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 第五章 大展鸿图 第六节 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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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十世纪新史 第五章 大展鸿图 第六节 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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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首次正式大总统的选举筹备也许从时间上看是紧张了点,但是各方面都通力配合,并没有出现那种手忙脚乱的尴尬场面,整个筹备工作真正做到了“忙而不乱”,这当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秘书长左雨农的居间协调,也归功于秦时竹庞大的秘书团,这帮青年才俊忙得脚后跟踢到后脑勺,无论用怎样的言语来称赞都不为过。

当然,事情在表面上看过去似乎有些不太对路,秦时竹虽然贵为临时执政,但毕竟只是正式总统候选人的身分参与选举,这帮工作人员作为临时执政的秘书,更应该作为他的私人竞选班子才对。但是,由于到了竞选报名的最后一天还只有秦时竹一个候选人,大家也没有什么好非议的,毕竟,重要的是把事情办成。众多不带偏见的外国媒体在报道时也承认:“……整个筹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虽然正式总统的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让人感到诧异,但毕竟是符合民主体制的行为,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专制政体后,终于将迎来第一次比较上规模的最高元首选举,在这方面,文明世界对中国人要有更多的耐心……”

西方记者中大概以袁世凯的老友、前《泰晤士报》作者莫理循对秦时竹的成见最深,不止一次地抨击为:“……这实际上只是一次强权的胜利,我们不要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盲目乐观,事实上如果袁世凯先生如果能够在战场上击败对手,他一定能够筹备比这更具有浓郁民主色彩的选举。”由于莫理循屡屡在种种问题上发难,临时执政不止一次地对朱尔典表示了抱怨,并派人与《泰晤士报》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考虑到争取中国新政权的配合以及为了维护《泰晤士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社解聘了莫理循驻华记者的正式职务,但是莫理循凭借着他在华多年的人脉和对中国国情的熟悉,还是屡屡大放厥词,搞得秦时竹很是头疼――民主社会嘛,自然要提倡言论自由。好在随着袁世凯案情审理的逐步展开,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越来越被国人所认清,莫理循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的文章也越发没有了市场。

排除这一细微的不快后,秦时竹这段时间内对于局势是十分满意的:一方面搭建起了过渡时期政府的架子,稳定了局势,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认可;另一方面,各项事业进展顺利,无论是案情的审理还是考察团的考察,无论是军队的编组还是经济形势的发展,都是趋于稳定状态的。特别是人民党获得第一大党地位后,连唯一让政敌可以攻击的把柄也都消失殆尽,让他如何能不高兴呢?

自然,烦心的事情也有,一是入川平定动乱,二是剿灭河南土匪。在入川这件事上,秦时竹安排了两颗棋子,一是让张孝准带领部队进驻四川,用武力弹压地方势力,二是让梁启超南下会见以蔡锷为代表的西南实力派,告诉他们中央入川单纯只是为了平叛而已,并没有别的企图。入川的部队已经陆续开拔,在军事上秦时竹一点也不担心,凭国防军的实力,要想平定四川如汤泼雪,无往而不胜,他真正担心的,是梁启超担负的政治使命。若是不能安抚西南派,政治上的麻烦绝不会少,特别是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情况下,适当的示好是非常必要的。

昆明的都督府内,年轻的云南都督蔡锷正在和他有师生之谊梁启超会谈,由于昆明不通火车,梁启超为了去见蔡锷,可是足足费了一番功夫,一路颠簸了十来天才抵达昆明。蔡锷是对师道看得很重的人,更何况远道而来的老师是全国闻名的人物呢?于是不仅派遣了心腹率领部队前去接驾护卫,自己更是出郊30里迎接。

梁启超的到来轰动了整个昆明社交界,蔡锷为了显示老师的地位,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酒会,再加上例行的寒暄拜访,可是将一路鞍马劳顿、本身已经疲惫不堪的梁启超折腾得够呛,足足休息了两天才缓过劲来。

“老师,今天终于缓过劲来啦?”蔡锷笑笑,一边起身,一边招呼着梁启超落座。

“松坡,看来我终于开始老了,就这么点动静就把我折腾的不行,还不知道有几年好活?”梁启超一边品着香茗,一边和蔡锷开玩笑。

“老师哪里的话,老师这般年纪,正是建功立业的好使节,若是谈论生死,恐怕太早了,国家还不能没有你啊!”

