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岗关系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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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高岗关系纵横谈


高岗算不上是一个能够与毛泽东平行相处的老革命(1)。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因了毛泽东的“破格”重用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入居中枢的。无论是抗日战争时代的“西北王”,还是解放战争和解放初的“东北王”,高岗都发展地太顺了。在西北时得毛泽东“喜欢”(2),在东北时又得斯大林垂青(3),高岗堪称一时之骄子。到了建国后选调“五马进京”,仍然以中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的高调身份一马当先(4)。一个人太顺了就容易夸张对自己的认知,“高饶事件”中表现出的张狂便显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从后来毛泽东对人讲准备把高岗降职到陕西任副书记并兼延安地委书记的说法(5)看,也许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高岗在救驾历史、行政能力和政治热情等方面的赏识而只是对他进行一下锻炼以磨蚀他的意志,然则高岗终于以死明志也实在让毛泽东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一如后来林彪的叛逃对毛泽东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憾最终将他的暮年提前(6),眼见着这些由自己手把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的背离,毛泽东没有办法不为之困惑甚至愤怒(7)。 




毛泽东在处理高饶事件中的一些作法,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把高岗当成一条“草原狼”来对待的。看过《狼图腾》一书和《沙场点兵》一剧的人可能会知道,草原狼是可以用来威胁虎的存在并磨励虎性的(8)。高岗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攻击,未尝不是毛泽东利用高岗的积极性而对刘、周的一些治国策略的质疑。 




不时地对自己的战友或属下们进行一番“敲打”以提醒其摆正姿态和位置是毛泽东的常用谋略。不给手下将相有失控性“坐大”的机会是维持自身统治地位——政治语言是维持全党团结——的必要手段。仅仅是对周恩来,毛泽东就从六届六中全会后有过多次的“调理”。比如同时建立平行于南方局的东南局和中原局,就是对周的权力范围的分解;转战陕北指导刘少奇放去工校而把周恩来留在身边,在很大程度是也是不给其以独立发展的机会;解放后处理广东的“地方主义”使冯白驹等“周派”势力受挫,也未尝不是对周的地方羽翼进行煎除(9)。 




对于在延安整风后如日中天的刘少奇,毛泽东也不时地增强着他的警惕。在选择派向东北的大将时,刘的“菜单”次序是陈毅、林彪、徐向前(10),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嫡系林彪而排斥了与刘少奇有过合作关系而与自己有过不睦的陈毅;在主政东北的人选上,毛泽东也逐渐消除着刘派大将彭真的影响力而逐渐让毛派人物高岗担纲。可以说,在建立稳定的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较为“温柔”的方式粉碎了刘派势力的觊觎而将这块看家宝地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解放之后,毛刘之盟也并非铁板一块。麦克法夸尔就在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揭示了毛刘斗争的一波三折(11)。刘派的力量是那样的强大,以致于毛泽东也要不时地做出让步——比如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原有设想而一反常态地向他请来提意见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实施反击,就是因为彭真们的坚决抵触(12)。可以说,毛泽东与这个因为受到重用而越来越宠大的党内“山头”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到文化大革命而发展到了极端的场景:决裂。 




在高岗发起“批薄射刘”、饶漱石发起“讨安伐刘”的党内斗争时,未尝不是受了毛泽东的授意(13)。否则,高岗的嘴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主席说”,也不可能会有诸多方面大员的倾心投靠。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前期认可,党内资历并不很深的高岗断然不会联络起华东局(饶)、中南局(林、陶)、西北局(彭)这么大的势力并敢于找位列排名党内第五位的陈云、“政治思想强”的西南局邓小平大变特谈什么“圈子论”、“军党论”、“你一个我一个”。如果高岗在政治上再成熟一些,不是公开地大打主席牌玩人小鬼大、扮猪吃虎的把戏,他的这一作法,绝对可以起到“草原狼”的作用:既震慑了刘周两派,又活跃了各大区参与,中心目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不逾矩”。 




可高岗这条狼玩得太过火了,甚至于会错了主席的意思要把“历史形成的”(13)第二、三把手搞掉而想变成山中老虎。意识到养狼作虎的毛泽东已经后悔不迭,加上在陈云、邓小平揭露高岗“非组织活动”后刘派乘机反击,毛泽东为保全和表达对刘少奇的信任只好“忍痛割爱”,甚至不再给高岗单独面见的机会而在自己根本就不出席的情况下把高岗“放逐”。因为“狼”在政治艺术上的失策,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次敲刘回合上的失败。 




毛泽东希望以退为进暂时把“年轻气盛”的高岗拿下,就如延安整风后暂时地冷落了整风争议人物康生那样。陕西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这个位置,比之党的副主席虽然降格了许多,但那个颇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未必不是高岗的最佳养伤之处。可高岗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委屈,他以两次颇为值得关注的“自杀”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遗憾,其中极可能还有对毛泽东的不满…… 




了解毛高关系,有三个人是不可能不涉及的。一是刘志丹,他是高岗的老师、领导和战友,也是当年险些被戴季英“肃”掉的难友;二是刘少奇,他是高岗扮猪吃虎准备供掉的老将;三是邓小平,他是高饶事件风向立转的一个核心人物,也是高岗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特别重用的人物。“人民的英雄”刘志丹的牺牲,也许使他免遭了后来整个“西北反革命集团”的厄运。可刘志丹在整个革命生涯中的诸多可争议之处,以及高岗的意外落马,也确实让刘景色范、习仲勋们被株连。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前,因一部由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妻子所写的小说《刘志丹》引来高岗当年政治对手阎红彦的质疑和康生的利用,高岗的西北战友们就再次遭遇了被“阶级斗争”的命运(14)。 




高岗倒台后,他的手下干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等似乎并没有被顺势清洗(15)。这似乎可以透出当时政治空气的相对纯净,以及毛泽东对高岗的心存仁厚。 




因为叛逃和自杀,以及某些特别的指控,在中/共党史上颇有个性风采的张国焘、高岗、林彪被永远剥夺了“平反”的可能性。可这似乎并不能否定他们在党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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