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航人

一遭 收藏 10 651
导读:浙商-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航人

浙江商人,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之特色,在海内声誉鹊起。近年来,浙商更是以中国第一商帮的面孔,成为投资者们学习的标杆。浙商是个香饽饽。


然而近来,浙商好像又成了臭豆腐,在一些论坛上,发出了一些批判浙商的言论,甚至将外省个别企业压榨工人、行贿舞弊官商勾结、制造假冒伪劣等行为归结为“‘学浙江’的恶果”,并认为是“温州式的廉而劣生产方式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浙江商人简直成了“将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而毫无顾忌”的奸商代表。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对浙商的另一种态度:只要是浙商就一定能赚大钱、“到浙江参观一趟,回来就大变样”的神化浙商的另一极端。


迷信浙商、贬损浙商,其实,都不该是浙商主流精神所折射出的原色。而把现代商人一些不良做法,认为是“学浙江”的恶果,对于“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来说,更是不能承受之重。


浙江是个具有鲜明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年初,已故浙商王均瑶因为特别贡献和特殊身份被授予了“风云浙商”特别贡献奖。让我们来听听一年多前王均瑶的一段感言:“均瑶集团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我的目标是把均瑶做成‘百年老店’。”逝者已逝乎,这种社会胸怀却未随此消失,更多的浙商依旧选择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背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每年都拿出40%的企业利润用于助人,浙江圣雄集团董事长林圣雄是“内地目前捐助‘希望工程’最多的个人之一”,他的目标是3年内完成捐建100所希望小学。在林圣雄眼里,帮助孩子、服务社会是他创业的动力。


今年印尼海啸发生后,网易创始人丁磊低调地以个人名义捐出了1000万元,成为中国内地个人捐款最多的商人。丁磊的低调和博大胸襟,所折射出的正是新一代浙商的社会责任。


将中药注射液打入国际市场,实现百年愿望的浙江康莱特集团总裁李大鹏,把公司能成为浙江纳税大户当作一种荣耀。在浙江,像康莱特这样有着强烈纳税意识的企业越来越多。在公开自己纳税情况的同时,浙商也直面公众监督,每年上缴大笔税款的背后,便是浙商对社会尽责的精神。


不仅在浙江,在全国各地,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浙商主流精神随处可见。去年浙江商人将数千亿元民间资本带入了全国各地不同领域,他们不但带去了资金,还带去了市场经济的经验,带去了就业岗位,带去了市场经济的鲶鱼效应。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1000多万浙江商人,更多的是用诚信、知不足而奋发、合作开放、依靠市尝勤奋这些新浙商精神来实现自我价值。


浙商是一个优秀的群体,他们身上展示出的一些优秀财富品质,诚信、包容、开放、规则、创新和与时俱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也是每一个中国商人的财富。站在这个角度,一些网站论坛对浙商这样那样的批评,多半是善意的,是对浙商的一种完美批评。作为中国的第一商帮,浙商肩负振兴民族经济和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重任,他们因此真诚地希望,浙商在负重前行的道路上少走些弯路,多出点成绩。


浙商不是圣贤,孰能无过。无疑,在浙商雄起之初,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实际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浙江商人中一直未停过。产业层次较低、缺少高新技术、缺乏创新、偏重模仿,这些都是绝大部分浙商已经认识到并正着力改正的缺点。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广东人不同的是,尽管如此,却从未放弃过从书本上获取思想和智慧的努力。万向集团的掌门人鲁冠球出身农民,初始文化并不高,但长期的学习与思考使之成为老板中的学问家,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能比有的教授还多,还要有影响。



网络为王

经过近20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钉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玩代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塑造品牌,终于修成正果。


浙商可怕的还不是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是深藏于海底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末梢神经。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


而且这种完整的市场体系还给年轻的一代以希望,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们都知道目前名重一时的大老板都是从最基层做起的。他们满怀信心从底层做起,因为全国都是他们的舞台,他们能够一层一层地看到自己的明天和未来,他们深信未来一定会从他们当中产生中国的亿万富豪。虽然目前广东有些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绝对看不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


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尤其是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之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于网络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


