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文界NO1 黎汝清大师的经典之作 皖南事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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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军文界NO1 黎汝清大师的经典之作 皖南事变 一

皖南事变

作者:黎汝清



人物表

项英: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

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

叶挺:新四军中将军长。

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

赵令波: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林志超:参谋处作战科科长。

刘厚忠:项英的随从副官。

郑芳雪:南堡小学校教师,陈冠群之外甥女。

林志兰:女护士,林志超之义妹。

莲姑:地主家的童养媳。

白沙:《抗敌报》战地记者。

王自中:工兵连连长。

陆绍泉:茂林地区圣公会会长,茂林福群小学校长。

镜心法师:茂林地区放牛郎山镜心寺和尚,高艺僧。

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陈布雷: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

顾祝同:三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

上官云相: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陶希圣:汪精卫密使,监察委员。

周珮琳:五十二师政训处特工人员。

陈冠群:国民党章渡区区长,开明绅士,新四军军部所驻“种墨园”房主。

闻瑗:国民党派驻新四军军部少校联络副官。

陈家庆:陈冠群之堂侄,护商缉私队队长,郑芳雪之未婚夫。


〔卷首语〕

那惨烈悲壮的最后一瞥,永留我的记忆之中。惠特曼说:“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而且死和绝望也是伟大的。”我明白,每当人类为新生活开辟通道时,其代价总是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然而,这场震惊中外的大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我想了又想,想了四十多年,它象个神秘之海……我希望历史用沉重之笔记载这场劫难,悼念死者,启示生者,警醒来者。

——摘自一个突围者的手记




第一章

项英、刘厚忠、今井武夫、阿部信行一1940年12月26日的夜晚,项英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他想推动历史,却被历史所推动,他感到再次受到命运的拨弄与损害,倨傲的心自然产生出抗拒的激情。

他伫立窗前已经两个小时了。凡是一个人遇到重大打击所产生的强烈反应他都没有:没有痛苦的呻吟;没有长吁短叹;没有歇斯底里的哀嚎;没有捶胸顿足喧泄内心的怨怒;没有心碎形毁颓然倾倒的情态……。他性格内向,有着超常的坚忍,即使在迅雷般的打击下,也能竭力自持。

窗外,寒风呼啸,星斗闪烁摇颤。在他的眼前却是一片昏黑,耳畔轰响着他所熟悉的浓重的湖南口音,每个字就象一排巨浪,汇成怒海狂潮,扑击着他的心灵之岸:……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这声音越过千山万水,从西北黄土高原上,挟着漫漫沙尘狂卷而来,自从这天晚上9时20分,面带凄苦的机要秘书,用白皙瘦弱的双手,把电报夹轻放到他的写字台上起,直到目前——深夜11时20分,这声音就没有中止过。

默淡的灯光,从侧面把他的放大了数倍的变了形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他生平第一次佝偻下挺拔的腰板,低垂下高傲的头颅。

这个房间,是在大夫第——一座老式的地主庄园的二层楼上。室内摆设极为简单:一张木板床,三只硬木椅,一个书柜和一张靠墙而放的写字台——名之为写字台是欠妥的,那是一张未经髹漆的八仙桌。

本来,这里有一套红木家具,地主阶级的奢华,使他看了很不舒服,便叫副官处全部撤换了。

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凝固的,只有桌上小闹钟的指针迈着“嚓嚓”的脚步,艰难地沉重地走向1940年12月27日的凌晨。

整个云岭都已经沉睡,对面的另一座地主庄园——种墨园,也早已熄灭了勤勉的灯光。不倦的寒风卷着落叶和乱草,扫过罗里村的狭窄的街道,倾诉着不可言喻的悲凉。又湿又冷的岚气,透过门窗的缝隙,侵衣透骨地刺入他的心窝,他感到的却是一阵一阵的燥热。铁盆中的木炭火,也为这种冷凝所窒息,化为灰烬,在灯影里发出生涩的阴沉的惨白色的光。

多么严厉的指责,多么愤慨的诘难。”不执行”已是罪莫大焉,再加上“始终”和“借故”,谁能吃得消?可是,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继续在耳畔轰响,而且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严苛了:……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字字暴跳如雷,溅着火星。

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久经考验的领袖;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重要负责人;一个具有光荣斗争历史坚持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的英雄;一个第三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的革命领导者;一个在新四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威的人,怎能受得了这种强烈的刺激?

