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绝对心理变态,看他在进入南京后的做法吧!!!。


《瓜蔓抄》


建文遗臣惨遭屠戮,另一件常为后人所提及的事就是"瓜蔓抄"。所谓"瓜蔓抄",含有顺藤摸瓜之意,即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此事始于御史大夫景清。


建文初年,景清出任北平参议。朱棣常常与之交往,他侃侃而谈,言论明晰,给朱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回京师,升为御史大夫。


朱棣称帝后,建文旧臣死的很多。景清曾与方孝孺相约共赴国难,决不向燕王称臣。方孝孺等人慷慨殉节后,景清因与朱棣有旧,得授原宫,委蛇于朝班很长时间。一日早朝,景清身藏利刃,穿着绯色衣服上殿,准备刺杀朱棣。此前曾有人借异星赤色犯帝座为名,要朱棣提高警惕。朱棣本来就怀疑景清有异心及上朝,见景清身穿绯衣,表情有些异常,遂命侍从对景清搜身,得利刃一把。朱棣责问他时,他奋然说:"欲为故主报仇耳!"边说边骂。朱棣命打掉他的牙齿,但他仍骂不绝口,含一口血向殿上喷去,朱橡身上的龙袍被喷上斑斑点点的血迹。朱棣顿时大怒,命自将景清械系于长安门,用铁刷子将景清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刷掉。肉被刷光,骨被打碎,朱棣犹不解恨,遂灭其族,"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景清死后,其街坊邻居都受到广泛的株连,这种打击面甚至"诛十族"还要宽。因为"十族"还有明确的界限,而这种“瓜蔓抄”几乎没什么界限可言。只要与当事人有点这样或那样的关系,都可能被株连至死。


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青州教谕刘固曾因母老乞归,景清致书刘固,要他回京任职。只是因为这种引荐的关系,刘固受到株连。他和儿子刘超、弟弟刘国、母亲袁氏同日受刑于聚宝门外。儿子刘超臂力过人,临刑时仰天一呼,捆绑他的绳索被挣断。这个年轻人随即夺过刽子手的屠刀,连杀场上十余人,旨终被碟杀而死。


此风一开,无辜受牵连被杀者不胜枚举。监察御史高翔也是被朱棣看中的人才,本来准备授宫的。可这书生偏偏不肯,丧服入见,又出言不逊,结果家遭族没.朱棣还命人挖开其祖先的坟墓,将墓中遗骨掺杂上一些牛马的骨头,一起焚成灰扬掉,亲党也全数戍边。高家被籍没的田产都征收特重的赋税,目的是"令世世骂翔也”其祖上墓地旧址因而被称为“漏泽园”这种连耕种其田地的普通百姓也要受到株连的做法,在历史上实在是闻所未闻。《明朝小史》还记载了大理寺少卿胡闰的故乡遭到"瓜蔓抄"后的一片凄惨景象:


“文皇(朱棣〉既抄没其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所居之地,在府城西隅硕铺坊,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


在建文遗臣们惨烈死去的同时,他们的妻女也受到人们无法想象的凌辱。黄子澄的妹妹和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都被朱棣发付教坊司当作娼妓,遭轮奸后生下孩子。这在史籍中有多处记载。《奉天刑赏录》中的叙述虽文采不足,但却真实可信: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教坊司〉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陶树儿。又奏,黄子澄的妻生了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铉家个小妮子。奉钦:依都由他。”


这些无辜的女子都被刺了字,在教坊司被人任意糟踏。因为这时已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黄子澄妻子生的那个孩子十岁,显然是在教坊司被奸污后生的。


铁铉的两个女儿也被发往教坊司为娼,但数日始终不肯受辱。她们二人各赋诗一首,交给铁铉往日的一个同官。其长女诗云: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

云环半挽临妆镜,两泪空流湿络纱。

今日相逢白司马,樽前重与诉琵琶。


其次女诗云:

骨肉相残产业荒,一身何忍去归娼!

泪垂玉筋辞官舍,步就金莲入教坊。

览镜自怜倾国色,向人休学倚门妆。

春来雨露宽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


这位同官将铁铉二女的诗呈上,朱棣知道二人志不可屈,不知怎地动了侧隐之心,于是传令赦出。这段史实后来还被明末陆人龙演绎成小说《型世言》中一段引人泪下的故事。

这些遗臣的妻女有不少人被活活折磨死在教坊司。副都御史茅大芳被杀后,其妻张氏年已五十六岁,仍被发送教坊司,同年病故。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奏请处理,得到的圣旨是:"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还有一些女眷被配给家奴,如果这家奴不是太凶残,身份虽低贱些,但对这些女子来说就算是比较好的下场了。御史谢升的妻子韩氏被送往漠国公丘福营中,"转营奸宿",夜夜遭人强暴,日日以泪洗面。这也算是对建文遗臣一种独特的惩罚。


这一幕幕悲剧,几乎是在与建文遗臣被杀的同时发生的。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人们为那些慷慨赴死的遗臣们唏嘘泪下,感慨万端,却不曾留意这些女性悲惨的命运,更少有人去专门记写它。我们只是从历史的缝隙中,才看到了这惨不忍睹的一幕。对建文遗臣的这场大屠杀,前后延续了十余年,无辜罹难者成千上万,难以尽数。其杀戮之惨,手段之恶,株连之广,甚至超过了异族入侵,确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因而遭到后人的严厉谴责。有人批评说:"当日文皇之暴,甚于赢秦,奸党之诛,烈于东汉。" 清朝乾隆皇帝在北京见到永乐初年铸造的觉生寺大钟时,曾写诗道:"瓜蔓连抄何惨毒,龙江左右京观封。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氏钟。……欲藉撞样散愤气,安知天道怜孤忠。榆木川边想遗恨,应氏徒添公案重。"他认为朱棣铸永乐大钟,是对“靖难”滥杀的一种忏悔。究竟是否如此,已经很难推断了,但有一点似乎已被史家所认同:这种滥杀成了朱橡一生的一块大心病。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也就是朱棣死去的那一年,新进士邢宽被点为状元,实际上就和朱橡的心理因素有关。邢宽与"刑宽"同音,取刑罚宽大仁慈之意。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朱棣在处治建文遗臣的问题上,完全站在宽大的反面。


用专制的屠刀对付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文人,并且广为株连,这算得上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而这些文人们却又偏偏不肯屈服,虽阖家阖族赴死,仍然毫无惧色,一个个都是铁骨铮铮。他宁肯为朱允炆的建文新政殉身,也不愿再回到藩王军人统治暴政之下。明人朱莺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的诗中这样写道:"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多少道出了他们怀念故主,甘为开明政治献身的心情。"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他们还企图以自己的满门慷慨赴死,唤起执政者对百姓的同情。


----------摘自杨林《马上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