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民国春秋

第一章 “洪秀全第二”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秦、西汉起至元、明、清止,经过2000年历史长河,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自孔子学说形成之后,逐渐有了牢固的社会基础,任何企图冲破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都难以发展。人们对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病最终归结于帝王身上。因此,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朝廷的变更,而无社会革命。然而,社会的发展必定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阻挡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愿,终归要不破自灭的。随着西方英、法、德进入资产阶级革命长达二三百年之久,中国终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文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屈不挠,从1895年起,在十几年内他先后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结果是十起十落。

1866年11月12日,孙文生于广东南部香山县(1925年改为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用化名中山樵,由此而得名字孙中山,后又化名高野长雄。他在欧美及南洋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吴仲、高达生、杜嘉诺等,也曾用载之、公武。辛亥革命之后,人们都习惯地用孙中山称呼他。

孙中山同胞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孙眉和姐姐孙妙茜,下有妹妹孙秋绮。

孙中山童年和少年因生活困难而没鞋穿,常赤脚走路。家中以蕃薯为主要食粮,很难吃到米饭,过着半饥半寒的穷苦生活。孙眉于1871年被迫离乡背井,跟亲戚漂洋过海到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即檀香山)谋生。他先在菜园里当工人、在农牧场当雇工,旋往茂宜岛(夏威夷五大岛之一)艰苦地开垦荒地,开办牧场,经营商店,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到1885年前后,他有了6000英亩的大牧场,雇佣工人1000多人,畜养牛、马、猪数万头,成了茂宜岛的首富之一,被称为“茂宜王”。孙眉的经济富裕起来,他寄给家里的侨汇成为孙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孙家也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家庭。

孙中山6岁便随姐姐上山砍柴草,到塘边捞塘飘,年龄稍长便下田插秧、除草、排水、打禾、放牛,到10岁时才进本村私塾读书。两年后,孙中山随母亲去檀香山投靠哥哥生活。他起初在哥哥的茂宜岛茄荷蕾埠商店里当店员,并很快学会了记帐和珠算。孙眉发现他聪明好学,便送他进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意奥兰尼中学上学。他在那里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也学了一些圣经科目。3年后毕业,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奥阿厚书院(高等中学)学习,他在那里开始学习英文,很快取得优异的成绩。

1883年7月,孙中山归国回乡。他帮助家庭务农,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等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陆皓东是他在本村上私塾的同窗好友。孙中山称陆皓东为“道友”,陆皓东称赞孙中山是“再世的拿破仑”。

这“再世的拿破仑”确也有见地。他见到故乡凋敝不堪,乡亲们衣衫褴褛,唯独北极殿神庙中的香火旺盛,泥塑神像装饰一新,拜神的人们往来不断,心里十分生气。就宣称泥塑木雕毫无知觉,劝人们勿妄信神。他的宣传不起作用时,他就决心毁掉神像,认为迷信是愚昧的表现,中国民族要进步,非毁神像不可。于是他便同陆皓东在中秋节赏月时分来到北极殿,见人们在供桌上摆满了月饼、水果之类,香炉里烟雾腾腾,烛台上烛光闪闪,有十几个人在那里跪着叩头求神佑保护,一片乌烟瘴气。

孙中山先是劝告人们不要信神,接着便跳上正殿,握着“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用力一拉,神像的手和身体顷刻分离,泥塑中的稻草和木头裸露出来。

孙中山和陆皓东又走到左廊的金花殿,将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的脸涂成大花脸,还把一只耳朵扯下。然后他们两人哈哈大笑,尽兴而去。

敬神的人们心惊肉跳,向神像叩头作揖,口中嚷着:“罪过,罪过!”“作孽,作孽!”

孙中山和陆皓东的作为遭到乡人的责难,他们被迫出走香港。

孙中山在香港进拔萃书室(即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读书。1833年底,他和陆皓东一起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主持,在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受洗,加入基督教。第二年4月,孙中山转入中央书院(香港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继续求学。由于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作,涉猎群书,知识较广,同窗们送他“通天晓”绰号。

孙中山在翠亨村毁神像、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的事,引起孙眉的不满,他写信责备他,并要他辍学去檀香山。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后,受到哥哥的严厉斥责,被强迫到茄荷蕾埠商店当店员。孙中山勉强干了几个月,便设法离开檀香山经日本归国,回翠亨村。

