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我们的城市(连载中)

一、王者有如北京


说到北京,想起前一阵子海默在他的畅销书《中国城市批判》中诠释我们首都“经济符号”时列出有一项是“北京现代”,也许,包括海默在内的很多人都是觉得现代集团不错,以至能成为堂堂牛北京的“符号”。其实不然,作为国都,北京是一种象征,不光是要表现在文化上的中国特色,也应该是经济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首钢”列进去,这绝对英明,毕竟“现代”是外来的和尚,不论它有多么多么的强大,作为北京—中国首都的一个经济符号无论如何是不过去的。也许,可以把“广州本田”作为彰显广州经济活力的典范,但北京不行,它是国都,是中国的城市象征。

或许有人会质问我道:“民族品派里的长春一汽、十堰二汽还有外资合作呢?这‘韩国现代’咋就不能入您法眼?”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因为一外国品牌在中国发展的好就拜爹认娘的实行“拿来主义”,比如德国的宝马车在英国卖的火,厂开的规模也大,你就把宝马说成是伦敦或曼切斯特的“经济符号”,对此,英国佬是万难接受的!又如,在1992年,麦当劳在北京王府井开出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家麦当劳餐厅,爱者也众,但能说麦当劳是北京的一个经济符号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关于这个议题,在后面还能遇到,且数量还很可观。

进入正题,随侃北京。大气、王气、霸气是北京留给中国人的原始印象,照理说来,北京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应该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自从建国以来,北京户籍的管理可以说是全国最严格的,但从全国大串联时期的红卫兵大军到上世纪末开始那股“北漂”大潮看,多少人还是向往着北京的,但很难说这是由北京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决定的,翻番史书,答案就出来了,也很简单:因为它这是首都!

西汉时,长安(今西安)可是当时(武帝时)全国乃至全世界(主要指亚欧大陆)不折不扣的的经济文化中心!如西蜀司马相如者、广川董仲舒者对长安都是“心向往之”的,看现在的西安,因其是陕西省会,还是比较像样子的(至少在西北无别的地方能出其右);又如北宋时的开封正是1000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而今却成为没落城市的代表文本,怎么会垮得如此厉害?很大的原因是省会头衔旁落,经济的下滑,造成人才的流失,之前位于开封的曾经河南高校的老大河南大学农学院已迁到了郑州重新成立了河南农业大学,而前几年,很多河南大学的老师都渴望能把学校搬到郑州去,去办河南的河南大学。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国家,政治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远比经济、文化等其他地位重要,动用政治的威力原可以凭空造出一座城,也可立即毁掉一座城(如隋初毁建康),它可顾不了那么多的“市场规律”。

北京牛,就因为它是首都,更聚集了些明清留下的建筑和“王气”,可能不少外地出差到北京的人都有意无意中感受到了北京城市的这股“霸气”和北京人的“冲天牛气”。拿刚才提到那本书来说吧,“北京人到了外地,千万别带北京朋友到公园去玩,因为外地城市的公园与北京的公园一比,那简直就是一个小院子。”(第4页),的确,北京的公园是大,但也不能漠视地方上公园的存在,拿江南来看吧,不知带北京朋友去杭州西湖玩玩行不行?够大了吧!也够靓,不然当年乾隆皇帝就不会回京后还仿着西湖的样子把颐和园大力改造。去苏州园林玩玩行不行?够美了吧!如果光以面积来论值不值得一游,显然有失偏颇。看来,贪“大”,是北京和地方比较时的一个重要参数。

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北海、天坛、龙潭湖、陶然亭是多么的“大”,但北京像日坛、月坛这样的公园也不在少,“吹牛”和喊“口号”向来是北京人的拿手好戏,我们可以去认真审视北京足球队那个“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大口号,可是真的好,不过却在联赛里至今没争到过,这不,话又说过了。人人都知道,天安门广场够大够气派!对此,北京人没少自豪,自诩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广场。但根据数据显示,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是44公顷,而江苏省地级市无锡的太湖广场面积是67公顷。广场可以再扩,高楼可以再建,像“大”和“高”这种东西拿来比是意思不大的,北京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最大的主”啊

北京人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城市哪有不偏见和排外的?上海不排外吗?成都不排外吗(针对西南其他城市)?苏南的城市不排外吗(针对安徽和苏北)?事实证明,哪都一样!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而英国人排外可是出了名的,像利物浦这样的贫困老工业区的地层民众尤甚,他们不喜欢看到外来打工者抢走自己的饭碗,也不希望外来暴发户抢占自己的街区。所以,过分苛求北京就有点一相情愿了。公允的说,是户籍制度把中国人限制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户口意味着身份和地位,意味着可以享受外地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而子女还可以轻轻松松上北京的名牌大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国人的心态是被“利”和“欲”严重扭曲而变形的,但同时我们可以从当年那部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里看到北京人也有服软的时候。所以,著名记者李承鹏不认为北京是头脑或心脏,“它其实是胃,不排外,可也别指望它怎么热情的待见你”。

北京城成了首都,北京话也就成了正统,北京人是没事偷着乐了,但全国人民身上表现出来更多的是自嘲:诸如“四川话差一票就成为了中国普通话标准音”、“南京话差一票就成为了普通话”,甚至持“广东话差一票输给了北京话”这种怪论的在网上也不乏其人。历史选择了北京,留给老百姓的只有些谈资罢了。北京话成了“官话”,北京人说起来自然是难免“眉飞色舞、气壮山河”。

文明的融会从来就是相互的,自满清1644年入关以来,北京在汉化满人的同时不觉的也接受了满化,特别是清朝后期的散漫自大的旗人习气传染了大批北京民众,嘴上是“爷”(而今换作了“您”)叫的那个响,心里却是谁也不服谁,天子脚下,皇城根前,老子天下第一。说到城市规划不力造成北京今天的“堵”状,梁思成先生泉下有知,真要再呕出几大口血来。本身把行政中心放在“皇城”旁边就不是明智之举,既破坏了故都文物与风貌,又造成拥堵,面临即将到来的08奥运,北京市政府是率先坐不住了,2005年年初,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概念。“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课题研究组建议,重新调整铁路车站的职能和布局。而关于市直机关迁出旧城区的问题,课题组设想了各种方案,网上也吵得沸沸扬扬,外迁目的地也出现通州、大兴之争。但政府却否认了中央行政区的外迁传言,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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