“数载不见,哪曾想到松坡不仅为人成熟了几分,连带着拍马屁的功夫也大有长进,真是后生可畏啊!”

哈哈哈哈,俩人都是大笑。

“松坡,实不相瞒,此次来滇,实是有重任在肩。”俩人寒暄完毕,拉近了距离后,梁启超开始谈起正事来。

“老师请讲,蔡锷数载不得与老师会面,此番有机会当面聆听教诲,自然满心欢喜。”

“按理说我刚刚当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又担任进步党副党魁,在此政治风云激荡变化的时刻,本不该轻易启程出京,无奈临时执政秦复生一再恳请,加之我也认为事情重要,在电报中交谈恐不方便,故而不远千里而来。”梁启超定定神,继续说道,“你我师徒之间,不需要太多来虚饰之词,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吧。秦复生现今为临时执政,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即将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松坡对此有何见地?”

“既然是按照民主程序选出的国家元首,蔡锷自然极其尊敬,将来在政令上也必将完全服从中央。”

“松坡,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的真实看法,没有别的意思,你毋须对我讳言。”

“老师,我刚才的表态完全是发自肺腑的。姑且不论秦时竹是不是我尊敬的人,光是他通过民主程序合法上台执政,我就需要服从中央,这是事关宪法尊严,事关民主体制的根本大局,和个人好恶无关。撇开这层关系不说,我对秦执政的为人也是佩服的,辛亥年他高举义旗,光复了东北三省,奠定了革命大局,今年又发动了护国战争推翻了独裁的袁世凯政权,这些都是历历在目的,我蔡锷虽然是个军人,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却不敢有丝毫含糊。秦执政的为人和本事,我极为佩服,他做最高元首也确实是众望所归,我不是议员,没有投票权,若是我有投票权,我自然也要举双手赞同。”

梁启超点点头,欣慰地说:“我出京前,复生拉着我的说,一再说你识大体顾大局,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我当时还帮你谦虚,现在看来完全担当得上。”

“老师,说句实话,我方才说得那些,完全是有真凭实据的,别人对秦执政的印象可能是一鳞片爪,或者是道听途说,我可是有自己的消息渠道的。”

“当真?”梁启超愣了,难道?

蔡锷笑着提醒:“老师您难道忘了,我曾经派出人去北疆国防军学习过?”

“哦……我记起来了,是不是那个叫朱德的军官?那次会见他似乎也在场,怎么这几天不见他的人影?”经过蔡锷的提醒,梁启超终于回忆起来了。

“他现在是我的参谋长,正在郊区按照国防军的训练要求整顿部队呢。”蔡锷将朱德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梁启超,并感叹道,“正是因为国防军良好的军纪、刻苦的训练,才让他们屡屡在战争中建立功勋,他带回来的考察和汇报终结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我已经觉得受益匪浅了,后来通过百里兄弄到了完整的国防军训练大纲,我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能让你佩服成这样的,恐怕是真正具有高明之处。”梁启超继续开蔡锷的玩笑,“怎么,仅仅不到10年,你那个老同学就见识超过你一筹啦?虽然他是士官学校毕业生的头一名,但是我觉得你和他其实就在伯仲之间啊。”

蔡锷连连摆手:“老师,你不知道,那份训练大纲是秦执政、陆总长早在团练时期就按照这个模式练兵了,那个时候,我和百里都还在士官学校学军事呢。这份大纲,虽然百里加以了大量的润色再辅之于各国教官团的帮助,但其要旨却是早就定下来的。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看过后,心里就有数了。护国战争的胜利之快也许出乎别人的意料,但我蔡锷丝毫不感觉意外。换个角度考虑,百里虽然是谦谦君子,但从来自视甚高,秦执政和陆总长能让他佩服成这样,我何尝又不是呢?我有时候甚至在想,如果全国的军队都能达到这种训练大纲的要求,不要说一百万,就是五十万都足够维持国家的安宁了。云南新军的发展历程老师也是看在眼里的,虽然做了许多努力,但今天要我说一声合格否?我只能表示汗颜,前面的路还很长啊……”

“松坡不必自谦,出京前复生和我谈了许多,提到最多的就是你的军事才能,我相信你的前途。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说到云南是南方边疆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险要,他十分牵挂云南方向的国防建设。”谈论军备并非梁启超所长,但这个话题又不能不谈,特别是云南曾经在片马等地和英国殖民者起过边境冲突,更是烘托了这种氛围,梁启超也只能勉为其难,“就你认为而言,云南当前的困难主要是什么?”

