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义的反思与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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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关于正义的反思与断想

人际关系中解决矛盾和纠纷的办法无非有二 :一是动手;二是动口。动口大抵就是讲理,讲理是人类的专利,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界是不讲理的,奉行的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或强权哲学,解决矛盾和纠纷的办法只有斗——不仅斗力,也斗智。人类比动物复杂得多,也虚伪得多,所以才发明了讲理。

据说讲理是文明的表现,而蛮不讲理则是野蛮的行为。可是,人类的文明史却从来不是讲理的历史,恰恰是各式各样的战争和形形色色的阴谋的历史,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相比,就战争的规模和残酷而言,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且还多了1层讲理的伪饰,不像它们那样直截了当。只不过,在这个方面下功夫的却往往是弱者或失败了的1方,目的无非是暂时推迟强者的进攻以苟延残喘,或旨在减少损失的讨价还价。强者也是愿意讲理的,但大多是在取得胜利或有了胜利的把握之后,而且与其说“讲”理,莫若说是“宣布”理——宣布失败者必须遵从胜利者之理。换言之,就是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所谓的“强权即真理”。所以人类的文明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强权的历史。

知识分子是最喜欢讲理和最善于讲理的,而且知识越多便越是喜欢讲理,越善于讲理。然而也越孱弱,除了讲理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防身的本领。而且,这唯一本领的功效也实在有限,正如古人所云:“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之所以讲不清,并非当兵的皆不懂得讲理,而是人家手里有兵器,不屑与你费口舌罢了。如果他们遇上了专靠吃空饷和欠饷自肥的长官,由于兵器常常敌不过权力,所以他们同样会去与他讲理并且也同样是有理讲不清的。可见,一切有权、有钱、有势力或有力、有勇、有心计的强者,大抵皆不屑于讲理,因而同他们讲理也大抵都是“讲不清”的。当然,有时他们也会主动来向弱者“讲理”,其实不过是说服——要你识时务,自愿服从罢了,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者。”自然是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因为在他们的“理”的后面,不但有“力”,还有“势”。所以,“思想工作”通常总是自上而下地做,而极少相反。倘有例外,则大抵也是由于他们虽然还有权却已然失了势的缘故。

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若从孔子的时代算起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积2500多年的历史教训,自然不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所以他们也早已学会了表里不一地作伪,将说理当作依附与效忠或掩饰与推委的手段,大多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或准伪君子,只有少数自命清高或死抱着圣人之言不放的书呆子,才会真的相信或不得不相信说理的功效。然而不如此又能如何呢?他们不仅“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而且无钱、无权、无关系,因而也就无势,既不会打架骂街,又不会胡搅蛮缠,便只剩下讲理。效果呢?天知道。所以,鲁迅先生说:“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而老百姓则说:“会咬人的狗不叫唤。”

说穿了吧,理者利也。理从来是以利害为基础的,利害不同,立场、思想、观念、情感、习俗……皆不尽相同,理也就不同。所以,但凡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其实是无理可讲的。

而且,讲理者较力竟势也。“理”的通畅,主要不是靠“讲”,而是靠“力”和“势”,有了“势力”才“占理儿”,才“理直气壮”,才“师出有名”,才……

否则,则不过是“呻吟”或“叫唤”而已。

也不能说天下就无理可讲。对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有切身感受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得好:“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弱,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言公法。”意思是只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方可言理、言公法。不过,只要认真想一想便明白:他所谓的“言理、言公法”,无非是用讲理的方式讨价还价罢了。所以,在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之前,理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例如,中美关于恢复邦交的谈判,就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0多年。一旦达成协议,也只意味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或讨价还价的成功,与理的讲通与否其实并无多大关系。所以,中美在恢复邦交之后,还得继续讲理,而且还得没完没了地讲下去。

可见,可以讲的理,其实也并非是理,不过是势均力敌之时的谈判。说得堂皇些,便是双方在理性基础上的妥协;说得粗俗点,便是囿于“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心态的讨价还价。说得哲理些,就是:谈判是强权的继续——不过是企图在谈判桌上获得强权所不能获得的东西而已。反之亦然。