为什么前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严阵以待,防范温州炒楼团的“入侵”?温州“蝗虫”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些农民兄弟一栋楼一栋楼地买,有的说狼来了,有的说虚张声势,专家学者争论不休,全国民众津津乐道。后来温州人终于站出来“辟谣”。其实,重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温州民间炒楼团,而是他们如何会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为什么搞得全国人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你说广东人来了,人家不怕;你说东北人来了,大家笑话,但为什么一说浙江的温州人来了,大家会如惊弓之鸟,谈“温”色变?这充分说明了浙商强大而可怕的能量已经得到全国的认同。


浙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


如果说广东的“前店后厂”是一种单向流动、循环的系统--通过香港、台湾的中转拿国外的定单,组装完毕,2 / 3出口,1 / 3内销,那么浙商就不是这样,它类似于章鱼,有心脏,有骨骼肌肉,有血管,有微循环系统,总之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


所以当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转到了中国,当全世界的投资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天时变了,地利变了。中国市场仿佛一瞬间就从重生产到重营销,从重产品到重品牌,从重品牌到重网络。在这个临界点上,粤商的日渐式微与浙商的异军突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乐百氏的老板曾经给我讲,娃哈哈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甚至敢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巨头叫板,就是靠网络,靠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销战略。



抱团但不封闭

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强势商帮的共性特征。 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较封闭。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它并不封闭,而且还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


目前中国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跟我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他们还说,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他们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由于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使得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善于整合资源,超越自我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香港的B股市场,浙商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粤商。绍兴一个小小的杨汛桥就有5家上市公司。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但为什么广东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如此之少?而浙江的却如此之多?


其实原因也许很简单。由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长达15年的时间里,形成外贸独占的优势--它是排球场上的二传手,把全国的球托向几乎唯一的通路--香港,再由香港扣向全世界,同时也将全世界扣进来的球通过香港再转托全中国。东莞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我称之为“借腹生子”,其扮演的只是世界加工厂的角色,说起来规模很大,但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更没有自己的营销网络。东莞地方政府一度意识到这个“借腹生子”的问题,想创造条件,让发了财的老板们开创自己的制造业,做自己的品牌,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通过“三来一补”、“借腹生子”赚钱太容易了,现实而理性的老板们没有生产自己品牌的冲动和积极性。


另外一种可能是相当多的广东老板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的手段挖到的,见不得光,这就是资本的原罪。一上市,就成了公众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此外,通过灵活、变通的手法能够在灰色领域积累到大量的财富,他就没有动力去打造完整的制造系统和塑造自己的品牌。


不管是“借腹生子”的发展模式,还是捞浮财的生存模式,都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的企业形态、管理机制以及企业文化,这样就没有办法去驾驭现代企业制度。


而浙商却不同。他们都是属于操作型人才,是庄稼把式。他们原始积累的方式艰辛而悲壮,可以说是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一个苦大仇深的农家子弟,历经十磨九难才积累了跃上更高台阶的财富和实力。这种苦难的历程让他们在累计财富的同时,不但形成了自己发达而完备的营销网络、发展平台,更让他们熟悉、掌握了现代企业运作、管理的一整套操作技术。就像庄稼汉,田到处都是,选择良种、深耕细作、专业技术以及观看天象的能力全部具备,缺的就是浇灌用的水。所以一旦机会到来,浙商比任何商帮都要敏感。


当然还有一点同样非常重要,企业做大做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是大海才能容纳百川,是高山才会不拒细壤。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和格局。而恰恰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和格局,进而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


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全球一体化的大开放时代为企业整合各种要素提供了无限空间、无限可能,企业只有勇于整合、善于整合,才能迅速聚集翻江倒海的势能。


上帝永远是公平的,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 还在当新华社记者时,我就讲过粤商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改革开放造就的粤商富豪,不管是广府人(讲白话)、客家人(讲客家话),还是潮汕人(讲潮州话),90%以上只有初中、高中文化,其中有的仅有小学水平。这种现象虽然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之特殊国情环境有关--反正都是社会的最底层,放胆一搏,失败了与过去一样,成功了则可以雄视一方。


