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文章有感 转

腾逸风 收藏 0 235
导读:读余秋雨文章有感 转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全文完)


这才真的让人喷饭哩!倘若在官方媒体公布“陈良宇同志所犯错误”之前,余秋雨先生写这篇文字,弄不好真的会让俺五体投地。然而上边有日期,文字里有“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于是就给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之感受。因为,“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跟学者、教授们打落水狗的表演习惯是等值的。


没错,缺席跪拜跟缺席审判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当领导大权在握的时候吹捧之,当领导大权旁落时讨伐之,性质相同。我宁愿相信余秋雨先生当时的感受,他也许确实对那种“精神跪拜”有反感。不过,既然当时不敢直言不讳地点名抨击这种跪拜,单挑虎落平阳之后再予以补白,那么,事后诸葛亮跟事前刘阿斗人品相同也!而且,还要进一步指责说“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就更糟糕了。何也?因为这是对那些大权尚未旁落的领导人的一种提示,注脚可以理解为:“我说的只是良宇同志,请其他领导人不要误解。”或者另外注为:“不怪领导同志,都怪那些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把个别领导人误导犯错误了。”这种跪拜远比余教授所指责的跪拜更出格,如果那种跪拜属于习惯或风气的话,这种跪拜堪称别出心裁。


余秋雨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英国思想家萨义德把199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系列演讲,汇集成《知识分子论》,萨义德与班达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我想,这绝对不包括落井下石或“痛打落水狗”,因为如果把它们也包括进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太“真正”了。试想,当彭德怀被揪出来;当刘少奇被打倒;……;直至胡、赵被废黜,这类口诛笔伐实在是太多了。


恰好昨天是孔夫子诞辰两千几百周年,据说海峡两岸都在隆重纪念。孔夫子的教诲里是没有“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说道的,所以历代中国文人都习惯于对权力的“精神跪拜”。再者,中国的权力历来不喜欢被谁监察,尤其是文人们说三道四,“文字狱”就是这项不喜欢的证明。直至坚船利炮把这个权力打得很狼狈,于是有“西方文化侵略”跟进来,这才有了文人们说三道四的机遇。例如,“窃国大盗”袁世凯当大总统还称帝了,然而报纸上拿他说事的并不少,甚至还有画漫画《老猿百态》的,用猿来影射袁,那只老猴子手上舞着把写有“专制”的大刀。至于袁身后那几位“专制军阀”,没有一个不是报纸责骂的对象。再到“独夫民贼”蒋公执政,就在“412”屠刀还在滴血的1927年4月29日,著名的《大公报》便刊登了张季鸾就以《党祸》一文点名道姓抨击蒋介石,再继续,又于老蒋笑娶宋美龄之时,以《蒋介石之人生观》为题,狠狠挖苦一通。至于“对公共权力的监察”文章,那就连篇累牍几乎无日不有。


风水轮流转,当毛主席“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以后,被《中央日报》誉为“新华社的应声虫”的王芸生君,得到中共派来的“特使”杨刚承诺:《大公报》四馆均“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于是放心应毛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去了。谁知他刚登轮北上,就得知解放了的天津,《大公报》经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成《进步日报》了。满世界嚷嚷之余,毛亲自决定上海的《大公报》不改组、不更名,以证明“*说话是算数的”。接下去,重庆的《大公报》改成《重庆日报》,香港暂时管不到,算是原样未动。王芸生奉命写了《大公报新生宣言》,跟天津《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简直一模一样。再往后,上海《大公报》移址天津,跟《进步日报》合并,成为“党报”。即便如此,也难耐寂寞,1966年9月16日,假《红卫兵》之手,《大公报》被查封,彻底实现了“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责任。


时至今日,时代确实进步多了,像陈良宇这类“落水狗”,余秋雨先生可以“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乃至可以“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了,可喜可贺。那么,试问一句,即便网络文字吧,让人看得云里雾里的“敏感词”,它们被不同的网站代以不同的符号,余先生是否可以利用一下他的名气,批评或赞扬几句呢?也许,这网站并非“公共权力”,也省得余先生跑来“担负监察责任”,以免“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那么,即使学术界吧,“文革禁区”、“大跃进禁区”什么的,到那里“担负监察责任”怎么着也比“打落水狗”强得多吧!狗儿对它的主人摇尾巴,那是它们的生存之道;那么,对领导“精神跪拜”是否也属专家学者们的生存之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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