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文界NO1 黎汝清大师的经典之作 皖南事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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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林志超、赵令波、周子昆、叶挺、项英一大局、大局,叶挺治疗创伤的良药一支闪着幽光的精钢手杖,怀着多年郁积的痛苦,沉重地举起来,带着军人的崇高与尊严,在1:75,000的军事挂图前,停留了大约五秒种,然后从右上方向左下方,猝然斜劈下来,那张重磅道林纸凄厉地尖叫了一声,随着四溅的白垩粉末,象被扯碎的衣襟飘落在藤椅上,大部份还翻卷着,哆嗦地垂挂着。”哗!哗!哗!”那支粗钢手杖又猛烈无羁左右开弓地打下去,带着毁灭一切的震怒,象扑打着树上的残叶,直到墙上片纸不存。因为地图常年遮盖而显得特别洁白的墙上,留下一道道的划痕,随着地图的肢解,他的太阳穴边弯曲暴涨的青筋抽动着,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

三年来,他面对这张地图,产生过多少幻想。这张图上,飘浮过多少战争的烽烟,他瞪视着幻化出的战场,在炮火轰鸣里指挥全军,草原风暴似地急驰过溅着敌寇血肉的马蹄;这张地图上,活灵活现地闪烁着他的北移的计划,那是他心血与智慧的结晶。

今天,他杀死了它!埋葬了它!

郑冬生端着一茶缸盐开水,震惊地站在房门口,望着军长石化了的宽厚背影,那握手杖的臂膀软软地垂吊着,地图,卷曲零乱的残骸,还象发着阵疼似地索索发抖。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不理解军长为什么会这样意冷心灰,他畏惧而又迷惑,悄悄地退出门外。他似乎听到军长长叹了一声。他觉得喉管一阵阵发紧。”冬生,我把军长托付给你了!”这是军长夫人上路时,对他的请求。在战场上,知道应该怎样办。可是现在,他不知道如何完成夫人的重托。

叶挺缓缓地坐在藤椅里,象大病方愈的人,一种突然袭至的迷茫和疲惫,使他一向过人的强毅的精神失去了平衡。他预感到他的脚下便是他命运的归宿,他丧失了北移的计划,也就丧失了他的独立的品格,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力。就象一个击剑手,面对着顽敌,他不能自由地挥刀,闪展腾挪、劈刺拨挑,不能自如,处处掣肘,处处绊脚,按着别人的指挥行事,失败的责任却得由自己来负。

他能跟云谲波诡的命运抗衡吗?

他想吸烟。由于失去了烟斗,吸卷烟觉得非常别扭。五个半小时的会议,是一场零乱的梦幻。他想到顾祝同讲的魏延的悲剧,更痛切地感到处境之难。一只猛虎落在荆棘丛中,暴跳、怒吼、冲撞、却突不破柔韧多刺之墙,越挣扎,刺得越疼,绕得越紧,只好把身体紧缩起来喘息。

1939年初,他第一次含愤出走,周恩来亲自把他送回云岭,解决他与项英的矛盾。表面上,项英对他尊重多了,应该说客气得多了。形式上的“密切”成了实质上的“疏远”。

微笑与礼貌是堵无形的高墙。

叶挺离中央太远,那是在千里之外;叶挺离机要科太近,只有几十公尺,这几十公尺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不能到机要科看一看用叶、项的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也不能查一查,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有哪些批评哪些指示!他知道机要科发报机的蜂音器不分昼夜都在嗡嗡响,载着核心机密的电波几乎不间断地漫过广阔的天空。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不是他的真正的声音。

项英有时也和他交谈(这种交谈机会是很少的),也谈中央如何指示,但他弄不清其中几分是中央的精神,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