“第一,军备不足,云南财政吃紧,用于军事的更是捉襟见肘,新军的装备很不理想;第二,强邻环伺,既有法国又有英国,边境方面的压力颇大再加上滇省交通不甚理想,更加增添了国防难度;第三,地方不靖,云贵本是一体,奈何天高皇帝远,土匪、强盗不少,另外改土归流后,那些氏族豪强的势力也很大,军队常常是鞭长莫及;……”蔡锷一口气说了一堆,梁启超一一点头后说,“松坡,你这些条陈我是听明白了,但是难保回去会忘记,你最好写一个正式报告,我回去后就给你转呈上去。”

“老师所言,契合我意,其实,这个条陈我已经写好了。”蔡锷狡黠地一笑,从文件柜里掏出厚厚地一份报告,“里面不仅有我的条陈,而且还有目前云南军事力量的状况、分布情况等机密汇报,另附有一张简明的国防地图……”

“好好好。”梁启超喜出望外。

“其实,还有一点,极为关键,但是我考虑再三,没有列入条陈,但心里一直搁着算是心事。老师既然来了,说说倒也不妨。”

看着蔡锷为难的样子,梁启超宽慰他:“还有什么大事能难得倒你?”

蔡锷摇摇头:“老师有所不知,若是事情,不管多难,我只要尽力去办,总有成功的可能,唯独人心不好猜度……”

“松坡所言,似乎另有所指,不知……”梁启超颇有些疑惑。

“滇省稍安,但黔省情况……唉……一言难尽啊。”蔡锷叹了口气,表情十分地无奈。

梁启超这才恍然大悟,蔡锷原来在说贵州都督唐继尧,唐原本是滇军将领,辛亥的时候奉命北伐,结果没有去打清军,却把已经独立的贵州给占领了,还强行动用武力驱逐了贵州都督杨荩诚后来摇身一变自己做起都督来,民国建国后,杨多次找中央政府哭诉,孙中山当时的临时政府也一再命令,但唐继尧就是赖在位置上不走,直到后来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贵州都督。

“贵州小事,不必耿耿于怀。”

“我不是看不惯他以这种手段拿来贵州,而是他现在对我说,四川空虚,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如此……”

“啊?!”梁启超张开了嘴巴,惊讶地半天合不拢,“唐都督胆子如此之大?真要割地称王不成?”

“我在,对他是个约束,谅他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现在实际上滇军已经分裂,如果军人勇于内战而怯于国战,勇于争权夺利而怯于奉献牺牲,还配称得上是军人吗?”蔡锷言语中,颇有些愤慨。

梁启超笑了:“自古都说英雄所见略同,如今看来果然不差。”他接着就把秦时竹的第二个使命也全盘托出,“有了你这番基础,现在和你商议的事情便不显得突兀了,那就是――秦执政属意你担任将来的西南军区司令长官,全盘负责西南数省的国防事务。”

“我……?”蔡锷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这下轮到他惊讶了。

“是的,原本我还给你谦虚了一番,说你资历尚浅恐怕还难以胜任,结果人家比我更了解你,说这一职位非你莫属――西南数省,非蔡松坡不可。”梁启超笑笑,话是那么说,但语气中都是自豪的口气,“刚才听了你的条陈,我也觉得,这一职位非你莫属。”

“老师,你不妨说说,执政和总长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复生的话说得很诚恳,他说,现在都是各省有都督,但国家一旦走上正常化轨道,实现民主政治,必然要军民分治,到那时再设立都督可能就不太妥当。但是,国防和民政不同,全国是一个整体,是全国一盘棋,需要统筹考虑,因此不仅要实现军队国家化的过程,而且还要建立起统一的指挥系统……具体我不懂军事,没法详细论述,我只记住了那个结论……”梁启超抱歉地笑笑。

“不碍事,不碍事,老师您说。”

“执政的意思是说,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再加上边疆地区交通不太方便,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军区,各管数省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西南数省本是一体,自然不应割裂……”

“我明白执政和总长的意思,只是究竟怎么搞,我也心里无底,这搞好了可以说是应该,搞不好有国人指责我蔡锷割据一方,我可是百口莫辩……”蔡锷兴奋归兴奋,但毕竟是个实在人,一下子就看到了困难。

