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夫卡:K能找到法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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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读卡夫卡:K能找到法庭吗?


读卡夫卡:K能找到法庭吗?


郭成望


与《城堡》里的K不同,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里,主人公约瑟夫•K不是身份不明不白的外乡人,而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

这个为了在世界上闯出一条路而搏斗过几十年的K,在银行里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旁边还有一间会客室,他可以透过大玻璃窗,欣赏都市的繁华景象。不错,他没有额外收入,不受贿,不贪污,也不能命令下属去找个女人带到他的房间里来。然而在银行里,K看起来已经成了重要人物,以至银行的第二把手――副经理也十分看重他的友谊。

不幸的是,在K三十岁生日的那年春天,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这天早晨,K和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等着女房东的厨娘把早餐送来,可是这一天她却没有露面。两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闯进了他的寓所并告诉他:你被捕了。K生活在一个有正式宪法的国家里,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敢在他的寓所抓他呢?来抓他的陌生人看来是两个看守,其中一个看守声称:我们只是地位卑微的低级职员。我们为之服务的高级机关在下令逮捕一个人之前,一定很了解逮捕理由以及犯人的特征。在这方面是不会出错的。我们的官员们――我只认识其中级别最低的官员――从来也不到民众间去寻找罪过,而是像法律中说的是被罪过吸引过去的,接着就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去。这就是法律,怎么可能出错呢?

准是有人诬陷了K,或是银行里的同事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而策划的不甚高明的玩笑。以这种可笑的方式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虽然看守说K被捕了,但并没有把他带走的意思。K自己也选择了一种稳妥方式,听凭事情自然发展,于是按看守的要求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这时隔壁的房间来了位监察官并叫K过去。K很想弄清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谁控告了我?什么机构负责审讯?你们是法官吗?监察官回答说:这里的先生们和我本人在你的案子中都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实际上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甚至不能肯定,你是否被控犯了罪,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控告了你。你被捕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虽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倒至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少捉摸我们,少考虑你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K有点烦躁地来回踱步。监察官又说:你现在该到银行里去了吧?你被捕了,这是确实的,但是并不禁止你去办事;也不阻碍你继续过正常的生活。

这么说来,被捕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他还是自由的,至少可以照样去银行上班接待他的客户,下班后也可以去常去的那家啤酒店。也许这种形式的逮捕就像野孩子的恶作剧一样,不值得认真对待,甚至还可以完全游离于法庭的管辖之外自由生活。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这种可能性存在吗?K接到电话通知,下星期天将对他的案子进行一次短时间的审理,审讯他的那栋房子位于他从来也没有去过的郊区的一条街道上。K决定星期天按时赴约,这是绝对必要的。案子有进展了,他必须为之奋斗,必须使初审变成最后一次审讯。在好像是会议厅的六楼审讯室里,挤满了全都佩戴着徽章的人群,K对这群人发表了像是拒绝受审的讲话。临走时还对预审法官说道:你们这些恶棍,总有一天我也要审讯你们。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K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再次传讯他的消息,他不能相信自己拒绝受审已被认可。可他并没有接到审讯的通知,以后也没有受到过正式的审判。但看起来应该有理由相信,他的案子正在进展中,法官们正在阁楼斟酌起诉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银行的业务吗?这看样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刑罚,一种来自案件并与案件有关的刑罚。总之,到了这年冬天,K觉得自己筋疲力尽,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做好银行里的工作。他现在已经不能从接受审判和拒绝接受审判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了,因为他已置身于审判中。

K的叔叔,为K的案子忧虑而着急,并准备把K的案子全部委托给自己的朋友,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律师。这位“穷人的律师”住在审讯室所在的那个郊区的一个阁楼顶部。据律师说,他似乎早就知道K和K的案子,因为他经常出入辩论各种案件的司法界,其中最堪注意的案子肯定会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更不必说是有关一个老朋友的侄子的案件了。律师对K的这件案子很感兴趣,愿意为它竭尽全力,还声称他已经打赢过很多类似的官司。可是直到这年冬天,律师说诉讼过程仍处于开始阶段,甚至已基本就绪的第一份抗辩书也还没有交上去。K和律师初步接触几次后,便留下了律师帮不上什么忙的印象,不久更断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

这个冬天的早晨,K决定自己写一份抗辩书,自己为自己辩护。但他很快感到,拟成这份为自己辩护的抗辩书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并非因为懒惰或有意拖延,而是因为K不知道自己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引起的其他指控了。他得回忆一生的经历,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讲清楚、分析透,这种事情也许让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二个童年时代的退休人员来做是甚为合适的。况且这不只是写一份抗辩书而已,这还牵涉到完全受控于法院,牵涉到审判的全过程,而审判到底又会延续多久?K要为自己辩护,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能从重重困难中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吗?