军分会议之后,项英向中央怎么报告?是象袁主任建议的那样,把各种争论一一阐明?还是军分会一致通过“向南开进”?还是……

叶挺不得而知,他有时去上饶,有时去柳州,有时去广州和香港,有时到部队去,有时在火线。在他离开军部这段时间里,对他来说,那是一片空白,军部没有他,一切工作照常运转。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之外,他变得可有可无。这种状况,开头他很不适应,痛苦,暴怒,辞职,出走!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叶挺既然无事可干,除顾祝同说的“放着军务不管,老跑后勤”之外,就产生了为项英所极端反感的生活作风:在项、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却有大量的时间骑马、拍照、看书、养狗、陪夫人散步、逗杨眉说笑、跟史沫特莱在参谋处的楼上用英语聊天①,有时,在洗印照片的暗室里消磨大量时间。

叶挺最恨有职无权,但也习惯了有职无权,为了大局,他能忍受。可是,一个人,感到被蒙在鼓里,被人欺瞒,被人捉弄,以他的名义进行他所反对的事情,也能忍受吗?

叶挺的确感到他无法跟项英共事,性格上格格不入,工作上各有主张。他又记起这样一件事情:项英同志参加过六届六中全会,周恩来也来传达过会议精神。可是,事过七个月之后,在1939年10月31日召开的军直积极分子会议上,项英作了个《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说党的总方针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①叶挺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时,中、英语是优等成绩;入保定军官学校后,选学工科。那时共分步、骑、炮、工、辎五科,共同科目有日、俄、德、法、英等外语,还有卫生学和兽医学,叶挺对后两门很不重视,外语成绩甚优。

一,坚持抗战“。他说十五个月的证明,必须以”新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才能”适合新的政治任务“。他所解释的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政治任务,都严重地违背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叶挺鄙视项英,同时,他也感到项英在鄙视他。李秀文曾经劝他,把他和项的矛盾如实向中央报告,请中央分个是非曲直。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叶挺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在幼年时,他的祖父叶沛霖、父亲叶承恩就极端重视他的道德教育,模范教材就是一本《崔氏家传座右铭》,基本教义就是:“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忘,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种幼年教诲犹如刻字在石,终身不忘。

生活把叶挺推进极端的矛盾之中。他极力不看项英之短,也不看自身的长处,灵魂却在感情的磨盘研磨中喊冤叫屈:他的悠闲,他的骑马、打猎、拍照、玩狗,正是有职无权逼出来的。正像他出国脱党,也是别人的错误逼出来的。尔后,这错误反而落在自己头上。

向谁诉说?别人在扭曲他,他自己也在扭曲自己。

“军长!”周子昆一脸病容,来请他去主持司令部的工作会议。映入眼帘的景象使他悚然一惊,随之产生出一种难言的焦急和悲凉。

“子昆,我去主持会议,使大家都很为难,我对一个本不同意的决定,怎么研究执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一旦提出自己的主张,你们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周子昆默默无言。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除了从中作梗之外……”

叶挺觉得很难措辞,便咬紧了牙关。周子昆体察到了这位北伐英雄的深刻的消沉颓唐和自弃。这种情绪与全军即将开进的大举极不协调:“军长,我们开了会,再向你报告吧!”

“子昆,我知道你的为难之处,你们讨论贯彻军分会的精神,自然要向军分会书记报告。子昆,要我指示,我就指示吧,参谋部讨论的主旨,一句话:一切立足于打!”叶挺语气平缓,听来却异常凝重森严。

“我完全拥护!”周子昆说得热烈而又真诚。

“那好,我准备到二纵队去,他们是中央纵队,我要去检查他们的战斗准备……”

在周子昆起身告辞时,叶挺忽然说:“你叫林志超同志来一下!”

二在司令部的会议上,林志超感到了自己的孤立“喂!印刷厂吗?……我是张副处长!……什么?丢掉?