但是,那个湖南口音,犹如疾风暴雨,有增无已,发出骇人的震力,越来越咄咄逼人:……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多么尖刻的字眼,多么绝对的字眼!况且,这声音里还隐含着没有写进电文里的一种极端的愤慨,那就是:“你项英,口口声声服从中央,实际上是阳奉阴违!”①项英不是语言学家,但他知道,这一连串尖锐的音符,会谱成多么严酷的曲调!一阵阵突然袭至的懊恼怨怼之情,夹杂着历史上他们之间龃龉的泥沙,在他每根脉管里膨胀沸腾,既像受了灼热,又象遭了冰激,浑身肌肉,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


项英的痛楚,还不完全在于电文措辞的严厉,而在于锋镝所向恰中了他的要害。他的思想纷乱已极,像被烈火烧了窠巢的蜂群,嗡嗡乱飞,两个小时过去了,在一阵阵雪山崩①这句话,最终还是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里。

塌,狂风乍起的感情震荡之后,慢慢沉静下来,感到需要进行比较有条理的思考,他终于想起了吸烟。

他的转身是沉重的。而后缓缓地走到桌前,在煤油泡子灯上,点燃了“海盗牌”香烟。这时,那抑郁的灯光,才惊诧地照亮了他的灰青色的脸,平时,不被人留意的皱纹,在前额上明显地呈现出来,热情微凸的眼睛,失去了往日那种矜持自信的光焰。两小时,他老了十岁。

项英的神态,风度、面部表情乃至性格特征,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尽相同。

1938年1月的一个寒风料峭冬雨霏霏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南昌新四军军部访问过他,简略地记载过他的经历,这位颇负盛名的进步记者,在向他的妻子——尼姆。韦尔斯,叙述访问印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与项英仅仅相处了短短的时间,他在几个小时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生动的,比绝大多数认识了好多年的人给我的印象更生动。他的外貌不给人好感,实际上,看上去,他很像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心目中的‘典型苦力’;他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身材短矮,从背后看去,他的头像圆屋顶那样突出;他的双手手指粗短,布满老茧,他的嘴唇和鼻子宽厚;他的牙齿突出,不整齐,不美观,而且缺少了一些牙齿;但他的笑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容……

1939年春天,加拿大护士琼。尤恩①陪同史沫特莱拜会项英。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之后,她对项英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中等身材,结实得象个拳击家;他有一双冷酷无情的眼睛,容易露出笑脸,但他的笑容是容易使人误解的。革命运动,把他造成一个不屈不挠的人……

如果说,这两位外国人的印象基本准确的话,至少还要补充几点:第一,他的身材,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并不短矮,而且非常匀称,加上步态坚定,行动敏捷,昂首挺胸,显得神采腾跃,他时常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紧束皮带,打着绑腿,即使在这深夜里,他依然着装整齐,堪称军容风纪肃整的楷模。第二,他的确有着令人羡慕的拖不垮的健康身体,他几乎从天亮开始,直到深夜,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处理着党、政、军、财、文等等事务,永远是兴致勃勃,精力充沛,若问新四军中谁人最忙?恐怕无人能与他相比。第三,他的外貌也并非完全不给人好感,他在沉思时,严肃中隐约①琼。尤恩,加拿大人,1933年曾在山东张店教会诊所当护士。她把握语言的能力特强,两个月后,即能与当地群众通话,在市场上和小商贩讨价还价,具有地道的山东话的韵味,曾作白求恩的翻译,中国名字叫于青莲。