“不用担心。”梁启超凑到他的耳边,“根据最新消息,执政一旦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就将撤销北疆巡阅使一职,将东北三省改组为东北军区,作为其他各大军区的样板,到时候依样画葫芦不就行了?再说,以你的才干,有现成的例子可以仿效,再加上可以向国外取经,我认为不是什么难事。”

“老师这么说,倒让我诚惶诚恐……”蔡锷谦虚了一下后,借着梁启超刚才凑拢的姿势,也小声地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憋了一个劲要把军队练好,不然真的组建军区,咱手里的军队都拿不出手,如何能服众?”

梁启超见四下无人,悄声地告诉了张孝准即将率军入川,平定川乱的消息。蔡锷笑笑:“执政还真会派人,又把我的老同学派来了,我倒是举双手欢迎,只怕有些人心里会不高兴吧。”

梁启超知道他指的是唐继尧,便不以为然地说:“宵小之辈,何足挂齿……”

蔡锷微微一笑,和唐继尧之间复杂的关系是梁启超这种文人所难以理解的,虽然蔡锷明面上对于唐继尧有种种不满,但在实际上又没有过多的干涉和制止,基本是默认着事态的发展,这个中滋味值得回味。至于撇开和四川的关系一层,并不是说他对四川没有想法,相反,他想了很多,这恰恰体现了他的高明。在目前中央强势的时候,以滇省之力要吞下大自身数倍、人口也要多出几倍的四川,只怕是力有不逮,搞不好来个消化不良,从长远来看,只能是招致中央政府的猜忌,这是一心只想着做军阀的唐继尧所认识不到的,他总是片面的以为山高皇帝远、秦时竹鞭长莫及,却不知道时代已经在进步了。从这个意义看来,蔡锷的见识超过唐继尧不止一层。

“松坡,你的志向我是明白的,你的前途我也是看好的,不过,眼下还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是好消息,另一个,算是好坏参半,坏多于好的消息……”

“这么复杂?”蔡锷抬了抬他极其富有特色的眉毛,“老师请讲。”

“好消息是,复生知道云南国防建设困境,为充实军备,决意下拨一批军火,我是文人,不懂军事,猜想总不外乎步枪、子弹、火炮之类……另一个消息是,复生决心加大力度禁烟,云南是烟土的主要产地,他要求松坡加大打击力度,一面打击那些生产、贩卖的鸦片团伙,一面引导种植鸦片的小农改弦易辙……复生说,云南财政很大程度上维系在鸦片身上,禁绝鸦片,对于地方财政和民众生活是有影响的,但从长远看来,鸦片终究是民族肌体上的毒瘤,此瘤不去,危害千秋万代,故不得不以短痛换长痛。”

梁启超说完了,蔡锷这回没有马上回答,反而陷入了低头沉思,梁启超知道他的为难,也只是喝茶等待。片刻之后,蔡锷抬起头,神情坚定地说:“其实,这两个消息都是好消息。下拨军械,充实军备固然有利于国防,禁绝鸦片则是根本上的强国富民之道,蔡锷愚钝,但与大义面前不敢稍有含糊。烟土产销,滇省固然收益不小,但受损最大的乃是民众,大部分的钱都跑到鸦片贩子的手中去了,云南财政大半与烟土有关,本来就是耻辱,既然中央有此决心,我辈自然应该奋勇,至于一时的财政困难,我想执政也不会袖手旁观……因而,在大面上,这两个都可以说是好消息。前一个是小好,后一个才是大好、特好的消息!”

梁启超极为感动,他知道蔡锷的难处,也知道这些轻松话之下,其实是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思索,不然,刚才蔡锷低头不语干什么呢?如果是一味搪塞,或者敷衍了事,那完全就用不着思考,不假思索的回答才更符合逻辑。“松坡,你的难处我是知道的,执政也是明白的,可是国家草创、百废待兴,要克服的困难还有许多,这番作为是苦了你了……”

云南之行,梁启超在蔡锷这个得意弟子的配合下,进行地极为顺利,不仅有效沟通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是让秦时竹对于西南的布置也放了心,在他看来,有了蔡锷和张孝准的“双保险”,西南的大局不难定夺,无论是贵州唐继尧还是广西陆荣廷,都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唯独西藏方面,中央也许还要费点力气。