不行!项副军长指示,要带!全部机器都要带,你们要知道,弄这套设备花了多少钱……好,就这样……我开完会,就到你们那里去……”

司令部的会议经常被电话打断,军需处长刚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又响了。

“喂,小河口兵工厂?请等一下,”坐在电话机旁的军需处长把听筒伸向军械处长,“你的。”

“我是的,听出你是于副厂长来了,快说……嗯……所有机器,能带的尽量带……各个修械所都由你们通知……什么?

骡马不能驮?……唉,都是些笨人,拆开,把机器拆开……

马不够?用人抬嘛,这是军分会的精神……好,就这样。”

军械处长放下听筒,以赞赏的口吻说:“真快!都动起来了……”

林志超坐在会场最阴暗的一角,显示出一个科长在司令部会议上的地位。司令部会议是由各处处长参加,因为他是作战科长,又加叶挺和周子昆都指定他参加,所以才得以跻身处长之间,才得以坐在诸位处长后面。在各处处长看来,林志超的出席,近乎多余。因为赵令波就是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训练科的全权代表,何必厚此而薄彼?司令部的其他二十多个科长怎么看?如果林志超在这种场合,缺乏自知之明,未具谦谦君子之风,本身就潜在某种危机。

他坐在阴暗的角落里,象个严厉的将军洞察着战场。他明显地看出,会议并没有按照叶挺的要求进行。周副参谋长神态委顿,头痛欲裂,双肘撑桌双手抚额,勉强主持会议。实际上掌握会议的是赵令波。因为周子昆后半天未能参加军分会议,所以,军分会的精神及决议便由赵令波来传达。谁传达,谁就有解释权,就具有把握会议精神的权威。

赵令波对会议精神分析得头头是道,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已稳操胜券,一切利弊得失都已经作过反复权衡,对于不利条件,也都有了克服之法……

战争气氛可以使人排除一切异念。此时,林志超已经把郑芳雪的事完全置诸脑后了。但是,更大的烦恼和焦虑却压在心头。他苦着脸,准备得罪人。

“我提两点意见!”

“你说!”周子昆抬起头来。

“具体行动计划还没有制订好,各处都已经捅下去了,”林志超看见斜对面的几个处长皱起了眉头,但他不管这些,“现在下面都动起来,形式上好象是好事,其实是紊乱。盲目性很大……”

“那么第二个呢?”一向跟林志超有嫌隙的姜副处长,眼睛睁大了一下,又慢慢闭上,颇带鄙夷不屑的意味。他讨厌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指手划脚和吹毛求疵,一个科长,参加处长以上的会议,就应该多听多记少开口!

“第二,我们正在制订作战计划,可是,有些处的行动跟作战计划很不一致。这样,作战计划,就成了一纸空文。”

“林科长!”姜副处长又睁大眼睛,自信其他各处长会有同感,“作战科也管得太宽了吧?”他又把谴责的目光转向赵令波,好象在说:“你们参谋处是怎么搞的?一个科长都这样老大……”

赵令波皱着眉,不知如何表态好。

“不存在宽不宽的问题,”周子昆正色地说:“让林科长说完!”

“司令部的工作,是一个整体,就象一盘棋,车马炮将仕相都是互相关联的。刚才副参谋长讲了,一切立足于打!实际行动呢?那是大搬家,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是物资!是运输工具!却没有人关心敌情。什么也不想丢,这种思想,对作战太不利了!……”

“不要犯本位主义吧!”仍是那位姜副处长,“作战科当然只考虑作战了!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业务!……”

“是啊!”军械处长表示赞同,“更何况,带辎重的并不是作战部队。”

“可是,那会延缓作战部队的行动。必须轻装。各处当然有各处的业务,但是,目标只有一个--为了有利于作战;目的只有一个--保障作战的胜利!”

“林科长,你未免太武断了!难道多带物资不正是为了作战吗?”姜副处长认为自己的理由既正确又充足,他环视着会场,“轻装轻装,带时嫌多,用时嫌少,能把粮食、弹药轻掉吗?”