透出内在的英毅之气;他在与人攀谈时,那温和的笑容,给人一种浑厚的亲切之感,也许由于牙齿残缺不整的缘故,他的干燥的栗壳色的嘴唇,紧紧抿起,让人感到他有一股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孤傲的性情……

项英的来自历史深处的优越感和过人的自尊心,在公开场合时有流露,但他的苦闷和烦恼潜藏极深,只有他独自闭门苦思默想时,脸上才飘浮起郁郁而不得志的阴云。

他慢慢沉静下来,坐在木圈椅里,吸着烟,烦乱的目光又触到那可恼可恨的电文上。

这电文是打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人的。可见,电报起草人,在少有的激怒中,并没有忽略了分寸——这种申斥并不包括叶挺,同时,也不把这些申斥公开在叶挺面前。

项英用发抖的手,在电文右上方写上“项已阅,销毁”,正要通知机要科来取时,机要秘书又送来了第二份电文。

谷学清,这位来自上海的带有几分女孩子气质的曾是地下党员的机要秘书,对政委的处境充满同情,他想用小心翼翼的轻柔的动作给项英带来某种宽慰。

第二份电文,又是一剂更辣更苦的药,是毛泽东、朱德联名打给他一个人的:……关于销毁机密文件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到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这些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稿件随看随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①在八天前(12月18日)毛、朱、王曾来电指出:“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现在又接上电,使项英领悟到:重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是强令他北移的最后通牒。从电文里既看到中央冷峻的破釜沉舟的决心,也看到了北移的危险。

“政委,要不要给……”机要秘书盯视着第一件电文上袁国平和周子昆的名字。在通常情况下,项英在签“项已阅”时,应附有“即转袁、周”。

“啊!不必了,”项英似乎在想着别的,“我会告诉他们的。”

“政委,早些睡吧!”机要秘书不忍心审视政委那凄苦的脸,收起报夹,悄然退了出去。

二两个截然相反的战略方针:一个向北,一个向南项英凝视着粉墙,吸着烟,困惑、迷茫的轻雾在他面前缭绕,布满血丝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他一向认为自己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纵览国际风云变幻时,表①电文中两个空字应为“密码”。

现出一种人杰气概。可悲的是,中央对形势的分析,跟他背道而驰!

项英认为,全党、全军,只有他领导了敌后三年游击战争,他是无可非议无可替代的游击战术的权威。他写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书,把游击战争的经验进行过的概括,那就是两个字:“边”与“山”。

所谓“边”,就是两省两县或三省三县交界之处,那些“三不管”的地方:粤、赣边区,湘、鄂、赣边区,闽、浙、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试看,编为新四军的南方八省游击健儿,哪个不来自“边”呢?

所谓“山”,不言而喻。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到底的,哪支游击队离开过山呢?

中央,却让新四军东进,进入宁、沪、杭三角洲;北移,进入两淮、苏北大平原,不但平原,而且还有水网。

项英认为,东进、北上,有五大不利:宁、沪、杭三角洲,是中国大地主大军阀大资产阶级(也就是江浙财团)产生发展的福地;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蒋介石集团的大本营;在“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时候,去触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最敏感的神经,是不明智的。一不利也。

日寇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之后,此地区又成了日、汪的心脏地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二不利也。

这个地区,工商业十分发达,进出口贸易占全国五分之三,是蒋、日、汪三方势在必争的经济命脉地区,斗争的尖锐与复杂,可想而知。如果新四军再挤进这个地区,并寻求发展,必然引起国共冲突的加剧,日寇、汪伪也绝不会容忍新四军坐大而袖手旁观,我军必然处在蒋、日、汪三方夹击之中。三不利也。

这个地区,多系平原水网,蒋、日、伪均占有火车、汽车、轮船等等交通之利,而我军则无处躲藏和隐蔽,既不能象华北平原那样挖地道、交通沟,更不能象山区那样在丛林里周旋,四不利也。

北进之后,皖南必然丧失,这就丢掉了发展江南革命的战略支撑点,五不利也。

项英不愿东流,更不愿北移,不仅仅是因为有五大不利,更主要的是他不愿放弃决定他个人休戚荣辱的战略目标——向南!