如果法律健全,法官廉明,那么,打官司也不失为1种讲理的方式。但打官司的双方往往并非势均力敌,通常总是弱者为原告,由于势不均,力不敌,才不得不诉诸于法律,要求势力更强大的第3者主持公道。被告的败诉,也往往只意味着对于更强大的第3者的屈服,而非被原告或法律的理所折服。所以,判决之后拒不执行的事时有发生。

更何况,所谓司法独立,从来就是1个理想的或相对的概念,换言之,天底下,人世间,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或绝对的司法独立,即或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发祥地的西方,或号称“自由世界”的美国。因为,在它的后面还有1个比它更强大的、授权于它的政权;在政权的后面,还有比政权更强大的经济;经济的后面还有比经济更强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后面,还有比它们更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在集体无意识的后面还有主宰一切生命现象的基因;在基因的后面还有“生物学家们只能提出缺乏自信的猜测,或完全是思辨性的假设”的某种“原型设计、模式或信息”(请参阅〔美〕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第7章:生命现象中的谜,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元2001年)……那么,倘论资排辈,司法不过是孙子辈,哪里能具有真正的或绝对的独立?说白了,司法的公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这限度大抵也就是讲理的极限。

但这还是仅仅就同1个宪法和法律的范畴而言。倘在宪法与法律皆不同的范畴,如联合国的海牙国际法院,可就难说了。因为联合国的权力和权威皆有限,常常不得不屈从强权,其下属的海牙法院自然不得不经常沦为给战败者或弱者定罪的的工具。

于是乎,一超越这个极限,人们便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抽象的第3者——人类的理性、道义、良知、良心、恻隐之心……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正义。

何谓正义?万俊人先生下了1个最“简明”和最“原始”的定义:正义就是权力和义务的对等分配或交换(万俊人《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东方文化》,公元2002年第4期)。通俗地说,就是:有多少权力就该尽多少义务,或尽多少义务就应享有多少权力。作为1个公理,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而,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权力和义务从来就没有对等过。或者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1部强权即公理的历史。即或也有公理战胜的时候,却并非是靠了正义本身,而是由于代表正义1方的权势超过了强权1方的结果。说得更透彻些,就是以强权压倒强权的结果。例如“二战”中同盟国终于战胜轴心国,靠的决不是正义和公理,而是军备的竞赛和数亿人的浴血奋战。换言之,也就是“以毒攻毒”或“以暴易暴”。那么,也就等于是“以非正义战胜非正义”。当然,若从双方各自的立场出发,说它是“正义战胜正义”也未尝不可。

所以,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对抗才结束,原来的同盟国阵营,便又立刻形成双方皆以正义自居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又马上出现打着正义旗号的美国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纷争。现在,美国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1/25,每年却要使用世界上将近1/4的石油,为了保证美国人的高消费,布什又高举着正义的大旗,用导弹和精巧制导炸弹去“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正如万俊人先生所说:“国际正义的秩序常常取决于大国强国,尤其是超级大国。所以美国看谁不顺眼,就教训谁,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万俊人《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同上引)正义安在?

更何况,对于正义的理解也因立场或文化而异,也正如万俊人先生所说:“实际上,民族—国家间的政治正义问题最终都会演化为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冲突问题。”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又“差异甚大,冲突频繁,难以达成根本意义上的价值认同”(万俊人《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同上引)。说白了,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而也就意味着正义并无统一的标准。那么,再奢谈正义又有何意义?