“我说的轻装,是轻掉不必要的东西,”林志超冲动起来,“讨论问题,不是抬杠!”

“什么是必要的东西呢?姜副处长紧逼一句,”抬杠“二字把他激怒了。

林志超一下回答不上来。他本来可以举出许多事例的,可是,这将会得罪更多的人。在会上,他是孤立的:参谋处主管作战,赵令波应该站在他一边,可是,他没有得到处长的支持。其他各处,军需处、军械处、军医处、副官处、总兵站、留守处……都跟物资有关,谁舍得丢东西?

“我认为林科长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周子昆感到作战科长需要他的支持,“我们是立足于走还是立足于打?

我们司令部的指导方针应该是明确的:各处的工作,必须从打字上着想,必须有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后勤工作,应该是保障作战的胜利,而不是妨碍作战!……”周子昆声调沙哑低沉,颇带告诫的意味。他停下来,注视着各处处长,使每个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峻。会议室里,足有一分钟没有声音,烟雾缭绕,空气污浊得令人窒闷。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是有教训的。”周子昆脸色阴沉,好象无法摆脱心头的恶梦。”会后,各处都要认真检查,可带可不带的东西,坚决不带,应该丢的就要丢!”

各处处长面面相觑。至于长征时的教训,周子昆没有具体讲,与会者又无切身感受,等于没有说,他们感到副参谋长的指示与项副军长的精神并不一致,无人反驳,只是心中有数,在实际行动上,灵活执行。有几个处长那疑惑的目光好象在问:“顾祝同真的会动手吗?”

会场又沉默了。烟灰碟里插满烟蒂。人们还在继续吞云吐雾。

周子昆扫视着人们的脸,想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探测他们的内心活动。他明白了:在大家还没有真正认清形势的时候,谁能断定怎么会更好一些,怎么会更坏一些呢?立足于打,没有什么不对,有备无患嘛!但是,要丢东西,万一打不起来呢!岂不可惜?

电话铃又响了,在大家沉默中,那“嘎嘎”声,显得特别具有震撼力。

电话是项副军长打来的,要赵令波去见他。周子昆要参谋处长顺便把会上的争论,向项英报告,请政委作进一步的明确指示。

半个小时后,赵令波回到参谋部来。是项英草拟好了给中央的电报,征询他的意见。关于是否带辎重的问题,项英的指示是明确而又干脆的:“先尽量带,万一打起来再丢!”

这的确是唯一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林志超愤然,不但声音洪亮,而且还带有怒意:“打起来再丢,那就迟了!”

“林科长,你太过分了!”赵令波沉声地制止,愠怒中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军分会的决议和首长的指示精神,我们只能领会它,执行它,而不能议论它,更不能否定它!”

这是多么严峻的时刻,所有与会者都注目于林志超。几位处长暗含讥讽的目光把作战科长激怒了。这的确需要有比冲锋陷阵还要勇敢得多的精神。为了说出心里的话,他宁愿丢了地位,不愿丧失人格,他豁出去了:“不议论就不能领会它,不领会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它!入党宣誓,第一句话就是为真理而斗争!真理是靠驳不倒而存在……”

一时间,林志超犹如田丰的阴魂附体。自从军分会开始,他就准备冒死直谏。在这一点上,林志超也许并不傻,他懂得历史是公正的,那些一时得逞的奸佞之臣,善于保身的明哲之辈,历史终究会唾弃他们的。一千七百年过去了,人们总是把田丰和袁绍同时放在历史的天平上,谁轻谁重?谁辱谁荣?死,在某种情况下,是可怕的,在某种情况下又不可怕。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几乎天天与死神迎面而立。现在,为了全军的命运,难道还考虑个人的得失吗?

