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卢

梭。卢麦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

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仑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两洋,

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

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卢梭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的fellow,

这来他的fellowship的也给取消,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

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

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

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

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

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写信

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

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

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

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

我在康桥还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

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

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

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