说穿了,所谓正义者,大抵与讲理一样,不过是人类所特有的虚伪或孱弱的表现。

人类社会中,具有强权或依附强权的人毕竟是毕竟极少数。所谓的文明史,其实正是极少数人压迫、盘剥或统治、治理大多数人的强权史。尽管大多数在忍无可忍之时常常揭竿而起,用种种方式来进行抗争,却从未改变过这种金字塔式的统治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文明史,归根结底就是非正义史或“沉默的大多数”像夸父逐日般追求正义的历史。

换言之,正义从来就是弱者的专利或寄托,它就像那永远给人以希望和幻想却又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在那儿隐隐绰绰地竖立着1些金光闪闪的大字,诸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什么什么的。就像上帝的末日审判、道教的拔宅飞升、佛教的阴世来生……一样,给“沉默的大多数”以信念、勇气、力量和希望。如果将它否定或剥夺了,那“大多数”便活不下去,结果便只能是:“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豁出去了,与“极少数”同归于尽。

所以,正义1方面是强权的伪饰;另1方面则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宗教。

唯有在没有利害冲突或冲突不大的范畴或圈子内,才差强人意地存在某种讲理的可能。如先进之于后进,长辈之于晚辈,老师之于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讲理也就成了“通道”——如同下水道堵了,便须用搋子搋1搋。那么,理也就是搋子,所谓讲理,无非也就是搋1搋而已。 

但搋的方式却各个不同,大抵有两类:1类是宣言式或填鸭式,常常充满“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式的霸气,即或能让对方臣服,却很难令人心悦诚服。1类讨论式或雨露式,往往有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地平和,在闲聊中不知不觉便进行了,每每给人以“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印象。

但无论是哪类,皆意味着沟通与理解,只不过前者是1种对立的、以强凌弱的沟通与理解;后者则是同一的、平等互利的沟通和理解。一般地说,当然是后者占优。却也不尽然,因为人的秉性和修养各异,不能一概而论。1些虚妄浅薄浮躁而又自以为是的家伙,往往以为理与拳头一样,越粗大越好,便将心平气和、循循善诱视为理屈的表现,对付这类四六不懂的家伙,不霸气十足地1棍子将他打懵,是什么理也讲不通的;有些人,不善思考,奉行“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方针,因此跟他们讲理便肯定是越讲越适得其反,对付他们,只能是多摆事实少讲道理;有些人偏又讲理成癖,拿讲理当成了表现或实现自己的唯一途径,奉行“目的是没有的,讲理就是一切”的“为讲而讲”方针,常常将讲理的目的忘在1边,一开讲,便没完没了,不尽兴绝不罢休,对付这等人,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有如在街上遇到神经病患者那样;还有些人,愿意也善于讲理,只是所信奉的理与你不同,你心目中的天堂可能就正他精神的地狱,不讲倒好,一讲就崩,越讲越糟,那么,最好就别再讲了,或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者“君子和而不同”,各行其是;再有……总而言之,即或是利害冲突或冲突不大的同1营垒中人的讲理,不但要因人而异地采取各个不同的方式方法;而且也未必都能奏效。

所以,讲理的真正功效,充其量不过是沟通而已。

明乎此,在与人讲理的时候,便应该将讲理视为因人而异的相互沟通的手段,而不那么在乎理的通顺与否——能沟通则通,不能沟通则罢;能理解固然好,不理解也无所谓;能沟通和理解到什么程度,就满足于什么程度,无需着急生气,过些日子不妨再来——若双方皆努力对事不对人地置身于事外,心平气和地进行探讨,也就可以“化戾气为祥和”,减少许多无谓的意气之争。

我想,无论是人际间还是国际间,皆不妨如此。

如果说讲理是沟通的手段,正义则绝非沟通的目的,充其量也就是沟通的载体。也就是说,通过正义这个话题,沟通各种不同的正义,达到和而不同的目的。更确切地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适的正义,他不过是1个可以搭乘任何乘客的载体。因而,问题就不在于为了霸占它而大打出手;而在于使用它以和而不同。

英藉犹太裔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就认为,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各有各的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从来不会是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统一的、确定的人性,人类也就没有统一的、确定的未来。并指出:无论是西方公元18世纪的启蒙运动或公元19世纪的社会运动,都是建立在人类具有普遍性——普遍人性、普遍理性、普遍理想、普遍价值观、普遍目标——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西方的文化精英们,便先用这些似是而非的公理去启蒙西方的芸芸众生,然后按照这些理念掀起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试图建立种种相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并基于基督教的普济主义教义,千方百计地将他们的价值观,输出和强加给其他国家和人民。说到底,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阵营的冷战,归根结底正是在这种普适主义大观念的支配下,不同社会理想或意识形态间的对立所致。因而,伯林先生认为,西方诸如此类建立在普遍性的大观念,虽然具有独创性,却大抵是书斋式的哲学或社会思想,用于改造社会,所造成的则是灾难性的结果。所以,他主张别再寄希望于理性或公理占据主导地位的乌托邦理想,而是致力于建立1种更为实际的体面生活方式。