这种战略上的巨大分歧,自然就潜在着巨大的危险。

中央批评项英“株守江南”,“株守”二字,在韩非子的寓言里,颇带讽刺意味,含有注定落空的结论。

项英承认是在“株守”,却不承认其中含有失败的成分。

他的远大的谋略,他的灿烂的业绩,恰恰在这“株守”上,他确信自己在这一点上,有着独具的战略远见。同样的词,会因成败变更其价值和性质。有位哲人曾说过:“成功的造反便是革命,不成功的革命便成了造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难道“株守”和“待机”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同义语吗?

项英认为中央不理解他的战略,甚至不信任他!在新四军刚刚筹建之始就批评他丧失了党的立场,这绝不是信任的表示。

深夜的寒气,袭来一阵阵悲凉。

“不走是不行了!”项英暗自思忖。即使他迟钝到麻木的程度,也不会感不到那份暴跳如雷的电文的不可抗拒性。几年来,他殚精竭虑、梦寐以求的南进计划,成了泡影,他的勃勃雄心在高声喊叫:“不!”

项英拍案而起,又回到窗前。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传来轻缓的脚步声和低沉急促的口令声,警卫连战士在换岗。这声音,比往日更为诱人,甚至产生了一种超常的魅力。

他拉开与军装同样布料做的灰色窗帘,四顾山那朦胧的巍峨的峰巅,只能用意识的眼睛,才能看清。那是1938年的深秋,他偕同袁国平、周子昆和《抗敌报》的记者白沙,登高望远,纵论国内大势,畅谈国际风云,他的伟大的南进计划,不正是在那座高高的山峰之上萌生的吗?

那一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25日,武汉沦陷,第三战区落进敌寇南北夹击的铁钳之中。项英判断,野心勃勃、攻势凌厉的天皇武士们,必然打通浙赣线和粤汉线,以沟通南北的联系;顾祝同的长官部和他的部队,必然向闽、赣、云、贵溃退;驻守皖南的新四军,便可以乘势跟进,在新的敌后——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地区,迅猛地发展游击根据地,远征闽、浙、粤,甚至很快就可以恢复当年的中央老苏区。长江之南,半壁河山,尽在我手。

这是何等宏伟的图景啊!项英已经不止十次地看到:祖国南方的万山丛中旌旗高扬,听到新四军健儿在大江南北纵横驰骋的哒哒马蹄声。他用想象去虚构、去补充、去美化这个目标。在多次梦中,他看到日寇那带铁钉的皮靴,踏着浙赣线、粤汉线的铁轨,卡卡地向前推进。

一想到此处,项英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中央对他的历次批评,只能使他愤慨,却不能使他愧疚。

项英认为只有向南,新四军才占有“地利”、“人和”,他必须用拖的办法,等待日寇进攻浙赣的“天时”的到来,守皖南之株,待日寇南进之兔,这是多么合情合理的决策啊!

可惜,胳膊扭不过大腿。以正确服从错误是痛苦的。

他回到桌边,熄灭了烟蒂,把脸俯在两手之中,把寻求出路的目光,转向内心。正视内心的隐秘,需要勇气,也是痛苦的。

项英不愿意离开皖南!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党中央不允许他拖,蒋介石也不允许他拖。他想到了蒋介石以何白名义发的《皓》电和党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发的《佳》电。他以为党中央在同蒋介石激烈争夺的棋盘上,为换取斗争的主动权,是以他项英作为牺牲品的。

如果此时,项英能够冷静地重新细读《皓》《佳》两电,他将会发现,蒋介石是多么奸险狡诈的阴谋家;他也将会发现党中央对付他的手法又是多么奥妙与高超;他就会发现,我党作出的让步是多么必要和英明,也会发现滞留皖南是多么短视和危险。

