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49年国军大溃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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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1949年国军大溃败的原因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国民党的江南防线便土崩瓦解了,只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帅的30余万桂系军队建制完全,其部队深受法西斯教育,颇能吃苦耐劳,机动性甚强长于丘陵地区作战,颇具战斗力“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声望甚高,统驭能力强,用兵出色,故其军队成为国民党支持西南危局的唯一希望,但后来白崇禧统帅的30万大军未经大战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后撤,以致最后未经决战就全线溃败。

一、国内的形势

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经过三大战役,到渡江后中共已占有一半的国土,近400余万兵力,而国军在大陆的西南、西北及海南岛等地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余汉谋集团等合计仅近100余万的残余军队,且士气低落。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几年来缴获大量现代化武器,并建立了炮兵和工兵部队,攻坚能力显著提高。解放军是外线作战,而白崇禧集团却是内线防御,缺乏机动性,这样对其更为不利。

中共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工农及一些开明人士的拥护。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看到和平的曙光,蒋介石却不顾人民的愿望撕毁了和平协定,中共一边在自卫立场上打击国军,一边揭露国民党阴谋,使广大人民认清内战的真凶,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国统区中形成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1949年初,国民党与中共谈判的代表团张治中、章士钊等人,在和平破灭后留北平,协助中共工作,影响和说服了众多国民党将领起义。

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中共在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的成功,使人民解放军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后方支持,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并深入广大白区人民的心中,获得拥护及支持。而国民党却在经济上采用通货膨胀政策掠夺人民财产以补军政的不足,在政治上又采用高压政策,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失去了民心。

在军事上,首先中共中央军委识破了国军的打算与计划,采用了正确的军事作战战术,即大迂回包抄合围歼灭。毛泽东说:“因为白匪本钱小,极小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到广西桂林、西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白崇禧必然不能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中共的军事布置正是遵循此观点而进行的,由陈庚、邓华指挥的东路军进入广州,从而断了白崇禧集团退海南岛的后路,由程子华指挥的西路军沿湘黔边挺进广西,断其逃云贵路线,由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正面进攻。东、西、中路军都较好地达到作战意图,以致有衡宝战役的胜利,最终在广西三路大军合围成功,以致白崇禧集团30余万军队全线溃败,以解放军全面胜利结束。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各野战军既有各自分工,又能做到整体战略上的配合。这种统一合作相互配合,割断了国民党各集团军的联系,使之陷入解放军夹击之中、

中共在诉诸武力的同时,还兼顾和平解放方式,策动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早在5月上旬,李达应中共中央邀请获程潜资助辗转抵达北平,在会见毛泽东时重谈到程潜、陈明仁的态度及实现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6月,毛泽东、周恩来商请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章士钊、刘斐南下香港配合南方局就近做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又调已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总队长的李明灏赴武汉第4野战军司令部,参与策划和平解放湖南事宜。这一正确决策使湖南和平解放,不仅收编军队,壮大了力量,使白崇禧军队退守衡阳、株洲一线,更重要的是影响当时国统区其他省分,使中共更得到广大群众及国民党开明人士的拥护。

二、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国民党内蒋系与桂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其历时之长,影响之大,斗争之烈是极少见的。早在北伐战争时,由于蒋介石利用手中权力通过裁军手法排斥异已,当初八个军中,只有桂系军队发展成为集团军。桂系军队的存在始终是蒋介石的心病,也是足以威胁其在国民党中统治地位的重要因素,蒋是不惜牺牲一切力量来消灭他。蒋介石心胸狭窄,特别是白崇禧曾三次逼其下野,使其对白崇禧恨之入骨,早在1928年8月蒋便密令唐生智旧将刘兴到北京把白崇禧军队夺过来,并命令如果能抓住白崇禧就把他杀了。由于桂系地方势力强大,蒋介石的反对者众多,加上白崇禧还有利用价值,便没有动手杀白崇禧,但此恨在心中却没有一日熄灭过。1948年6月28日,白崇禧到汉口就任华中绥靖主任,但蒋介石只是想借白崇禧之手抵制刘、邓大军南下,以达消灭桂系这一心腹大患之目的。而对白崇禧的建议一点也不采纳,反而从华中战区先后于11月初先后调黄维兵团、宋希廉兵团东进,以解被围于徐州的军队,而白崇禧却极力反对,采用一切手段来抵制调军,后又拒绝统一指挥中原大军,两人几乎决裂,这使蒋勃然大怒,遂面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电召云南站长沈醉兼程回南京,鼓励他完成暗杀白崇禧、李宗仁的任务。要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白崇禧、李宗仁恐怕有性命之虞了。1949年初,在白崇禧、李宗仁的威迫下,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对白崇禧、李宗仁更是恨的咬牙切齿,心中不甘桂系将军有所作为,竭尽全力加以破坏,以让桂系背上失去大陆罪名的黑锅"

