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悲情录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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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三杰悲情录


朱增泉




今春四月,去汉中,看了几处与汉初三杰相关的历史陈迹,引发了几多感慨。


刘邦与“三杰”之恩怨


张良、萧何与韩信,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朝,功莫大焉。刘邦将自己同他们三人作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不如”。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讲这番话的时候,口气很诚恳,态度很谦虚。但是且慢,假如刘邦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绝对争夺不到天下。他接下去说:“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关键是“吾能用之”这句话,意思很明白,他们三个人的本事再大,也都在我的手心里握着,任我拿捏,为我所用。究竟谁比谁的本事更大,不言自明。刘邦有识人之眼、用人之量,但一切都以“吾能用之”为原则,以“取天下”为目的。一旦天下到手,觉得谁“用”起来再不像原先那么顺手,对不起,他马上会有另一套手段仔仔细细伺候你。随着朝廷内外的形势变化,刘邦与“三杰”之间的矛盾时起时伏,尤其是同韩信的矛盾一直发展到你死我活。

从“三杰”这一面来说,他们如何处理各自同刘邦的矛盾,又因他们三人的出身背景、性格特点、文化修养、奋斗经历、交往人物、乃至健康状况等等的不同,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也各不相同。简言之,张良是“智避”,韩信是“硬碰”,萧何是“隐忍”。这又直接导致了他们三人的最终结局各不相同:张良凄凉隐退,韩信悲愤丧命,萧何苟且保身。

天下汹汹,各为其主。刘邦与“三杰”曾经是一个最佳组合。楚汉相争,刘邦的实力远不及项羽,但依靠他们这个最佳组合,将能量发挥到极致,终于赢得了这场比赛。比赛一旦结束,促成他们构成最佳组合的客观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最佳组合是打天下的班底,不是坐天下的班底。刘邦为了独掌天下,需要重组班底,“飞鸟绝,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注定了他们这个最佳组合的倾情演出,上半场是正剧,下半场是悲剧。

刘邦将“三杰”玩完之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从此消定了吗?不见得。我过去读刘邦的《大风歌》,每每为它的大气磅礴所激动。这次从汉中归来再读《大风歌》,不对了,我忽然读出了刘邦内心的孤独和悲凉,《大风歌》是一位孤家寡人的内心独白。


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


从宝鸡去汉中,翻越五百里秦岭,半路上有座张良庙,这是当年张良的隐居处。张良庙坐落在一条山谷里,周围山高林密,浓荫如盖。古代从秦国到巴蜀去的金牛古道,就从张良庙大门口经过,古道遗址旁立有石碑。张良庙迎门是一座砖砌牌楼,牌楼正中镶有砖刻“汉张留侯祠”五个大字,清道光甲申年蔡文瑾所题。张良庙历经无数次重修,这几个字不知道已是第几次重修时的遗物。留侯是张良的封号,张良庙也叫留侯祠。留侯祠在留侯镇,留侯镇属于留坝县。这些地名均因张良而得名。其实留侯之“留”不在此地,在江苏省。

刘邦与张良的关系比较微妙。

就从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件事说起。刘邦得了天下,论功封侯。表面上看,刘邦对张良评价很高,封赏最重。实际上,围绕封侯这件事,刘邦与张良展开了心灵“过招”的第一回合。刘邦对张良说,你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你可以“自择齐三万户”,你想要齐国那一片土地都行,随你挑吧。出乎刘邦意料,张良的回答不是谢恩,而是谢绝,他不要。

在张良看来,刘邦封他齐地三万户,是深藏心计的。张良是韩国人,祖上“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从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开始,落泊造反,为韩国“复国”作出了不懈努力。张良的身世背景、平生心愿,刘邦一清二楚。但是,刘邦没有将韩国故土封给张良,而是将他封到齐国的地面上,这绝不是刘邦的疏忽。不是疏忽,就是有意。究竟什么用意呢?齐国这片土地,两年前已经封给了韩信,而且是张良亲手经办的。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在东边打下了齐国,不但不来增援,反而派人来向刘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之下,想马上派兵去攻打韩信这狗日的。张良和陈平在桌子底下踩他的脚,附耳道,在这危急关头,不如就同意韩信立为假齐王,稳住他,以防小不忍生大变。刘邦立刻改口骂道,他妈的,他韩信大丈夫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要做就做个真王,哪有做假王之理,封他为齐王!立刻派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国,封韩信为齐王。张良此刻便想,刘邦今天封他“自择齐三万户”,这是想用一笼锁二虎。把他和韩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无非是想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一点不大不小的矛盾,达到“以张制韩”、“以韩制张”的目的。

