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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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汉高祖三题

菜九段


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 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三、 刘邦的任人唯亲倾向

如果以刘邦与项羽相比较,在用人之道上两人恰成相对的两极。项羽以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为当世诟病,刘邦则以知人善任著称。两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汉相争时就已有定论。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郦生曰: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刘邦问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语,皆为刘、项之对照,凡项受指责处,皆是刘得分处。然而,事物总不会是绝对化的,刘邦亦有任人唯亲的时候。试论如下。

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提及此事,就只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它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

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绁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绁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

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 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它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的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头号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

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豨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豨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豨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

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诸项,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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