虽说“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但是更与广东人重富不重贵的传统紧密相联。


在广东的价值排序中,富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钱,就会有社会地位,就会受人尊重。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哪怕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只要抓住机遇挣得千万身家,照样走到哪里哪里亮,尽管可能连话都说不利索,只认得钞票,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仍不失一分体面和尊荣。


我在广东工作、生活、创业这么多年,应该说在广东还是有江湖号召力的。但是广东老板们只喜欢追听我的演讲,托人请我吃饭,或与我一起打高尔夫,总之一句话,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与我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我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我们工作室所著的书,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但在浙江就不同。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宁波宝业公司的老总,他在找我们之前,居然将我们所有的书全部读过。他跟我开玩笑说,因为买工作室的书,他一来二往的,与书店小老板成为朋友--每次他都买上百本。他还说因为他的原因,书店老板想举办一个读书会,届时邀请我参加。


我当然知道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也是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广东人不同的是,尽管如此,却从未放弃过从书本上获取思想和智慧的努力。万向集团的掌门人鲁冠球出身农民,初始文化并不高,但长期的学习与思考使之成为老板中的学问家,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能比有的教授还多,还要有影响。


2004年6月,我出席浙江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的“浙商论坛”,有机会与许多优秀的浙商老板交流。让我感慨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读过我们的文章,研究过我们的书籍。红蜻蜓的老板告诉我,工作室的书他几乎全读过,网站也经常浏览。


其实在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盛产才子佳人之地,明清两朝,仅仅一个县高中进士的人数可能比中国一些文化落后的省还要多。巴尔扎克曾说,“造就一个贵族需三代换血”。这里所指的“血”应该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与现代商业已经逐渐融合,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浙商”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界的热门词汇。以温州企业为

代表的浙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生存能力惊人,发展动力十足。他们

认为,市场这么大,总会有自己生存的缝隙。本地没有市场他们会找

到外地去,国内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国去。据统计,目前浙江省仅

温州在全国闯市场的就有160多万人,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温

州城、“义乌路”、“台州街”等也有100多个。因此民间素有“浙

商不倒”之说。

浙商四海为家,八方创业,张力无限。

走马苏沪,你会听到许多有关浙商创业的传奇。到了浙江,则会

发现,所有的传奇都透着艰辛和坚韧。

浙江前任省委书记张德江曾这样评价浙江人:“一有土壤就发芽,

一有阳光就灿烂。”


鼻子也能闻出商机


记者4月19日赶到温州时已是晚上近9点。摸到均瑶酒店想入住,

却被告之客满。但也因此知道了两件事,其一,这是家以个人名字命

名的酒店;其二,温州高档星级宾馆为数不少,大多由民营企业出资

兴建。王均瑶是民营企业均瑶集团的董事长,正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的均瑶集团收购宜昌机场一事就和他有关。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

火过一回。那是1991年,王均瑶成了我国个人承包飞机航线第一人—

—人称“胆大包‘天’王均瑶”。

但在王均瑶看来,做事情不是说冒险就能成功,商业敏感很重要。

王均瑶最初想包飞机时,很多人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飞机都

没看过,还敢包飞机?他可没想这么多。当时在长沙跑生意的王均瑶,

想的只是如何解决温州与长沙之间的交通问题。他说,温州有10万供

销大军在外面,回家不方便,这就是商机。市场有需要,我们发现了

并试着去做,结果搞成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造出满大街吉利牌轿车的李书福是另一个胆大包“天”的例子。

多少人搞不清楚弄不明白:一个农民怎么就敢捣鼓轿车这玩意儿。李

书福的回答也很简单:这个市场大呀!提及造汽车,就让人想到资金

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但在李看来,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政策的

限制。因为不给上目录就不能上牌,车也就没人买。但政策挡道,不

等于市场不需要。可贵的是,他们从来不因为政策、体制上的限制而

放弃开拓市场的努力。

据说,前几年南联盟战乱后,第一批进入前南地区的不是联合国

维和人员,而是温州商人。无独有偶,去年韩国汉城举办世界杯足球

赛,抢先在球场外南大门市场内租赁20多个摊位的,也是温州人。而

最新的事例是,温州商人在抢分伊拉克重建这块“蛋糕”时又走在了

前面。4月20日,记者在中国·东艺鞋业有限公司采访,公司副总经

理周耀华告诉记者,“东艺”已结合战后的特点,为伊拉克消费者设

计出了新款鞋子。

外界看浙商:用鼻子也能闻出商机。


天生的“市场派”


