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得失和考察反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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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得失和考察反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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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1] 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2] 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3]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4] 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5]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6] 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7] 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却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8]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9] 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而在毛泽东看来,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10] 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11] 

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12] 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13]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 


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14] 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15] 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16] 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拉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17] 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18] 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19]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20] 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21] 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22] 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23] 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24] 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25] 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26] 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27] 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28] 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29] 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30] 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31] 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32]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33] 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34] 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35] 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36] 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37] 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38] 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39] 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40] 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41]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42]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是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43] 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44]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45] 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46] 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47]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48]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49] 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50] 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51] 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52]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53]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54] 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55] 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56] 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投票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57] 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58]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59] 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60] 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61] 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62]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63] 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64] 


至于说到得失,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65] 由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况且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就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战争的结局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66] 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67]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68] 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这两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 


决策方针的失误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69] 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70] 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71] 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72]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73] 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74] 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75] 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76] 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77] 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78] 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79]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80] 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81] 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82] 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83] 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84] 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85] 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86]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是“铁板一块”。[87] 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上达到了就其动机而言的客观目的,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1] 有国外学者表达了一种最为悲观的看法:中国的记载或者已经遗失或者将永远封存,“要想把北京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准确地描述出来,也许永远都没有可能”。转引自M. Hunt, Beijing and the Korean Crisis, June 1950-June 195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2, V.107, №3。 

[2] 笔者几年来收集的有关档案即有500余件,并已全部译成中文,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3] 有关中国出兵问题的档案文献和研究论著的详细介绍参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一书的导言。 


[4] 艾伦·怀廷早在60年代就依据当时公开的资料做出了这一判断,见Allen Whiting, 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60。现在很多学者根据新史料支持和补充了这种观点。参见T. Christenson,Threats, Assurances, and the Last Chance for Peace: The Lessons of Mao's Korean War Telegram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2, V.17, №1。 


[5] 陈兼在《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1994)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6] 见M. Hunt前引文。 


[7] 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见《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 


[8] 参见1950年6月26-30日和7月15日《人民日报》。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10] 见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 


[11] R. Jervis,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80, V.24, №4。 


[12] 1950年9月21日刘少奇与罗申谈话纪要,转引自Б. Кулик,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л.79。 


[13] 《当代中国的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2页。《毛文稿》第一册,第536页。 


[14] 中苏两党会谈的中文记录参见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苏方记录见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1-3, лл.78-79。 


[15] 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4-288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页。 


[17] E.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Issue 6-7,pp.88-89;1950年7月1日、7月4日什特科夫致冯西(斯大林)电; 1950年7月5日、7月8日菲利波夫(斯大林)致罗申电。 


[18] 《毛文稿》第一册,第428、454、469、485页。 


[19]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20] 毛泽东在10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就提到“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见1950年10月3日罗申致菲利波夫电。 


[21] 周恩来提醒高岗“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 1950年9月20日周恩来致高岗电)时,显然是考虑到了参与一场国际战争的复杂情况。 


[22] 见E. Bajanov前引文,第88-89页。 


[23]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24]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第一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文本,第28页;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25] 1950年9月30日金日成、朴宪永致斯大林电,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 


[26] V. Petrov sel. & com.,Soviet Role in the Korean War Confirmed: Secret Documents Declassified, Yu Song-chol Reminiscences,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1994,V.13,№3,pp.60-61。1950年10月1日冯西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菲利波夫致罗申电。 


[27] 《毛文稿》第一册,第538、539-540页。 


[28] 在国际学术界轰动一时的关于中俄分别公布的两封内容相反的10月2日电报的争论,笔者曾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见《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英文稿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7, Issue 8-9。 


[29]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30]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3页。毛泽东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讲述了同样的理由,见《毛文稿》第一册,第556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4页。 


[32] 关于黑海会谈和中国出兵决策的反复过程,可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 


[33] A. Y. 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6-7, p.104;1950年10月13日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0月14日什特科夫致冯西电。 