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进军中央,掌握最高权力,自然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可是从来都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秦时竹做了临时执政并准备再接再厉担任最高元首时,原本只在北疆一隅而遇不到的西藏问题也随之接踵而来。说句良心的话,秦时竹在民众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护国战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强硬,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秦时竹在外蒙古上的良好表现,反过来也束缚住了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手脚。理由很简单,民众的期望值高了,希望他能够解决的更好,而且,西藏问题比蒙古问题更为棘手。

西藏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这是一般人都公认的。但是,若是论起真正纳入中国版图来,西藏反而要迟于蒙古,是在元时期才真正内化为中国领土(看待历史要实事求是,就是这个时候也比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早)。满族在入关前,已经和蒙古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可谓血浓于水,但和蒙古不大一样的是,西藏则是清朝得了天下后才进入大清版图的,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并不是很强烈。为了有效控制这一区域,清朝一方面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顺治和康熙帝都曾给达赖和班禅喇嘛优加封号),一方面又不直接干涉西藏政务以示优容。直到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才开始派员驻扎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此后,中央对于西藏的管理日趋严密,1727年(雍正五年)正式设驻藏正副大臣二人,分驻前后藏。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有关藏内大小事务,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并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整套制度。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西藏的局势开始复杂起来。英国殖民者在完成对印度的占领后,又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印度这颗英国女皇皇冠上最耀眼明珠的地位不受损害,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次是掠夺西藏丰富的羊毛、皮革、矿产资源,推销印度茶叶和工业品,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为达此目的,英国先后发动了1888年和1903-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通过随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英国攫取了一批侵略权益,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清一代,这等丧权辱国的条约比比皆是,西藏方面的条约其实远远算不上性质最恶劣的)

虽然英国处以强势(在国力上英国超过清朝,在地理上,新德里距离西藏比北京更短),但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也不得不“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但帝国主义从来就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英国只是在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实现其侵占西藏的阴谋罢了。

英军两次侵藏战争,更兼沙俄也野心勃勃,窥视西北,使清廷感到西藏地位的危险,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鉴于西藏地位的险要和情势的恶劣,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1906年,张荫棠出任查办藏事大臣,拟定善后办法基十四条,主张在西藏练兵筹饷,革除苛政、振兴农工商业。次任驻藏大臣联豫也积极推行新政,设立督练公所、巡警局、电报局、学务局等新机构。在西藏改革的同时,清廷又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藏人聚居的四川西部进行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无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改革往往带有民族歧视意味,不容易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同时又与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阶层的既得利益发生了矛盾,故而遭到他们的反对,清廷对于西藏的控制反而动摇起来。

英国两次侵藏后,为了消化侵略成果,也为了避免与沙俄的冲突,对西藏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更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势力。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专员等人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汉藏关系,制造和扩大汉藏矛盾。客观上,随着藏印贸易的发展,西藏产生了一批靠垄断羊毛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亲英派的主要人物。亲英派首领伦青夏札即因专靠羊毛贸易营私舞弊,曾被联豫下令抄没家产,更是造成了对立。

双方势力此消彼长,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西藏的新政改革措施激起当地上层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除呈请暂缓改革外,还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在此情况下,清廷决定恢复鸦片战争后名存实亡的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入藏以加强控制。1910车2月,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入藏的企图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

局势向英国一边倾斜,清军虽然入藏,但西藏当地并未心服。在获悉达赖出逃后,英国方面却是如获至宝,处处加以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为他打气。不到两年,达赖与随员已经完全倾向英国。此时西藏政局表面上安定,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稍有变故就会闹出大动静。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至西藏后,藏局果然开始再次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闹事,后是革命消息传来,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郭元珍等人领导兵变,囚禁联豫,被钟颍击败,由于紧接着清廷退位,联豫称病休养,藏事由钟颍主持(1912年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其为驻藏办事长官)。但是,不久之后征讨波密大军于撤退途中闹事抢劫,接着与藏军发生纠纷,并波及江孜、日喀则等地。再后来,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劫掠寺庙而激化(中央欠饷,驻军不得已而为之)。汉藏之间的冲突,本来就有根源,更加之清政府民族压迫,并没有多少可以奇怪的,但是英国如同嗅到了臭味的苍蝇,拼命要来横插一杠,在他们的怂恿和挑唆下,居然掀起了“西藏独立”的喧嚣。