孙眉想以“成亲”的办法来羁绊孙中山,便写信嘱告家中父母速为孙中山办理婚事。年不足19岁的孙中山与香山县商人之女卢慕贞结婚。婚后生孙科、孙金琰、孙金琬一男二女。

孙中山于1884年8月赴香港,回中央书院复学,1886年夏毕业。经喜嘉理介绍,进入美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孙中山在班里是高材生,他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

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人士,他有余钱,便不论教师、学生、工人、商贩,都纳为朋友,在外聚餐,茶饭完毕,谈论国状危险,国人应群起自救。他两袋空空,便不出校门,或伏案读书,或与同学谈论时事。

有一位同学郑士良认为孙中山是位奇人,同他结交。郑士良,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淡水墟人,少有大志,常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他十分钦佩孙中山,每当孙中山发表言论,他都细心倾听,听到会心处,不禁哈哈大笑。一天,孙中山问他:“你为什么不读书,不看报,整天游游荡荡?”

郑士良爽朗地答道:“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从此,这对同窗成为莫逆之交。

1887年,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他在香港不出一二年,得革命同志3人。这3人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4人皆志同道合,暇则放言高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4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四座为惊,毫无忌惮。起卧出入,均相与偕,情胜同胞,因相结为一小团体,人称“四大寇”。

陈少白,广东新会县人,身长玉立,丰姿俊美,才思敏捷,诗文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有“风流才子”之称。

陈少白经人介绍从广州来香港会见孙中山。孙中山见陈少白风度翩翩,心中非常高兴,同他谈了十分钟便说:“我们去逛逛公园吧!”

他们在植物园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谈论时局,觉得投机,便有恋恋不舍之意。陈少白因家境日衰,想在香港半工半读。孙中山劝陈少白在香港学医。陈少白顾虑自己习性不近,不太愿意。孙中山干脆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

一天,陈少白来到孙中山宿舍谈天,正是谈得兴高采烈,孙中山忽然说道:“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课去,下课了,再回来同你谈天。”

过了一会,孙中山匆匆地跑回宿舍,对陈少白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

陈少白诧异:“我不认识他呀!”

“有事情才请你去。”孙中山含笑抓住陈少白衣袖,把他拉到教务长室。

康德黎博士见到陈少白,满脸笑容地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

陈少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谢谢。”

待陈少白明白过来,正要埋怨孙中山不该强作主张,孙中山笑着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谈了。”

陈少白分在比孙中山低两级的班里久,他们两人结盟拜为兄弟。陈少白小孙中山3岁,为弟。

尤列,字令香,别字少绔,号小园,广东顺德县北水乡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孙中山与他在广州相识。一天傍晚,孙中山同郑士良上街买荔枝,忘了带钱,吩咐小贩翌日前来学校取款,小贩不肯赊账,双方正在争执,尤列恰巧随同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到博济医院访友经过,尤裕堂代付了钱,然后一同回校。当晚,他们以水果当饭,边吃边谈,非常投机。孙中山同尤列从此经常来往,谈政治,结成好友。尤列在1890年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来香港充任华民政务署司书记。

杨鹤龄,字礼遐,是孙中山同村人,比孙中山小2岁,他们自小就玩着长大。杨鹤龄后来入广州算学馆读书,与尤列同窗。他在广州与孙中山重逢相聚,自然更觉亲切。杨鹤龄毕业后也来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店里,孙中山常常到“杨耀记”与杨鹤龄叙会。

孙中山觉得在西医书院谈论时政不便,就与杨鹤龄商量。杨决定在“杨耀记”内独辟一楼,作为朋友聚集交谈的地方。遇有闲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便在这里聚会。碰上刮风下雨,他们4人干脆躺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筹磋中国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孙中山说:“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

“四大寇”的称号由此传播开来。

孙中山于1892年7月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英国籍教务长康德黎发给他西医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并授予他医学硕士学位。

孙中山前往澳门镜湖医院任医师。几个月后,他自己开设了一间中西药局,单独行医。一些葡籍医生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文凭,禁止他为葡人治病,不许各药房为其处方配药。孙中山便离开澳门,赴广州行医。

孙中山在广州西关开设东西药局和医务分所,同时还在香山石岐镇与人合股开设东西药局的支店。

孙中山行医,对贫者实行赠医赠药,一年仍然有1万多元的收入。他在金钱面前丝毫没有动摇改造中国的决心,他“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从事“医国事业”的活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孙中山常对人说“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满政府既借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