由于心理因素作怪,项英宁愿把这两份电文忘却。正是它,好象敌我双方伸出的巨手,把他推向深渊。

风,忽然转向了,象一只无形的手拍打着窗棂,窗外,那棵梧桐树的赤裸的枝条,狂乱地舞动起来,发出嘤嘤的低泣声。一股强劲的寒流劈窗而入,在房间里弥散开来。这是东南风,冬天罕有的气象。

军部修械所——关帝殿后面的那棵老槐树上,传来猫头鹰的嗥叫声,犹如凄厉的哀哭,特别瘆人,给宁静的夜洒下一派恐怖气氛。

项英打了个寒噤。

难道说,我多年来精心构筑的宏伟绝伦的大厦,在这份电文的雷霆霹雳轰击下,颓然倾圮了吗?

一个悲哀的浪头扑到项英心头。他本来应该作为时代之明星升上高空的呀!现在,却将随着北移变作一块陨石,訇然落地了。一种无力回天之感使他双目酸涩,两行泪水潸潸流下。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够坚强。

桐油髹漆过的乳黄色的房门,被悄然无声地推开了。项英猛然转过身,脸上还挂着绝对不能被人所见的明晃晃的泪痕。

一个关帝庙里黑周仓式的人物,出现在门口,他的褐色的右手端着白色的搪瓷茶缸,走了进来。缸口上缭绕着烟雾似的蒸气,给清冷的房间带来一丝暖意。

三忠顺与服从,给项英带来些许安慰项英条件反射地抹了一把脸,怀着被人窥见了隐私才有的那种恼怒,呆愣了一会儿。他首先看到的是那只端着茶缸子的手。

多么粗大奇特的手啊,青石臼似的,一拳可以打倒一匹马!

“政委,你该睡了……”黑周仓向前跨了两步,“我给你热了一缸子可可。”

关怀来得多么不是时候。

“滚!”

项英暴躁地叫了一声,一扬手,把他最爱喝的饮料打飞了。瓷缸子碰在墙上,委屈地叫了一声,粘性的可可,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四下溅去,象褐色的混浊的泪洒落在床上、书柜上,火盆里,沿着墙壁的苍白的面颊向下流淌。那瓷缸尖叫一声,在木质的地板上弹跳着,滚到床脚下,吓昏了似地不动了随从副官象个受罚之后仍不知错在哪里的孩子,委屈而又惶惑地肃立在首长面前,等待着更加严厉的申斥。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政委那挂着泪痕的变老了的脸。但他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猜疑,他的姿态和面容所展露出来的是无限忠顺和同情。他笔直地站着,又黑又浓的短发,象一丛钢针,覆盖着他的低低的额头,络腮胡子一直从鬓角延伸进军衣领口里,给人以狞恶凶顽的印象,展露出暴烈蛮横的习性。但现在,这头猛狮却柔顺得象头羔羊。

项英立即为自己的失态愧悔了,他抬手拍拍对方的左肩,声音里荡漾着深深的歉疚:“厚忠,你怎么还没有睡?我不是让你们按时作息的吗?”

“政委,我从门缝里,看到灯还亮着……”

刘厚忠的回答,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那些年轻的娃娃式的勤务员,早已在梦乡嬉戏,只有他,总是一直守候在项英门外的小屋里,那是一间放杂物的储藏室。只有政委屋里那从门下缝隙中透出的灯光熄去,他才和衣而眠。

刘厚忠,忠于职守,克己、独居、孤僻,不闲逛,不赌搏,不下棋,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他喝酒,但不太多,也不醉。他纯朴,勤劳,从不吝惜力气。对仇敌,他是不共戴天的顽强对手;对恩人,他是忠诚驯顺的奴隶。

在他的头脑里,最鲜明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莲花县那个侮辱过他的大地主:一个是年近半百的曾经救过他性命的姐姐;一个就是项英,他对政委有一种终生不忘的知遇之恩。

刘厚忠也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了。可他并不知道马克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的头脑里被什么思想武装着,只有天晓得。

“政委……我把火盆再生起来吃?”