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让其派遣官员潜回西藏进行煽动,并由达赖的内侍达桑占东(亲英分子)负责具体组织军事叛乱,这家伙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自任总司令,开始对江孜守军发起进攻,经过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当地驻军被迫交出枪枝弹药取道印度回国,随即,日喀则的驻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英国可是一贯拉偏架的老手)。扫荡外围完毕后,达桑占东又率领各路叛军围攻拉萨,与守军展开激战,由于军饷两缺,兼之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再加上英国方面上窜下跳,守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不得已只好接受了英国的“调停”,和藏军达成四点“议和条件”,将枪弹交出,经印度返回国内,只留下驻藏官员留驻拉萨,但是随着驻藏军队陆陆续续撤出,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英国的鼓动下,强令所有留藏官员也必须撤出拉萨,钟颍在失去军队护卫后,也只能被迫离开拉萨,到1913年2月,所有驻藏官员和军队都被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驱逐出境。

英国方面见阴谋得逞,迫不及待地将已经在印度流亡了两年多的达赖护送回藏。在行前的欢送仪式上英国官员公然表示:英国的愿望是“在中国维持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不进行干涉的条件下,看到西藏内部自治,他们期望达赖喇嘛能尽其一切力量,达到目的”。有了英国人的支持保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更为猖狂。在城内,他们挑动民族仇恨,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净尽”。在藏边,藏军东进,切断川藏交通,到6月中旬,先后攻陷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川边末被攻陷的县城,南路只有三个县,北路尚余八个县,由此直接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虽已明确宣告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但限于实力,根本无力干涉。袁世凯任总统后,面对当时的西藏局势,首先是藏军武装进犯川边所造成的对川、滇两省的威胁,决定对藏政策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这一政策之所以能付诸实施,主要原因在于川、滇两省的地方当局鉴于切身利害关系,对进兵态度积极。川督尹昌衡认为,必“先有武装而后有和平”。因此川、滇两省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派兵西征。对袁世凯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局势,打压国民党,只要不出动北洋军队而让川、滇两省出兵,既可免伤实力,又可削平藏乱,自然是件好事。

先是川督尹昌衡亲率川军前队二千五百人从成都出发,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收复河口、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解了察木多、巴塘之围。与此同时,蔡锷派遣的支队也收复了盐井等地,藏军人数虽多,但实力其实不强,基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西藏内陆还可以依靠熟悉地形、有利环境而得到支持,到了川边失去这些依托后,就变成不堪一击。

川、滇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后台老板――英国终于忍耐不住了。它放弃了所谓“不干涉政策”,开始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朱尔典曾与袁世凯会谈,就中国迫切需要大借款这一困境来提醒袁注意,如果川军的进兵超出一定范围,英国政府就不会对中国提供任何进—步的援助,进而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或与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

此后朱尔典又几次重提中国不得派兵入藏,不得改西藏为行省,否则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在这些威胁—时未见效而藏军在川、滇军兵锋之下不断败退的情况下,8月17日,英国方面正式向中国提交照会,声明五点:一、英政府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二、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三、英国不允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四、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意施于民国;五、暂时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视为断绝。英国的照会完全无视国际法堆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明日张胆的干涉。但是袁世凯政府迫切要求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迫切希望镇压“二次革命”,不敢轻易与英决裂。秦时竹发动护国战争后,朱尔典变本加厉,更进一步威胁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不令川军停止西进,英国不仅不承认中国政府,而且将以实力助藏独立。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有求于列强的袁世凯终于抗衡不住,致电尹昌衡、蔡锷,胡说什么“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当时,川、滇两军的形势还较为有利,但接到中央之命令,也只能服从,川、滇军基本停止于怒江一线。有人评论说:“战胜川军者,非藏兵也,英使朱尔典也。”

秦时竹上台后,从不同渠道得悉了这些消息,当时因为英国方面忙于其他更大的事务(与江南的冯国璋勾结),无暇要挟秦时竹做出更大的让步,才暂时地没有提到西藏事务,但是秦时竹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按照历史逻辑的发展,1914会有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他决心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前,先行抑制住英国的侵略野心。派遣张孝准入川,一方面是为了平定川乱,另一方面也有威慑西藏分裂势力的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蔡锷的地位便显得愈发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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