保留住南部并同毛里塔尼亚保持联盟。虽然摩洛哥人宣称波利萨里奥人有俄国武器装备,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苏联进行了干涉。阿尔及利亚的调和态度使其与利比亚的关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痕。他们目前存在领土争执,阿尔及利亚谴责卡扎菲在阿尔及利亚陶雷格游牧人之间挑起纠纷。这一切等于是一场局部战争,两个大国谁都不能指望靠干涉从中得到很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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