“认为万一打不起来,这是一种侥幸心理。”林志超强硬的声调里饱含着愤慨,“我们南进,不但给顽方动手的机会,而且给他们动手的借口,顾祝同刚刚举行了徽州军事会议……”

“林科长,你是在给我们上军事课了。”姜副处长的声调奇特,暗含嘲讽,可是多数处长,还是郑重地对待林起超的愤慨,对他这种抗辩精神报以崇敬之情。

“随你怎么认为都可以!”林志超冲动地怒视了姜副处长一眼,他并不看重他的地位。这位刚刚由科长提升为副处长的人,立即就变得居高临下。林志超鄙视他。既然他比下级高一等,也就比上级低一等。他的性格逻辑就是媚上压下。正象鲁迅先生所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就奴性十足!林志超猛然站了起来,颇带挑战的意味:“我既然参加会议,我就要把该说的话说完。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根本因素,但是,我们现在闹闹嚷嚷大张旗鼓,既不秘密,也迅速不了!……”

张副处长面带不易觉察的微笑,向姜副处长投去会心的一瞥:看,林志超在战场上那股劲儿又上来了!

世界上,许多事情是颠倒着的。聪明人是傻子!智慧者是笨蛋!善泳的水手喜欢逆流而上,往往连连呛水;不善泳者顺流而下,多么省力,多么自在?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不看眼色,碰到南墙不回头,坚毅就成了固执!顽强就变成无礼了!

品质,才能,也象物品,那要看收购者的欣赏趣味!那要看识货水平,那要看买主需要!同样的物品,在不同人的眼里,具有不同的价值!古语云:“明珠弹雀,不如泥丸,白璧疗饥,不如壶餐。”在某种情况下,奴才比天才更为有用!

秦砖汉瓦包括猿人头骨,在孩童眼里不如一粒糖果有味;一部价值连城的伟人手稿,在老农手里,还不如一把烟叶来得实惠。

林志超傻,傻就傻在他不糊涂,更不会装糊涂。如果他没有叶挺的硬支持,没有袁、周的软保护,他早就从司令部滚回老家去了,他傻就傻在老挨生活的巴掌。而现在,生活的拳头已经高高举在他的头顶。

林志超期待着周子昆的有力的支持,他从周子昆的神态里,看出副参谋长对他的意见是赞赏的。

然而,周子昆却在项英的权威前边退却了,他对会议的结论是明确而又矛盾的:叶军长的立足于打的指示,应当严肃对待,给予足够的重视;林志超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应该引起大家的警惕;项副军长的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三在权力面前,真理也会低头。作战科长被排除在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之外司令部的第一次会议,在12月28日晚上9时半,就结束了。

与会者纷纷离场,林志超背靠着墙壁,呆思痴想。也许与会者中头脑最清醒的要数他了,可他反而觉得迷茫;而那些对整个局势几乎无知的人,却认为一切都很明了:开会、动员、准备、开进、到达……似乎北移任务已经在忙忙乱乱、争争吵吵中,在热热闹闹、嘻嘻哈哈中完成了。

篮球队已经秣马厉兵,摩拳擦掌,怀着必胜的信心,等待凌晨出发时刻到来;司务长为新年会餐正在采购丰盛的食品;军民之间正在畅叙别情;友军送来了新年礼品和诚挚的问候。这是一个既惆怅又新鲜,既痛苦又欢快,既紧张又轻松的忙年!

难道艳红色的晚霞后面会有腥风血雨?难道喜庆的鞭炮会变成谋杀的枪声?难道波平浪静的海水之下,会有张牙裂嘴的暗礁?太不可想象了!