说白了,无非就是:别再为了各个不同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争执不休、打来打去。对于这些问题大家都求同存异地通过谈判或交流进行沟通不更好吗?如果要争,为了实际的利益争还有点意义。

这道理并不高深,大凡重视实际而又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大抵都是懂得的。特别是一贯重视现实生活而懒得进行玄思的中国人,可以说不但早就懂得,而且运用自如地贯彻了数千年了。可是,一旦出自这位被誉为集犹太、俄国、英国文化于一身的“洋和尚”之口,便成了令众多中国现代“文化精英”们“竟折腰”的“真经”。其实,你只要克服崇洋媚外和迷信权威的心态,抛开那些金碧辉煌的哲学名词和概念,不顺着他们的思路走,而是联系自己的生活阅历,用自己的脑袋认真想一想,便不难明白:伯林先生所发现的“真理”,归根结底不就是“和而不同”这4个字吗?也就是说,伯林先生的这1发现,之于西方思想界和那些习惯于跟在西方思想界屁股后边亦步亦趋的中国“文化精英”们,确实是1个进步,但之于中国本身,充其量也只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现代版而已。

我说中国人早就懂得,而且运用自如地贯彻了数千年了,也绝非恪守“夷夏之论”犯了“民族主义”的“集体自大狂”。子曰:“礼失求诸野。”你只要到中国农村去转转,看看他们所供奉的神灵就明白了:那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品种之多,难以计数。而且同1个人在同1时期,既拜关公,又念“阿门”,还到佛寺上香,竟是丝毫不矛盾。这不正是“和而不同”的绝佳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在全世界到处受排斥和迫害,唯独到了中国,不但乐不思蜀,而且,还“把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原则当作自己的伦理规范”,在宗教上则“逐渐与同他们相近的伊斯兰信仰融合”,并打破不与外族通婚的禁忌,以致“到了公元19世纪下半叶,开封犹太人的相貌、衣著与汉、回族等族人民已毫无二致,在宗教、习惯方面,例如其祭祖、丁忧、婚娶丧葬之礼均有同样情况;固有的语言文字消失了,姓名改变了等等。总之,完全被中华民族同化了”。(吴泽霖为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所作的序,P11,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元1983年)这不正是伯林先生所憧憬的那种更为实际的体面生活方式吗?

那些认定月亮是西方圆的中国“文化精英”们,何不调转身来,认真了解或盘点1下自家的传统“存货”,然后再决定取舍?何苦总是带着人家的有色眼镜,将自家看得一无是处?

禅宗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之说。你们或许放不下“屠刀”,但转过身来,摘下眼镜看看,总还是可以的吧?

那么,什么叫做“得道多助”呢?得道不就是正义之谓吗?不错。但是,正如任何1味中药都不能单独治病,必须与其他中药相互配合1样,任何道理也都不是孤立的。所以,别忘了,“得道多助”至少还得配上1条“天助自助者”,才差强人意地成为真理,否则,便不是“多助”,而成了“救助”。换言之,在“得道”的后面,还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有了“力”方有“势”,所谓“多助”,归根结底不过是“势”的1种体现罢了。说得文有点,就是:“大势所趋”;说得粗俗些,叫做:“无利不早起”或“不见兔子不撒鹰”。当然,正义感总还是有的,却并不等于真正的“助”,只不过是“呐喊助威”或“哀告控诉”而已。真正的“助”是要冒风险,做牺牲的,能1点也不顾及自家的利益?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雷锋式的国家和民族吗?