孙中山思考改造中国之策:要救国救民,就非要锄去恶劣的清朝政府不同。而要推翻清朝政府,决不是几人所能完成的。孙中山物色同志,把目光投向军队。广东水师广丙军舰年轻的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找孙中山医治。孙见他是海军人才,估计以后必有大用,且他又是自己的好友程奎光的哥哥,有这一层关系,便决定结识程璧光“共任国事”。

孙中山对程璧光说:“你的病需要每天早晨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方可治愈。”

程璧光果真这么办了,孙中山陪他到郊外散步,借机谈天说地,批评时政,终于同程璧光结成朋友。

孙中山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旧友保持密切联系,又先后结交了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周昭岳等志士。

1893年冬,孙中山考虑成立革命团体,他召集朋友们到广州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秘密聚会,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兴中会”组织。

他们开始行动。陆皓尔、尤列、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场所。

郑士良四处奔走,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经既通,端倪略备。

但是,要立即组织武装暴动,推翻清廷,仅仅依靠十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除程璧光、程奎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他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孙中山反躬自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他转而把目光射向清朝政府中“识时务”的大臣李鸿章,如果李鸿章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未尝不可挽救贫弱的中国。

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汉族重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及海军30多年。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称他是“中国之俾斯麦”。李鸿章曾通过康德黎向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进京候缺。”

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了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6000字的《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从广州乘轮船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们拜访了郑观应、王韬。郑观应立即给老友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写了一封介绍信: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乘船赶到天津,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

盛宣怀接到介绍信,在信封上手批:“孙医士事。”介绍孙中山等往见李鸿章。

李鸿章传出话来:“等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上书改良成为泡影。

1894年夏秋,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

在天津,他们“窥”到李鸿章的底细:李由于“军功”,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提升为总督、大臣,被尊为傅相,成了清朝政府忠实的看家犬。李鸿章发财致富靠的是各级文武官员的供礼。这些官员携带敲诈勒索来的钱,蜂拥前来向他进贡以寻找提升的门路。

一位青年海军军官告诉孙中山、陆皓东: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炭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火药订单付款的。

他气愤不过而辞去了职务。

北京城内的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290多万两,专供她挥霍。

孙中山和陆皓东这才觉醒,对腐败无力的清廷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他们决定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1894年11月底建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选出刘祥、许直臣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檀香山兴中会派员到各埠扩展组织,在茄荷蕾埠建立了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分会;孙盾又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分会。檀香山在很短的时间内吸收会员130人之多。

孙中山又到了香港,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人,讨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事宜。

1895年2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参加人数达几十人。为避人耳目,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

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赴广州秘密串连,设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设立了起义机关。

孙中山筹集军费,令宋居仁、夏百子等20多人组织兵操队,聘请一位丹麦人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

孙中山打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兵谋举事。

他们奔走于港、粤之间,策划部署,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机关,确定起义计划和起义后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亲自担任军务,拟订攻取方略;陆皓东主持广州起义总机关工作,设计起义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决定在农历9月初9(10月26日)重阳节起义。

孙中山命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军械等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活动,购买了600枝新式手枪。

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各县绿休;又派人联络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他们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志士,贮藏文件、武器;

在广州河南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还购置了两只作为运输工具的小火轮。

起义工作筹备甚周,声势颇众。孙中山提出公举一位会长领导广州起义。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便在10月10日召开兴中会会议,选举会长(也称总统)。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同他握手道贺,预祝起义成功。

孙中山当选了总统,决定回广州主持起义。他把银行里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军械统统交给杨衢云负责,他们商定10月25日晚上由杨衢云率领三合会3000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上岸,立即发动起义。

过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义,所以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待我到了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还给你,你看怎样?”

孙中山本是一位无私的战士,听到杨衢云这么说,沉思片刻,便很坦率地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但这个总统名义是大家公举的,所以你要当,还是请大家再来商量好了。”

孙中山立即找来陈少白、郑士良等,把事情告诉他们。

郑士良听罢勃然大怒,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非杀他不可。”

陈少白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我们还能起事吗?按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

孙中山点头称是,采纳了陈少白的意见。

当天晚上,兴中会再召开一次会议,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由于事前已经说妥,表决时大家便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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