蒋介石下野,其实质是想让李宗仁任代总统,白崇禧任华中长官公署主任,暂挡当时不利局面,让其作为挡箭牌在前线与解放军拼杀,以减少后患,消灭当时强大的桂军,以达到消除异己的心愿。同时也是想转移人民视线以便其更好地在幕后活动,秘密将海、空实力逐渐南移台湾。还命令俞鸿均将国库价值3.7亿多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由于蒋介石运走外汇金银,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便一文不名。为了维护军饷,安写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湾负责保管的陈诚奉蒋介石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声抗命。李宗仁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元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由于财政困难,使军饷无法解决,物质供应缺乏,军心不安,士气低落,将兵厌战。

蒋介石的退隐其实是既不退也不隐,而是坐镇幕后操纵人事、财政大权。在其下野时,除派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外,又派蒋经国为台湾省党史部主任委员,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蒋的亲信和心腹大员安排在关键职务上。1949年7月16日蒋介石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强行将李宗仁搁置的非法的、非常委员会成立,由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该会条例规定:“今后总统及行政院长的一切措施必须先经该会核定始可施行”实际上也规定了今后一切重要决策均需由蒋核定。蒋介石通过这一机构,又名正言顺地将党政军大权抓了过去。蒋的操纵使李宗仁徒有总统虚名,而无其实,人事、财政上没有一点决策的权力,使桂系不可有作为。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时便幕后操纵军队,让汤恩伯担任长江下游防守的京沪杭警备司令,汤只听从蒋介石的指挥,而不顾李宗仁南京政府总参谋长顾祝同确定的计划,在布防时把蒋系30余万精锐部队布在第一线,芜湖以西的大通、贵池一带最弱,解放军渡江后,皖南、浙西成了真空状态,解放军每日可行200余里。然后蒋介石又不顾白崇禧的请求,把上海的30余万军队撤到海上,还把宋希廉部调向湘西,令赣东、杭州一带的胡琏兵团南撤,这样华中战区受到三面包围的威胁,只有一撤再撤。在广东防守上,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粤、海南岛等地区,白崇禧不能染指岭南,在蒋授意下,只象征性地守了广州等几个地区,而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庾岭等地却无一兵一卒守卫,而白崇禧无权又无兵可守,广东防御体系门户洞开,这样使我东路军未经大抵抗便进入广东,解放广州,更能加紧时间先于白崇禧占领雷州半岛,截断其退海南岛的路,最终达到三面合歼桂系军队的目的。正是蒋介石在幕后对桂系将领在政、经、军上的牵制和撤台,使前线的将帅不和,不能统一调度,整体作战,使白崇禧的计划无法实现,从而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被我军逐一包围消灭。白崇禧集团的迅速溃败,得力于蒋介石排斥异已的行动,客观上大大缩短了我军解放的日程。

三、国军迅速溃败的自身因素

部队逃员日增,兵无战心。国军中桂系军队多属广西子弟,在外多年征战,加上一连串的失败,已对战争无望和厌烦,士气低落,不想再战,逃亡特多。桂系军队这支久经战阵,素称骠悍的部队,回到家乡不过一月,未经大战,人员已减损过半,循至士气衰落人无斗志,遂10余万大军,转瞬间化为乌有。而在战争中新补的兵员,由于战争紧急,训练不够,装备不全,战斗力弱。8月中旬,桂系全部兵力连广西民团一共有30万,战斗兵20万,但主力军仅4个军,要抵抗刘、林两军全力进攻,态势恶劣之极。桂系集团越打越少,越打越弱,而我军兵源广阔,粮草丰盛,这一长一消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之态,实非一个白崇禧就能力挽乾坤的。