“不用了……”项英微微地摇摇头,心里忽然漾起某种深藏的感情。

“政委……”刘厚忠深深地默默地盯视着项英,但不知如何才能给他以宽慰。

此时,项英需要的不是可可,不是木炭火,而是理解。刘厚忠能理解他吗?他在随从副官的忠贞不贰的眼神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政委,你有难处了吧?别人在跟你作对了吧?是谁?我去跟他拚命;是眼前那座四顾山挡住你的路了吗?说吧,我刘厚忠准备用脑袋去碰碎它!”那神态,那架势,只要项英一摆手,他便纵身猛撞了。

此时,忠诚和膂力是无用的,项英需要的是解脱困境的智慧。

“厚忠,去把周副参谋长请来。”这是他一瞬间想起来的。

“是!”

刘厚忠拾起被冷落了的瓷缸,退出去,轻轻把门拉上。那动作既敏捷又轻巧,象一只灵活的猫。

项英深深地嘘了口气,他忽然发现:鲁莽和精细,粗壮和灵巧,叛逆和忠诚,蛮横和柔顺……这些截然相反的素质,那么自然和谐地统一在这位随从副官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刘厚忠的忠顺与关切,使项英窒闷的胸腔开了一条缝,松宽、舒缓了许多。他等待着周子昆的到来,再聪明的头脑,遇到难题时,也需要别人的智慧来帮忙。

但他始终不能理解:日寇南进攻势的那只野兔,为什么姗姗来迟。

四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阻断了项英南进的航向项英守株而待的野兔在哪儿呢?1939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在急转直下地变化:由于美、英、法绥靖政策的姑息与纵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坦克履带辗碎了欧洲;日本的平沼内阁,也得意忘形,四个师团的兵力在五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扑向中、苏、蒙边境的诺蒙坎和哈桑湖。

可是,这次闪击战没有成功,锋刃砍在了花岗岩上,反弹回来伤害了自己。第一天,就有59架天皇神鹰喷着烈火拖着浓烟,摔碎在乌拉河两岸。干了七个月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为他的轻举妄动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引咎辞职,阿部信行代起。

这位陆军大将比平沼男爵现实一些,谨慎一些,少了点武士道精神,多了点政治头脑。他在组阁后的一个早晨,穿着朴素的和服,站在国会大厦办公室的窗口,带着几分诗人的气质,凝望着碧空中那团银灰色的云彩缓缓地融进富士山那白皑皑的倒垂的雪莲。

终年不化的积雪与诺蒙坎新败,促使他联想到大雪纷飞的莫斯科,想到了举世闻名的战争之神——拿破仑。他看到了那位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的高傲的马蹄,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石板路上溅出火星……历史无情,不到半年,这位不可战胜的法国皇帝,把他五十多万无敌勇士,丢弃在俄罗斯风雪咆哮的荒野上,仅带几个扈从,坐上雪橇,丧魂落魄地消失在暗夜的狂风暴雪中。

这位陆军大将,在回望历史之余,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占领并不等于征服!”

这对任何侵略者来说,是一个严酷的规律,是一声刺心震耳的警钟。接着,这个东方的头脑忽然想到了一句西方的名谚:“当你进去时,要想一想能不能出来!”

某种沉重的潜在忧虑,象寒风夹着雪霰,蓦然间洒落在这位新任内阁首相的心头。

“报告,今井武夫奉召来到!”