清醒的人觉得糊涂,糊涂的人觉得清醒。

林志超到军部来,更加深切地感到项英权威的力量,甚至有一处眩目的光辉,他的指示,都在认真执行,很少人深究它的对错。做好了,是项英同志的英明指导,做坏了,是执行者没有干好!就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向着敌军阵地挥手一指:“一定给我拿下来!”经过反复冲杀拚死搏斗,把阵地拿下来了,这是将军的英明;拿不下来,这是攻击者无能!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朽的常规。

那么,项英凭什么获得崇高的威望呢?林志超尽量用公正的态度去评判他,项英的确有许多不可磨灭的优点,给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按国民党给他的供给标准,他每月也有二百元大洋的薪水,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他却把它全部交了公。其次,是他的勤劳不倦的工作精神。他事无巨细,每必躬亲,不厌其烦地处理着党、政、军、民、财、文方面的大事和小事。三年来,何曾有一日休息?何曾有一日早眠?还有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群众工作作风……

林志超想到项英同志对他的那篇文章的不公正的批评,当然很不满意。可是,那是高标准的要求,如果把项英放在常人的角度来考察,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有许多更伟大的人物,比项英更不能容人,项英对林志超那篇虽然正确却十分尖锐刺人的文章,仅视作错误,而没有把它当作“攻击”,仅让周子昆代为谈话教育,不也已经十分宽容了吗?林志超虽然没有当上参谋处长,一个营长能跳过副科长直接升为作战科长,连升两级,那么,项英是在看了林志超的颇带反领导色彩的日记后而决定的,肚量也算可以了。

林志超还清醒地知道,对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项英同志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殚精竭虑,刻意筹划,力排阻难,惨淡经营,把那些来自八省的“山大王”们组建成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军容严整、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要化去多少心血?项英既然把新四军当成了自己的家,对这个家付予了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热情,由于他是军分会书记,由于游击健儿都是他的老部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家长式的领导,也就很容易形成。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家长制,既不是从项英始,也不会从项英终。

林志超忽然发现会议室已经空了,勤务员来收拾会场,问他还用不用马灯。他这才想到托林志兰带给郑芳雪的那张纸条,便急忙向医务室奔去。

林志兰告诉他,郑芳雪除了说有急事要见他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这使林志超分外焦急,但他狠狠地挥了挥手,好像要把贴在心头的一切焦虑烦恼扯下来扔掉。回到作战科办公室,召集几个参谋,准备全身心地投入作战计划的拟定。

赵令波忽然通知他,要他立即赶到三支队去,检查那里的战备工作。

林志超大吃一惊,在这样的时刻,竟然要一个作战科长离开岗位,这是怎么回事?赵令波看到他愣着。便补充说:“这是副军长的指示,三支队你很熟悉,那是你的‘老家’啊!”

好充足的理由!

林志超明白了,他已被排除在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之外。

是因为“胡言乱语”而讨厌他?还是因为陈家庆那封检举信不信任他?

这时候,值班参谋嘴角浮现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向处长投去极为满意的一瞥,轻轻地翕动了一下双唇,说出了任何人都没有听出的两个字:“发配!”

这的确是一种“发配”!只要向标定的地图望上一眼,就知道这两个字的含意:一支队,驻泾县土塘、杨村、汀潭、左坑一带,离军部最近。

二支队,驻南陵何家湾、涧山杨一带,居中。

三支队,驻繁昌孙村镇、八房村、桂村桥、沙土角、三里店、中分徐,三条冲一带,在临近日伪的最前线,离军部最远。

林志超,你就策马疾“滚”吧!向着皖南的西伯利亚!

作战科所有的作战参谋,都流露出困惑的神情:“这是怎么回事!”

四棋子并非一家走这年冬天,比往年温暖得多。山区的夜,依然很冷,暗蓝色的天空象透明的坚冰。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寒风似地刮遍云岭大小山村,除了婴儿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入眠,多么激动不安的夜啊!

别了,三年的皖南啊,暂时的分离,莫悲伤;中华民族在召唤我们,奔赴斗争最前方!