记者问温州市新闻办负责人,能不能说“温州人天生就是经商的

料”。他想了想说:不能,但温州人是天生的“市场派”。温州穷,

交通不方便,本身也没有什么资源。一个人出去闯,10万人就跟着出

去闯了。逐步发展会形成一种氛围。

浙江人经商,1分钱不嫌少,10万元不嫌多;一个办法行不通就

换个思路干;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找新的希望之地

——市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等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闯出来的。

温州永嘉县桥头镇是有名的“纽扣之都”,它是这样起家的:该

镇一位闯荡外省的弹花郎,有次带回几袋次品纽扣,简单加工后拿到

街边卖,从此开始专门做纽扣生意。镇里乡亲模仿而使这个镇的纽扣

专业市场渐成规模,逐渐形成产销一条龙的“纽扣之都”。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先是在外面补皮鞋,后来开始卖皮鞋,最后自己也生产皮鞋,于

是温州竟成了“中国鞋都”;到矿厂打工,回来后开始生产开关,竟

逐步发展成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浙商多是白手起家。所以,在温州先富起来的庞大群体中,很难

找到背景显赫者。无论是行商走贩、家庭作坊,还是规模可观的企业

集团,起跑线是一样的。

他们说,“强调这一块市场原来是我的”就像阿Q说“我祖上曾

经阔过”一样无聊。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市场只能变得越来越大,就

看你有没有本事把它抓在手里。


再造温州


“能当老板,能睡地板”,人们这样评价浙商。其实,他们坚韧

创业,不只是能忍受生活条件的艰苦,尤其表现在遭遇市场挫折的时

候。

1987年8月8日,是每个温州鞋老板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在杭

州武陵广场,几千双假冒伪劣“温州鞋”被焚之一炬。“火烧武陵门”

让“温州鞋”名誉扫地。以至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市场排斥温州货,

不少商场为示信誉打出“本店没有温州货”的牌子。

怎么办?温州市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打造区域品牌,抓质量

立市。主要企业牵头,各行业成立行业协会,在公路上设卡,三无产

品一律不准出温州。同时,有组织地将温州企业建成团队,把“温州

制造”的区域品牌推向全国甚至世界。“温州制造”开始打响。最新

的数据是,温州年产鞋子10亿双,占全国份额的25%,外贸出口6.6

7亿美元,产品销往169个国家和地区。

叫响“温州制造”的又岂只是皮鞋。目前,温州有7个产品获全

国驰名商标;通过ISO9000认证的企业有1000多家,占了全国的1/3;

而获得免检的产品有14个,为全国的一半。

如今,160多万在全国闯市场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3万多

家企业,干个体工商的也有37万户,国内任何大中城市的黄金地段和

大型商场几乎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他们实现的年销售总收入已达16

00亿元,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温州。

浙商:中国经济奇迹的异数

中国过去的二十年中,有经济奇迹,但难有成功的企业,自然也难有成功的企业家。唯一的异数是浙商。


6月2日到4日,杭州召开了一次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怪的会议:浙商大会暨浙商论坛、首届浙商投资博览会。以地域性商人群体作为会议的兴奋点,确实十分罕见,但这也让人们得到再一次仔细地观察浙江模式、尤其是浙江商人群体特征的机会。


中国经济相当奇怪。过去二十多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但伟大的企业家却似乎是空白。深入分析会发现,这是一种排斥企业家的经济模式。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增长模式是政绩驱动、官员主导、投资带动,其实是一种寻租经济。垄断企业自然不用说,即便是那些跨国公司,其业绩中很大一部分,也来自政府所设立的“租”:免费的土地,异常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由存款人倒贴钱的信贷,还有政府的牌照,所有这些,转手倒卖傻子都可赚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中国的法制并不健全,财产权也没有稳定保障,官员相当腐败,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但跨国公司头头们却无不连声称赞中国的投资环境。