因为房间里铺着榻榻米,前来晋见的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后来的日军侵华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的皮靴,没有发出应有的吱吱声。

“今井君,我正恭候你的光临!”内阁首相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转身把今井武夫引进了一间密室。

阿部信行和蔼谦恭,与他身着戎装胸佩彩色绸带时的森冷严苛之态相比,判若两人。他抬手示坐:“今井君,听说你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

“谈不上非常,我在陆军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员,以后是驻华武官……”今井有些拘谨。


“今井君,这里不是参谋本部,你可以象在朋友面前那样畅所欲言。我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真情实话,以便制订国策。我想征询你对目前战争的看法。”

“去年,我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还占了海南岛,把南中国海用点线封锁起来,这是我们在华圣战的全盛时期。可是,战争越向内地扩展,就越看不到尽头……”

“你不觉得太悲观了吗?”

“不!因为我太了解中国人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力物力资源是无限的,民众抵抗的意志是坚决的……华北就是证明。”

“你的结论是……”

“应该早日想法结束战争。我们方面有许多人对中国的认识是错误的,一味沉浸在战胜者的优越感里。我认为光是躲在红砖绿瓦建筑群的参谋部里,战争绝不会结束。应该尽快寻找和谈的道路。”

“前线将士怎么看?”

“他们在私下里,哀叹在中国有可能进行‘百年战争’,我们是经不起拖的!”

“这种意见有代表性吗?”

“冈村宁次司令官曾谈到攻占武汉后的心情,他说:”自12月27日晚,大本营发表攻陷武汉以来,以参谋总长为首,贺电雪片般飞来,国内也出现了庆祝胜利的各种舆论。但是,我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并不等于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攻占武汉伤亡惨重,这也使我心情阴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伤员时,特别是瑞昌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是的!”阿部信行说,“刚才,我就想到了1812年拿破仑攻占过莫斯科……可是,那是俄罗斯的冰雪元帅帮了库图佐夫的忙,中国,没有那么寒冷……”

“恰恰相反,也许过分热了。”今井武夫说,“我在中国大地上,看到的不是漫天风雪,而是遍地烈焰……”

“是的!”阿部信行是尊重历史的。从上海闸北冒烟的街垒,到平型关的危险的峡谷;从雷神庙弹痕斑驳的高墙,到台儿庄溅血的堑壕……那些浴血奋战的勇士绝不是“东亚病夫”,那火焰喷发的大地也不是“王道乐土”。他清醒地认识到侵华军的沉重的皮靴,已经陷进了泥潭,占领的地盘越大,陷得也就越深。他在这种绝非愉快的感受里停顿了足有两分钟,而后沉重地问道:“你认为和谈会成功吗?”

“只要条件不过分苛刻,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蒋介石的真正敌人是赤色分子。甚至有人说,我们跟国民党互相开枪,这是天大的误会。”

“我同意你的见解。自从德国同我国缔结‘防共协定’以后,我就怕在华战争拖得过久,我们曾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提出了六项条件……”

“蒋介石不可能接受。要价太高,不能成交。”

“可是,汪兆铭能够接受!”

“这是因为他身价过低。”今井武夫说,“中国有句俗话:贱钱无好货。‘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只不过是不懂中国国情。在中国,谁掌握了武力实权谁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我是不抱过大希望的,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促成蒋介石的抵抗决心。战斗在第一线的将士,对汪兆铭不感兴趣,说空话是没有用的!”

“也许双管齐下更策略些。”阿部不想放弃汪精卫,“蒋介石的还价太低了,‘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血不能白流。”

今井武夫微叹了一声,面露懊丧之情。他非常同意冈村宁次之见解,认为总理以下五大臣都捧汪上台,全是井蛙之见。他痛感日本没有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仅靠武士道精神解决不了中国战争。这一点,他不想说出来,那将得罪很多人。但是,他不能不提请新内阁注意:“在国民党的机关刊物《血路》上,有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大意是说:倘使我们对于和平之真价有切实的认识,那么乐于和平的蒋介石对于媾和是有兴趣的……文章说:”长此下去,中国是征服不了的,而敌人(指日方)在亚洲方面的真正世仇,却好将其所养之精,所蓄之锐,一鼓而歼灭敌人(指日方)之疲惫脆弱的力量……这层肤浅的理由,敌人(指日方)中有几个谅也能够认识了……‘。当然,这是蒋介石的阴谋,把我们的矛头引向真正的世仇——苏联。”