白崇禧知时局已不可再战,同时又处处受蒋制约,但桂系军队完了,他自己的生涯也就划上了句号,怎样才能不致输光老本?他颇感头痛,想保存实力不易,与共军作战更难,只好边打边看,一撤再撤,一拖再拖,希望久盼的美援能到,以求重振旗鼓。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在蒋授意下拒绝给白崇禧发武器,美援的10个师武器,也未得一枪一弹。白崇禧在这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下,患得患失,不能很好地了解军情,把握战机,同时也低估了我军的突破能力如此之强,以致在桂军撤退中老被我军赶在前面,用渗入分割的战术把桂军包围起来歼灭,从而有衡宝等战役。8月份,因蒋的破坏,李宗仁几乎成了傀儡,不可能再有作为,而国民党中的各种宣传工具大力鼓吹蒋将复出,白、李等感到压力沉重,11月20日白氏见蒋,从11月4日以来,白氏一直乘飞机来往于重庆、桂林、广州等地去协调各派势力,解决政治分裂。这样耽搁了许多宝贵时间,瞧不透我军作战意图,也不能洞察军事布置上的漏洞,从而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在撤往何方问题上,白崇禧又犯了犹豫不决的毛病,是撤往海南岛还是云南,一时无法定夺。李宗仁要其撤往海南以建立第二台湾与共军抗衡,与蒋介石唱对台戏,而蒋介石却主张撤回云南,以保障西南根据地,一国有两主,白崇禧不知应听从谁的为好。几经会议才决定先退海南,不行再看。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共军先行占领钦州等地,截断撤退的路,同时能渗透分割歼灭,由于计划仓猝不周全,所选渡海地点只有龙门港一处,且地狭水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渡海船只严重不足,当地海军只有太仓舰一艘!炮艇一艘,其他的渔船、商船在港内停泊甚少,向外征集也不可能在几日之内到达,从而使到达龙门港的部队因无船而无法运载,甚为混乱,只有纷纷投降。后再转云南已是时间不允许了,终至桂系军队土崩瓦解。

四、国际形势加速了国军的溃败

由于蒋介石在人事、财力上的破坏,国军中桂系将领无法得到财政、军备的补充,从而使他们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希望美国总统一日善心大发,救济一大批军火及金银,以渡过难关。美国也看到国民党政府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便改变其以往的策略,放弃了对国军的支持而改为坐山观虎斗。由于没有美援,不仅使桂系军队无法补充军饷及装备,只有在各地征枪征饷,也使众多将领绝望,士气大跌,无心作战。

到1949年后,国际形势也大为变化,越来越对国民党不利,特别是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了亚、非、拉等国家的承认,中共更占居了有利形势,使英、美等欧美国家也不敢轻易干涉中国,害怕把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而二战后,欧美国内人民都讨厌战争,渴望和平,反对政府支持他国战争,更反对政府直接干涉。在世界和平力量的遏制下,欧美国家纵有干涉之心也无干涉之胆,从而坐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

联系入越的失败。当华中长官公署由衡阳转移桂林后,白崇禧便派参谋长林一枝入越联系,而林却一去无音信。公署迁移南宁后,又派黄启武率同武鸿卿去越南联系,白又命邓小峰部队用武鸿卿的越南复国军名义入越南,并由驻龙州的第7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官伍宗骏,将其保安团扩编为师,隶属复国军入越,此事被中共所知,除刊登消息于5新华时报6外,并要求驻越法军迅速处理,法军乃派飞机侦察轰炸,其部队被俘,伍宗骏被炸死。自从广西合围后,一部分国民党军取道入越,由于中共外交部极力向法军交涉,法军禁止国民党军队入境,更有与解放军合歼于边境上,只有黄杰的第1兵团、第3兵团120军和第10兵团40军等残部,共3万余人,退入越南,也被解除武装囚禁起来。综上原因可见,国军桂系集团的迅速溃败,并非国民党强调的只为蒋介石的牵制以及美援未到而决定的,自古以来将帅用兵,最忌分心,战场上瞬息万变,战机一现即失,不能专心于战场就无法作出好决策,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白崇禧集团的灭亡。若是白崇禧能抛弃政务上的麻烦,而专心于军事,就其能力而言,不至于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打不过,还有逃跑的能力,至少可使部分兵力撤往海南,而不是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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