在这样的政经环境中,可以催生经济奇迹,但难有成功的企业,自然也难有成功的企业家。中石油、中国移动的高管不是企业家,房地产开发商也不是企业家。越是在所谓的高端行业,在政府大力鼓励发展的那些行业,寻租的成分就越大,越没有可能形成企业家。在这些部门,企业成功靠的是权力,企业高管们的主要智慧就在于,知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但有一个异数,那就是浙江的市场经济,尤其是温州模式,及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经济部门。在这些地方,驱动经济增长的是经济学教科书所列的那些正宗因素:企业家精神,知识的增长与传播,分工的细化、深化。


值此浙商大会召开,笔者想讨论浙江私人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四个基础性制度。


其一,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即历史悠久的“合会”制度。自私人经济在中国再度出现以来,就始终面临资金瓶颈,且在现有金融体系及监管制度下,也不大可能有解决之道。但浙江商人却例外地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传统的合会制度。研究表明,上个世纪50~7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合会为企业提供了大约一半金融资源。对于浙江私人企业来说,合会的价值更为宝贵。


由于正规法律并不承认合会,司法机构也不为合会参加者提供司法救济,因而,合会的运转完全依赖合会的自我治理机制。其他地方也有合会制度,比如福建,但这些地方多次爆出倒会事件,而浙江却几乎没有。由此或可推论,浙江商人所生存的社会之道德,还维持在较高水准;而其自我治理技艺,也冠绝群伦。这也正是浙江私人企业成功的第二、第三项基础性制度。


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种逐利动机,而是道德、宗教所提供的基本规则。若没有这些规则约束,则个人的逐利活动只能导向每个人对所有人开战的丛林状态。浙江自宋明以来即为华夏文化中心,丰富的哲学与宗教教化,让社会形成了健全的价值观念。此种观念成为市场体系的道德基础。


在这样的文化道德环境下,今日浙江企业的商人自治,也是最为成功的。比如,参加本次浙商大会的,就有全国各地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及温州商会、台州商会等等。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繁多而且有效的商人自治组织——这倒不奇怪,垄断企业和寻租型企业均依附于政府,谈何自治浙商创业闯世界知名天下,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向浙商学习,以浙商为镜,放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迸发。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浙商崛起”得益于改革开放,但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浙商们展示出的个性特点是他们成功的基础。

特点一:草根化。有资料表明,几乎所有的浙商成功者原先皆为“布衣”,是从小打小闹、沿街叫卖、作坊经营起步的,他们的产品也大都是面向民众的。称浙商为民商可谓恰如其分。

特点二:穷则思变。自古英雄出寒门。解读浙商鼎盛之秘诀,乃“穷”字使然。浙商认为,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把“穷”改写成“富”的斗志。穷则思变,穷则奋起,抢抓机遇,勇往直前,哪里有市场哪里有浙商,哪里有浙商哪里有市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浙商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卧薪尝胆,成就了浙商今日的辉煌。

特点三:牢牢抱成团,头脑特灵活。浙商的团队精神,有口皆碑,他们总是能发现别人难以察觉的商机,总是能开辟别人难以趟出的财路。欧元面市,他们发现欧元纸币尺寸大于其它纸币,就神速设计出相应大的皮夹,覆盖了整个欧洲市场;伊拉克战争,他们在第一时间运去了大量的帐篷和毛毯等。浙江人生产的打火机、钮扣、伞具、皮具、电器、皮鞋等,无不引领时尚,占据市场。

特点四:一有“阳光”就“灿烂”。浙商善于吃透政策,把握精髓,他们从不模仿,从不甘于屈居第二,而是大胆创新,勇争第一。业内人士说得好:其他地区一般是参考既有政策行事,而浙商的创新做法却总是成为本地出台新政策参考的依据,催生新的政策。总而言之,浙商是醒得快,起得早,用得好,实干多,空谈少,创业者众,守成者寡。

向浙商学习,创业就该学浙商。


1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1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