“这是一种大三角的斗争。”阿部信行想到了国内报刊对各届内阁的批评,在近期的《文艺春秋》的“话篓”一栏中,有一段话就是针对他来的:“不管内阁如何变化,在似无可能出现更有力的内阁的现状下,如何支持鞭策现内阁,使之担起解决中日事变的重任,这才是顺应国策的道路。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我的内阁能解决中日战争吗?阿部信行的心沉落下去,他没有这种自信。陆军、海军之间的尖锐矛盾,他是深知的,即使在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有人也敢拂袖而起愤然退席。他不由地心冷意沉了,“蒋介石接受和谈,是不是缓兵之计?……!

“这是有可能的。蒋介石懂得一个买主,要不到大价钱,他借此对美、英、苏等国施加压力,以便得到他们更多的援助,同时,也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即使这样,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今井武夫从首相的口气里获得信心,“我们可以通过蒋介石的副秘书长周佛海和他们的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来进行,周佛海是京都帝国大学出身,对我特别亲善。重新兴起和谈吧,我认为是有希望的!”

“很好,我希望你去进行这项工作,”阿部信行站了起来。

今井武夫知道会见时间完了,也站了起来。”代号就叫‘桐工作’吧,祝你成功!”

握手,敬礼,告辞。

可是,阿部信行并没有完成从战争泥潭中拔腿的历史使命,他的内阁只干了四个半月就总辞职了。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组阁。他也只干了半年,又为近卫文麿公爵所代替。日本内阁走马灯似地旋转着,不管哪一届内阁,诱降活动都在急不可待地进行。

项英在皖南“株守”日寇南进,经历了日本四届内阁(平诏、阿部、米内、近卫),这些内阁都在时紧时缓地奏着《诱降进行曲》。蒋介石是滑头的,他也在高唱《光荣和平曲》,实际上,在日寇停止了对他的进攻之后,真正演出的却是《反共进行曲》。在阿部信行拜托今井武夫总参谋副长进行“桐工作”期间(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时,皖南新四军处在随时受到顽方攻击的危险中,中央军委3月29日在《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里,是这样写的:……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受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项英在4月9日提出了南进的计划,他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因此,应该远征闽浙。

陈毅粟裕于4月28日致电中央,表示反对,认为“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5月2日又电报中央,指出皖南部队的远征闽浙计划是下下策。

项英顽强地坚持南进战略,株守皖南,坐待时机,没有等到日寇南进,却等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项英仍然准备在顽方进攻下,远征闽浙,中央在10月12日又重申了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仍然不同意南进: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一、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下略)项英不以为然,继续株守,一拖再拖。等到的不是野兔,却是一只恶狼——《皓》《齐》两电,这是杀气腾腾的反共宣言书,是用军令政令统一的合法的锦缎裹着的屠刀。

当时形势的危险性,可以从周恩来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清晰地展示出来:(一)……(略)(二)三国协定后,英美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寇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三)蒋现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尔①,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让何、白反共,他便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①戴高乐,法国民族英雄;贝当,法国伪总统;基玛尔,土耳其国父。

(四)时机是紧迫了。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在二十天内,无论如何,日美战争不会爆发;中日妥协不会成功;中苏关系也不会改善,于是,反共战争有可能相当地改变了三个阵线的争夺形势……(五)……(略)(六)破裂危机已至,务请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如何能对时局有利,速行决策指示……

中央为了避免这个危机,决定作出让步,同意皖南新四军全部北移。这一退让,无疑是正确的;它有利于谈判,以曲求伸,使我党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真正英明所在,还是军事上以退为进,集中兵力,去跟敌、伪、顽争夺华中。

但是,这对项英的南进宏图,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项英等待着周子昆的到来。他想象不出,时代的漩流将把他拖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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