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亚文化漫谈——摩尼教(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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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中亚文化漫谈——摩尼教(3完)

三、摩尼教的最终命运

当穆罕默德的传人们挥舞雪亮的弯刀,催动狂野的烈马,因圣战之名冲入萨珊领地的时候,正如泰西封的陷落象征着萨珊辉煌的彻底消亡所引发的恐慌,摩尼的弟子们也在考虑着自己的前途。来自西方的威胁显而易见,向东的路从未如此时此刻变得如此重要。

在东突厥斯坦的绿洲国度中,摩尼教已经得到了与佛教共存的资格。然则,这些脆弱的商人们又怎是阿拉伯战士的对手呢?从此地再向东,似乎只有名叫大唐的帝国才能真正担负起阻止宗教迫害的藩屏。

事实上,在7世纪的最后20年间,大唐已在东及吐火罗斯坦的广大范围内构筑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政的高宗皇帝对各种宗教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他的那位强有力的皇后武氏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息拉拢一切宗教来对抗唐的固有国教——道教。一位有着“拂多诞”地位的高阶僧侣成为新的马•阿莫,率领传教团队越过浩瀚大漠,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694年。

在赢得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接下来的进展却不能用顺利来形容。这一方面是源于这个国度内有着非常强大的传统信仰,外来的佛教经过600年的努力,取得了与儒、道两教平起平坐的地位。显然,摩尼教也没有更好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日趋动荡的政局也在左右着新来者的命运。先是武皇后的篡位,接下来是李氏皇族的抗争及复辟。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一场新风暴的序幕而已。贤明的唐玄宗虽然依旧奉行其先祖在文化上的开明政策和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但其个人则明显倾向于道教。以其晚年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为诱因,边境守将们的势力得到了无限制的扩大,最终导致其中的野心分子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叛乱,并险些酿成帝国的倾覆。而叛乱造成的国力败落使得帝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在来自阿拉伯、吐蕃和回鹘人的攻击下完全丧失了固有领地。最终,这场斗争以回鹘人的胜利而告终,唐朝却不得不为了平叛而默认了回鹘的胜利,以换取这个强大邻居的援军。

在这一动荡时期内,摩尼教在东突厥斯坦的地位却没有受到过多的消弱,有着强大信仰力量的阿拉伯人被回鹘人击退(在更多程度上是阿拉伯人自身的内乱的缘故),笃信佛教的吐蕃人也没能占任何便宜,回鹘人对宗教有着和唐朝同样的宽容,他们自身的原始撒满教又绝非摩尼教之匹敌。大约是因为这样的变化,中国教区的地位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向东的热情也随之降低下来。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中,开启另一条通途的契机却不期而至,以至于使中国的摩尼教团成为这场被称为“安史之乱”的内战的最大受益者。

以援军身份到来的回鹘贵族在洛阳的废墟上首次接触了摩尼教,带回去的描述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牟羽可汗的重视。公元762年,他亲自来到唐朝,除了会见唐肃宗之外,还带走了一些摩尼教徒。此一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摩尼的教义居然在游牧人中开花结果了。这个丰硕的果实就是——摩尼教首次取得了国教的资格。这个由摩尼在400年前差一点在萨珊人中取得的成就终于梦想成真。

摩尼教文件在记述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的文字中说,这位回鹘可汗是在经过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接见了要求他改宗的摩尼传教士。之后,是长达两天的说教,开悟的可汗出现了,他“跪在他们(指摩尼教选民)面前,乞求宽恕他的罪恶”。然后,他又说,“当你们(指摩尼教)的‘选民’发话时,我将根据你们的话和你们的忠告采取行动”(班格[Bang]和葛玛丽[von Gabain],1972)。

宣言过后,一场历时弥久的改宗运动在摩尼教教士们的积极参与下被开展了起来。从回鹘人自己的文献《哈剌巴剌逊碑文》来看,美索不达米亚的总部也派出了最高级的教士来帮助回鹘教团。在得知受到强大势力的保护之后,伊拉克的摩尼教徒中掀起了一股东迁热潮,并很快蔓延到伊朗和中亚。虽然没有确切的迁移数字,但人数应该不少。直到10世纪,在阿拔斯朝的迫害下,摩尼教总部也随着东迁热潮转移到相对独立的撒麻儿罕。在这里,突厥化的伊斯兰教徒们显然更加宽容。而东方摩尼教会则选中了处于回鹘势力范围之内的高昌。

当9世纪进入中叶的时候,随着回鹘帝国败在来自叶尼塞河上游的敌人黠吉斯人的攻击而四分五裂之际,摩尼教也不可避免得转入衰退阶段。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根据中国北宋初年出使高昌的廷臣王延德的记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的吐鲁番,还有50座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①。从这样的记述说明,摩尼教在回鹘人中的衰落是随着帝国崩溃而发生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并非出于任何一种宗教迫害。他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影响力并未受到损失。

可是,在中国的分支却远没有那样幸运了。

虽然早在公元732年,他们就取得了唐朝官方以诏书形式的承认②,但一直被禁止向帝国臣民进行传教,因而也就没能取得象在回鹘那样的无心插柳般的成功,反而在唐朝的最后一百年间被官方目为邪教,遭到严厉的迫害。这种情况终于导致摩尼教进入地下状态,其教徒在历代亦以不断发动起义的形式来进行反抗,其中最具规模的当属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元末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徐鸿儒起义以及清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但,这些暴力斗争的结果都是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和更加严厉的镇压。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化和佛教化的摩尼教无疑充当了受压迫者的代言人的角色。

相对于在中国的血腥遭遇,东突厥斯坦的摩尼教之消亡过程就显得较为和平了。他们是在经过一个长久的伊兰化和突厥化的演进之后才终于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当地人,与最初的土著栗特人共同融入了东突厥斯坦的新生代诸民族与宗教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摩尼”一词还是在阿拉伯语中被保留了下来,但其本意已被重新赋予的新意——一流的艺术家、文化人——所代替。这显然得益于摩尼本人对音乐的热爱与较高造诣之使然。然而,这个宗教毕竟确实是消亡了。

①见王延德著《使高昌记》,原书以佚,王国维从《宋史•外国传•高昌国》摘录,收入《古行记校录•王国维选集》(卷十三)

②诏书内容见杜佑《通典•卷40》,“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自身当行,不须科罪者。”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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