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帝—开眼看世界第一位中国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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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崇祯帝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王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帝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帝一继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大明崇祯历书”。



大明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大明崇祯历书》。



《明史》载:“大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大明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大明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帝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帝,作为外行,崇祯帝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大明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后来的满清政府。且当时满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于是汤若望对《大明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爱新觉罗.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大明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2、中国的科学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中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大明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明朝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明朝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但这场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大明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大明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大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大明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 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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