歌声,从战地服务团,从速记班,从修械所,从被服厂,从医务所,从教导总队飞向清冷的街道和天空,在滴完清泪洒尽哀愁后渐渐豪壮起来:新的世界,要在斗争中诞生;自由的花朵,只有在血泊中开放……

歌声传进项英的窗口,使他倍感惆怅。他已经向梦寐以求的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心中的忧虑和压力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增大了,司令部会议上的争论,动摇了他的信心。

他越来越觉得林志超的意见不可忽视。

项英拿起电话,接通了侦察科,询问茂林地区的敌情变化。得到的回答是侦察人员还没有回来。”唉!”他放下话筒,“我们的侦察手段太落后了!”的确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具有侦听和破译的手段,项英就会听到这样的消息:12月25日,夜11时20分,上官云相被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的电话从梦中唤醒,电话内容是简短的:据可靠情报,某方将有突然行动,为防不测,顾长官命令,速作准备,各防堵部队均进入临战状态。

次日凌晨1时50分,这次通话,化成了如下电文:宁国。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万急密)长官电示:某方将有突然行动。特令你部,接电之时,立即于12月27日行动,12月31日抵胡乐司,开赴三溪、星潭一线,实施防堵(对部队可佯称回后方休整),加紧赶停工事,并迅速向云岭方向派出便衣侦察,早悉某方动向,务须迅速、机密、勿泄意图,以免给某方口实。切切比令。执行情况,仰即遵办具报为要。

上官云相世引电文下达三小时后,方日英的马蹄,已经沿青龙山脚,向星潭方向疾驰了。

假如项英听到了这次电话,破译了以上电文,他会改变南进计划吗?不能!

表象与本源的差异给许多史学家带来困惑,四十年来对这段历史争论不休的原因正在这里,他们不能把株守皖南时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与南进计划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破坏统一战线统一起来。

考察历史要从社会现象进入人的心态。世上多数人的名字叫真事隐,假语存。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把逻辑推理的剑尖,刺入人物心灵深处,便可得知项英必须南进的秘意真髓。

五怪异的也是合理的项英对他的南进的战略目标,付予了全部热情乃至生命。

这是可以理解的。

项英回顾历史,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月前的那份电文,那是中央书记处发给黄、彭、李、陈的。

一、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二、对外交涉,仍以新四军军部名义。

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①明眼人一看,就非常清楚,东南局也罢,新四军也罢,已经没有他项英的位置了。他的位置是回延安。根据26日那份电文的口气,回延安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

所以项英要保住皖南,从长远来说,就是实现南进的战略目标。华中已经是叶、陈、胡的领导了!他在上月28日,给中央军委一份长达千言的报告,电文共分六点,但要点只有两个:第一,皖南部队不能北移,“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第二,“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

明眼人一看,也知道这个要留在皖南的坚强领导人是谁,没有皖南、也就没有项英了。一个人,越是在遭受挫折时,越容易想到自己的历史地位。

项英思索的结果,是极不愉快的:自从他肩负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以来,几乎是动辄得咎,一出马就来了当头棒喝:早在1937年9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①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召开,1942年2月开始整风运动。原电文如此。

说,中央就批评他丧失了共产党的立场。十月份,发生了“漳浦事件”①,中央在给张云逸、博古等同志的电报中,就明确反映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有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

项英对中央的批评,并没有接受。倒是王明,在11月27日和康生一起由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对他施加了深刻的影响。那时,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他于1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从“左”的极端跳到了右的极端,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六统一观点,要求党的军队完全统一于国民党。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反对洛川会议和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后,王明到武汉负责领导长江局的工作,由于他放松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就严重地妨碍了新四军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项英的态度是暖昧的。当然,他并不完全同意王明的观点,他们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在王明被撤销职①漳浦事件,也叫何鸣事件:闽南红军三团八百多人,奉命集中,开赴抗日前线,告别了梁山根据地开进了漳浦城。团长何鸣对国民党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不顾副团长卢胜的反对,服从国民党一五七师的安排,结果中计,落入陷阱,被全部解除了武装。