那些张口闭口谴责“民族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者,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何不睁开眼睛看看:你们所憧憬和膜拜的美国式自由、民主、法制,不正是建立在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吗?君不见,美国的小学生,不是每天都要面对国旗,诵读对于“上帝之下的国家”的效忠誓言吗?难道你们真的以为美利坚是个“雷锋国家”?

还有些人书生气十足地奉劝或告诫“山姆大叔”:要“像1个旧式大家庭中的大家长那样”,“不是满足于以力取胜,还得以德服人,有公心,考虑到整个家族的公共利益,这样的家长做得才有权威,才能让大家心悦诚服”(参见许纪霖:《全球正义秩序如何可能?》,《东方文化》,公元2002年第4期)……真真是正义到了痴迷狂醉的地步了。唯一不足是:人家听你的吗?当然,也不会完全不听,至少以儿孙自居,尊人家为世界的父家长这1点,是肯定会被笑纳的。只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却又未必都同意。

据说,鼎鼎大名的哈贝马斯认为“现在缺乏1个强有力的机制来保障正义的实现,他提出要强化实现世界正义的仲裁性的力量。改革安理会,使之更具实质意义,由其通过的决议也更具制裁的力量”,“另外,加强世界司法的仲裁,让海牙国际法院实体化,具有跨国的制裁性的作用”。故此哈氏指出需要有维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的常规部队。许纪霖先生还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尽管“哈贝马斯的这些设想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也是乌托邦,但今天的乌托邦可能就是明天的现实”(同上引)。

瞧。这正义之声是何等的美妙,让我们高举双手拥护,耐心等待哈贝马斯“支票”的兑现吧。然而,兑现的保证安在?更何况,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表明:从未有过终于实现了的乌托邦。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哈贝马斯的乌托邦呢?

退1万步说,就算有了1支联合国的常规部队,打得过布什1伙吗?即或打得过,又能改变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消费、高享受的固有纵欲文化吗?再退1步,又该由谁来指挥呢?哈贝马贝斯先生所谓的“联合国上院”吗?谁又能保证那个不受“公共领域”监督的“太上皇”能真正恪守正义、主持公道呢?如果他们制服了布什之辈之后又取而代之,又如何是好?更何况,稍微认真地想1想,便不难发现,所谓“联合国上院”,无非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那些能够使哲学和政治统一起来的“哲学王”,也就是说,哈氏乌托邦不过是两千多年前柏氏乌托邦的现代版,两千多年都未能成为现实的东西,值得相信吗?即或相信,那么在哈氏乌托邦兑现之前,我们就该听任布什1伙胡作非为吗?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反霸抗暴的斗争活动引开,让大家将希望寄托于强盗的良知和联合国的“清官明君”,或者,干脆说就是寄托于哈贝马斯及其弟子们身上。居心何在?联系起前不久他在科索沃战争中为虎作伥的表演,正如中国的俗话所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能不对他留个心眼吗?

所以,无论哈贝马斯先生是如何地有名,也无论他的人品或主观意图如何,我都认为:他即或不是霸权主义的帮凶,至少也是帮闲。也就是俗话所谓的“托儿”。

哪怕是个天真、善良、书呆子式的“托儿”,那也是“托儿”。而中国的学者如果挺不直脊梁,便会等而下之地沦为“托儿”的“托儿”。不亦悲夫?

十一

要而言之:

作为1种斗争策略,大家心照不宣地打打正义的旗号,鼓吹和发挥1下联合国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只是切莫书生气十足地将希望寄托于斯。

须知,只有建立在“力”和“势”的基础之上的正义才成其为正义。否则便是虚伪的“托儿”或孱弱的“叫唤”。

正如对付某些人,不先1棍子将他打懵,便无法与他说理一样;对于那些毫无自知之明的霸权主义者们,不想方设法将他们制服,也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

尽管我并不那么佩服伯林先生,但窃以为他无论如何总比哈马贝斯先生可爱得多。因为,按照他反对普适主义大观念的观点,必然引伸出这样的结论:正义,正义,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

所谓正义,归根结底,无非是强权的伪饰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宗教。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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