重重困难中的困难是K根本没有找到过真正的法庭,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法官。不错,在审讯室所在的郊区,K曾经进入设在那座房子阁楼上的法院办公室。初审后的第二个星期天,K尽管没有接到通知,但他以为他们准是在原先的那个审讯室等他。法院门房的女人告诉K,今天不开庭,门房却很乐意带K去看了看阁楼上的法院办公室。法院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这里,法官在阁楼里将就着?看起来这是一个“贫穷的法院”罗。

但这真的是K要找的法庭吗?为了寻求与法官有关系而又可以帮助自己结束案子的人,K接受了他的顾客,一个厂主的建议,去见一位给法官画像的画家。画家住在一座公寓的顶层的阁楼里,这座公寓又在郊区,正好位于法院办公室所在的那个郊区的相反方向。在画家的房间里,K打量了一下房子,他永远也不会相信,有谁会把这个肮脏狭小的窝棚叫做画室。可他更没有想到过,这里也有法院的办公室。画家自己也觉得奇怪了:这些是法院办公室,你原先不知道这儿有法院的办公室吗?几乎每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的办公室,这栋房子为什么应该是例外呢?我的画室实际上也是属于法院办公室的,不过法院把它交给我使用了。

使K大吃一惊的倒并不是发现了法院办公室,而是发现自己居然对有关法院的事情如此一无所知。在初审的时候,在审讯室所在的那个阁楼上的法院办公室里,K曾想证实他的假设:司法制度的内部和它的外部一样令人讨厌。但是律师和画家告诉他,他根本不了解法院和法院的判决。律师和画家都只是与一些低级法官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这些低级的法官无权作出终审判决,他们甚至对终审判决及作出终审判决的理由也一无所知。案子进展到了某一阶段,便会转到遥远的、常人进不去的法院里审理,终审判决的权力属于最高法院。你、我,以及我们大家都无法接近它,谁也不知道那儿的情况怎样。在审判的这个阶段中,被告再也不知道有关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幸运的是,K的案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按照律师的看法,K的案子只是处于开始阶段,不像他的另一委托人,一个谷物商的案子已经拖延了好多年。K终于决定不再让律师过问自己的案子了。采取这个步骤是否明智?他一直对此存在疑问,但是非此不可的信念还是占了上风。他觉得律师的手法是使委托人最后忘记了世间万物,只是寄希望于沿着一条其实是错误的道路蹒跚移步,直到能看到案子的结果为止。

律师似乎没有说错,K的案子还刚开始。因为在大教堂里,一个属于法院的教士告诉K:你的案子也许将永远只由低级法庭审理,不会往上转。关于法庭,教士给K讲了一个法的守门人和乡下人的故事。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一个有权而级别又最低的守门人在门前站岗,从乡下来的那个人坐在门边一直到死,也没有能够走进法的大门。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的各个结论,由此产生的一大堆思想,对K来讲是陌生的,是不可捉摸的。大教堂宽敞得已经接近人类可以容忍的极限了,K也太疲倦了。是不是也像那个乡下人一样,他永远也不可能走进法的大门?

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街上寂静无声,两个身穿礼服的男人来到他的住所。这两人以一种训练有素、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很快将K带出了城。在一个荒凉的、人迹稀罕的小采石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点,一块位于悬崖边上的孤零零的大圆石头。被剥光了大衣、背心和衬衫的K,背靠着大圆石,头枕在上面。其中一个人从刀鞘里抽出一把屠夫用的又长又薄的双刃刀,把刀举起,在月光下试了试刀锋。K现在清楚地意识到,当刀在他头顶的时候,他应该把刀拿过来,插进自己的胸口。不过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只有头部还可以自由转动,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件事。

远处亮光一闪,还会有谁来帮助他吗?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但是那把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他死了,耻辱将留存人间。

《审判》里的K,终于没像《城堡》里的K那样活着。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里,《审判》里的K提供了另一类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类型的人,无缘无故地被不可接近的最高法庭下令逮捕,他试图为自己辩护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指控,他希望寻求别人帮助却没有人可以找到法庭。在审判甚至没有进展的开始阶段,他想活着,但却死了。


说明:本文属于个人原创作品,但已在别的论坛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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