务的同时,项英由东南分局书记,成为东南局书记。可见中央对他还是重用的,也是公平的。

项英也曾为自己的种种杂念反省过多次,“难道我的战略思想会有问题?难道我的政治立场会有问题?”这是多么严峻。

1940年3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他们重新研究了战略部署,4月19日至22日国民党军令部制定了三次反共方案:其中对限制与消灭新四军,则提出两种方案,一曰“投畀有北”,就是把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去,与八路军一起,加以集中消灭;二曰“投畀有南”,就是将新四军赶到长江以南,截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分别消灭。

这两种方案有极为明显的两个目的:第一,不管集中消灭还是分割消灭,都是消灭;第二,不管赶到黄河以北,还是长江以南,都是为把华中这个战略地区抢在手中。

蒋介石、顾祝同先后电令新四军四、五支队开到江南。项英准备接受蒋、顾“投畀有南”的命令。中央当然不能同意,并在5月5日复电如下:关于蒋令四、五支队南开……我对此类命令(不但南开一事,凡属此类命令皆然)应一概置之不理。蒋对八路军不知下过多少无理命令,均以“不理”二字了之。但不理不是不回电,必要时需回他几个电报,声明确难执行,有时须提出新问题要求他答复。例如现在可以江南皖南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为理由,请蒋准予抽出数千人北开皖东即是一例……再三再四不准不休,只有不断向顽固派提出新问题,一步一步向之逼紧,才能争取我之独立地位。

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摩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

项英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样斗争,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大局。他在4月18日向中央申述的理由是:部队南调是“委座”的意见,再三责令战区执行。现因交通困难,可先将四、五支队与管部、梅部逐渐南调,“否则不能维持上级威信,以后关系,更尽恶化”。4月21日,又向中央解释说,新四军与顾祝同的关系,“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如果以命令对命令,只能使谈判不利”。

向中央要独立权,却不向国民党要独立权,这难道不是阶级立场问题?在皖南株守,还是向北发展,难道这不是战略问题?但是,项英的苦衷恰在这里,国民党要新四军南调,正中他的下怀;党中央要他北移,正和他的“南进计划”相违拗。项英的思想逻辑,非常明确:他要南进,必须先在皖南稳住阵脚。

这就发生了不易被人理解的现象:要在皖南株守必须跟三战区搞好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抵制中央、讨好三战区的尴尬窘困境地,许多人不明白他在皖南是卧薪尝胆。

项英怎么办呢?他无时不在自己的目标与中央北移方针的夹墙缝里寻找出路,两全之策是没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拖”!寻找一切理由“拖”!在拖延中,等待时局的变化。中央指责他“始终借故不执行”,并没有冤枉他。

种种压力、刺激、批评,犹如一碗接一碗的药汤,时常翻胃,苦不堪言。

新四军是他一手组建起来的,新四军的指战员大部份是他的老部下,突然,要全部交给别人去统帅了,就象一个家长,突然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子女成了别人的子女,家业成了别人的家业,而且这些接管家业的人--胡服与叶挺,与这个家族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尤其是叶挺,由无权的地下一下升到“总指挥”的天上,而他却从天上落做了地下。

项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沉溺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索里。电话铃响了。赵令波向他报告:侦察员刚回,茂林地区敌情无变化。

电话铃又响了,这是出乎项英意外的一个电话,是白沙打来的,他说镜心法师那句偈语已经查到:语出《慎子。感德篇》,原意是涉艰历险而又走远程的人,无论驾车还是骑马,都要小心驾驭,不能怠慢疏忽。

项英唯唯,他并不认为这句偈语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在心理上却又罩上犹豫不决的阴影。是在选择路线上要谨慎还是在南进途中要谨慎,仍然模糊不清。他信手拉过一张公文纸来,执笔疾书:大势已定,绝不动摇,这将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一章,我的希望,我的苦衷,我的忧虑,只有我自己知道……

写完,他打开书柜,把这张纸片夹进他的自传草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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