[34] 1986年9-10月沃伦·科亨访问韩念龙、黄华等几位周恩来当年的助手时,他们都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介入是因为美国的飞机轰炸了满洲,以及美国的地面部队正在逼近鸭绿江。W. I. Cohen,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Diplomatic History, 1987, V.11, №.3, p.288。 


[35] 实际上斯大林确实有此考虑,见1950年10月8日冯西致金日成电。只不过,毛泽东当时是否看到过斯大林的电报尚无法确定。 


[36] 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7] 无论高岗是否真的说过要把东北作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此传言本身以及高岗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就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参见И.В.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 №6, 1992, №1;李海文,《柯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 


[38] 1950年10月8日冯西致金日成电。 


[39] 尽管对美国政府这种缺乏远见的举动有不同的解释,但许多西方学者的一致看法是,如果美国在三八线前止住,北京的介入是可能避免的,战争就会在1950年秋天结束。见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Chappel Hill,1981,pp.254-255;B. I. Kaufman,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Philadelphia, 1986,pp.83-85;R.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Ithaca, 1985,pp.67-74。 


[40] 《毛文稿》第一册,第539页。 


[41] 《毛文稿》第一册,第556、559-560页。 


[42] 《毛文稿》第一册,第588—589页。 


[43]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4页。 


[4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 


[45] 见195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46] 1950年12月5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日记摘录。 


[47] 1950年12月7日罗申致莫斯科电。 


[48] 1950年12月7日葛罗米柯致罗申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49] 《毛文稿》第一册,第722、741-742页。 


[5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246、249-250页。 


[51]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 


[52] 联合国辩论和投票情况详见1950年12月17日、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53]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中文版,第381页。 


[54] 关于停战谈判的时机选择问题,中国军方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见解,见齐德学、刘颖伟:《朝鲜停战谈判时机问题辨析》,《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第35-38页。 


[55] 参见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56] 聂荣臻当时曾向苏联顾问说,中国军队入朝以来已减少兵员达10万人,运往前线的物资因敌空军轰炸损失达30-40%,粮食仅能供应部队所需的25%。仅第二战役中便冻伤5万余人。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页。 


[57] 陈兼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 


[58] 《彭德怀传》,第446页;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月30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 


[59] 1月31日彭德怀就预言:“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 


[60] 《毛文稿》第一册,第151-153页。1951年3月1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3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 


[61] 详见《彭德怀年谱》,第481-505页。 


[62] 《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1951年6月13日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6月24日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 


[63] 斯大林为毛泽东的出兵决定所感动,于1950年11月1日命令驻守在沈阳基地的苏联第64航空集团军出动飞机加入了朝鲜的空战。详见拙文:《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4]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5] 引号中学者的用语转引自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V.13, №2。 


[66]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67] 美军的伤亡数字参见《艾奇逊回忆录》,第556页;约·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第754页。比例数为笔者计算所得。 


[68] 《第一次较量》,第47、59-60、67页。 


[69] 《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70] 《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891页。 


[7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6页;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pp.99-100。 


[72] 1951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7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58页;1952年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74] 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75] 1950年1月6日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1983, p.37-38。 


[77] 投票过程参见1951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可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在联合国只获得7张赞成票,其中一票还是“中华民国”代表投的。 


[78] 参见195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79] 1951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报,转引自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岐——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25页。 


[80] 《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00页;《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81] 参见《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8、270页。 


[82] 在1950年12月12-1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作为十三国提案发起者的印度政府认为,“台湾问题应当根据确定台湾必须归还中国的开罗与波茨坦两个协定加以解决”。见195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8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1983, pp. 1584- 1585;爱德温·马丁前引书,第226—267页。 


[84]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85] W. Stueck, 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986, V.10, №4。 


[86] P. West, Confronting the West: China as David and Goliath in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V.2, №1。 


[87] R. Jervis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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