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借我一生(作者: 余秋雨)全文

旧屋与旗袍

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将近十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划入慈溪的。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惟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


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一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

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多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二十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妈妈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我相信,从小习惯了上海思维的妈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诵读一家私信,一开始一定很不习惯。她会用眼色询问上门来求她读信的那个妇人,要不要请别人离开一下。


那位妇人一定不会理解妈妈的眼色,妈妈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开始移过信纸。读信时,妈妈会把声音尽量放轻,但她发现,越轻,凑过来的脑袋就越多,而他们口中吐出的劣质烟气也越是呛人。时间一长,她也就放开了声音。


妈妈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对高地地的人来说,却是奇装异服。


结婚那天下轿,穿的是织锦缎旗袍,酒红色中盘旋着宝蓝色,让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村里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乡下人历来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妆看成又高又远的事,即使从眼前擦过,也只当戏文传奇,不会用寻常目光评判。美丽的婚服穿过一次也就压到

箱底去了,没有机会再穿,成了一个缥缈而匆忙的回忆。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还是穿着旗袍,只不过换成阴丹士林的,一色正蓝,与织锦缎那件一样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这身旗袍拎着篮子到河边淘米、洗菜去了。


在妈妈看来,阴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这身旗袍的颜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装都要单一,而且料子也极普通。


妈妈出门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总能看到窗口、门边星星点点注视的目光。她以为是乡亲们对新人好奇,便红脸低头,用微笑打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烦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来自上海,当然看不出妈妈的旗袍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这个儿媳妇处处让她顺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才传达出了一个村庄对一种服装的嘀咕。


孝宏爷爷坐在草垛边的石墩上,叫了一声妈妈的小名。这小名,是他从祖母的呼叫声中听来的,他与祖母同辈,这么叫很合适。


妈妈停步,恭敬地等他说话。


他说:“你这种穿法是朱家的,这里不这么穿。”


妈妈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没有听懂他的话,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孝宏爷爷其实是个很轻松的人,平日里习惯说说笑笑,一点也不想摆长辈的架子,看到我妈妈发愣,就笑了,说:“你看这里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裤干活的。你这身,又不过节又不做客,太齐整。”


在我们乡下,“齐整”这个词,含有漂亮的意思。


妈妈“哦”了一声,点点头,便转身回家禀告祖母。祖母一听就来气:“就他管得宽!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话虽重,口气却是打趣式的,祖母说的时候还笑出声来了。


“痴子”也就是疯子,是指孝宏爷爷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蛰居在我家西边邻屋的楼上。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渴望见到又最害怕见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轻多了,我见到时大概也就是四十多岁吧,偶尔下楼来,不讲话,也不给谁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静地轻声自语着什么,走不了几步又上楼了。


记得我五岁时有一次从山里采了一大把杜鹃花回来,在后门正遇到她下楼。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鹃花一会儿,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两只花来送给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细看了一下,却立即塞回到了我手里,转身便上了楼,没发出一点声音。


前妻疯了,孝宏爷爷又续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妈妈大三岁,却长了一辈,她干练爽利,丰腴白净,是村子里的一个人物,如果用现代传媒的语言来定位,算是“该村妇女界的言论领袖”。小阿婆是从北边的新浦沿嫁过来的,那里靠着海,有渔业、盐业、航运业,这比我们村里开化。据说小阿婆还见过在整个浙北、浙东都鼎鼎有名的强势士绅王尧辉先生。王尧辉的强势,在于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区的盐业,这可是身价无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间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见过!光凭这一点,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诉乡亲:“连王尧辉家的佣人也吃得起馄饨。”然后她细细讲述馄饨是什么。非常薄的面粉皮子,包住了一点点最新鲜的肉馅儿,水一煮,薄皮子像云一样飘起来了。乡亲们一听,心也飘起来了。


孝宏爷爷把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实在让村里人佩服不已。他总是坐在村头草垛边的石墩上,晒着太阳,调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但是,别人不敢反过来调笑他,一是因为他辈分高,二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样一位妻子。连妻子都能随口说说王尧辉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这位孝宏爷爷,不能接受我妈妈的旗袍。难道,连见多识广的小阿婆也没穿过旗袍?王尧辉家如此豪门,女眷如云花团锦簇,小阿婆没穿过总也见过吧?


妈妈问祖母,祖母想了想,说:“她当然见过,却真没见她穿过。新浦沿再怎么,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长裤吧?”妈妈征询祖母的意见。


“其实随便,都可以。”祖母说。


妈妈改穿长裤的第三天,孝宏爷爷又在草垛边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说:“你这长裤也不对,太瘦,这里的裤子要宽大。也不能长到脚背,只能到膝盖下面。”


这次妈妈不理了,仍然穿着长到脚背的瘦长裤,过几天又轮换成旗袍。后来自己缝了一条裤子,宽大了一点,但还是长到脚背。


乡亲们天天晚上聚到我家来,看妈妈读信、写信,时间一长,也都习惯了她的旗袍和瘦长裤。


读信写信,是在读写一座村庄。


妈妈快速地进入了村庄的内心。


其实远不止是这座村庄。读信、写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闯荡者营造起来的,来自浙江农村的闯荡者又显得特别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远龙山镇农村的那个

闯荡者就当上了海商会会长,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热闹的一条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数闯荡者都没有出名,他们中的一小拨来自我们村庄,平生只有我的妈妈在不断地书写着他们的名字。


终于,妈妈发现,外出的闯荡者也都不识字,收到乡间妻子来信后还要请别人来读。这让她愕然了。


她原来以为自己是一对对夫妻间惟一的“传话者”,因此尽量把妻子们的委婉心语细致表述,谁知,这种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达。对方找到的读信者一定是男人,他们能传达这些哀怨村妇的隐隐心曲吗?


那么上海,浙江农村为了造就你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价,实在太大了。


妈妈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两端之间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恒的,但她要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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