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骨子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大过。张良对此心明如镜。不过,张良觉得回绝得过于简单了也不好,总得给刘邦留点面子。他对刘邦说,我在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失败,逃到下邳来避难,最早和你相识于留(“留”是江苏省沛县东南的一座小城),我对那座小城难以忘怀,你实在要封就封我个留侯吧。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张良为什么要向刘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刘邦,希望在他们君臣之间保持一点起事之初的纯朴记忆。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杀伐征战,纵横捭阖,何曾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功、一已私利? 可是一旦得了天下,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宫廷内外已是剑拔弩张。

围绕“封功臣”这件事,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大风波。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刘邦发现,文臣武将们每天都在宫道上三五成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便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张良回答说:“在商量谋反!”刘邦大惊,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张良直言道:陛下也是布衣出身,他们这些人跟随你出生入死,现在你贵为天子,他们也希望论功封赏。可是,目前得到封赏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的亲信故旧。而遭到诛杀的都是同陛下及萧、曹们有怨仇的人。他们都在担心,自己不但得不到封赏,陛下反而对他们处处疑心,随意诛杀,所以逼得他们聚在一起商量谋反。刘邦急问:“奈何?”张良问他,你平生最恨,而且群臣们都知道你最恨的人,是谁?刘邦答,雍齿。他说,这个人过去曾多次羞辱过他,他曾几次想杀他,都因为念他立过不少战功,没有忍心下手。张良说,那好,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你赶快先封雍齿,好让大家打消顾虑,先把人心安定下来,后面慢慢再做工作。

张良的这番分析和建议,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他巧妙地点了一下萧何、曹参的名。那意思,是说刘邦包庇怂恿萧、曹也好,是说萧、曹结党营私也好,是说张良对此有些看法也好,你刘邦自己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他也为刘邦解决这场风波献出了关键的一着。这等于告诉刘邦,你身为皇上,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的肚量比你大,我在人格上决不会输给你。意见要向你提,为臣之责仍然要尽到,此乃堂堂君子之风。

然而,经过这场风波,张良毕竟受到很大剌激,心中有些悲凉。他看到朝廷内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门派之间的矛盾已暴露得异常尖锐。自己在刘邦心目中仅仅是一位谋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国之重臣。刘邦天下已经到手,再没有多少危急大难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了。况且,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太好,这个“臣”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前思后想,他决心急流勇退,“淡出”政坛。


张良抽身而去,凄凉隐退


张良决心脱离刘汉朝廷,抽身而去,另一个深层因素,是源于他自身的悲剧命运。这同他的身世背景、政治理想直接有关。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当时张良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正在淮阳“学礼”。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韩国“复国”。但是,秦虽暴虐,“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注定了张良命运中存在着先天的悲剧因素。

从实践层面讲,张良一个贵族书生,势单力薄,在群雄并起的时势下,也不存在他独立奋斗的客观条件,他只能依附于比他更强大的势力。当时“陈涉等起”,风云际会,项梁和项羽、刘邦等都在这时相继起事,张良自己也曾拉起一支小小队伍,“聚少年百余人”。有个叫景驹的,在留城自立为楚假王,张良本想到留城去投奔景驹的,走到半路碰上刘邦。刘邦手下有数千人,势力比张良大得多,张良便和刘邦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两人是同路人而已。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往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梁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被任命为韩国司徒,和韩王成一起,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被打散成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当时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刘邦乘机抢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渡过了鸿门危机。刘邦退往汉中时,送给张良“金百溢,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理想彻底破灭,只得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对他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知识高深,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作出评价,第一个就讲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加。

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画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作出精辟分析,帮助他作出正确决断。诸如:智击秦将,计取关中。化解鸿门危机。不立六国之后。去汉中,以退为进。联合英布、彭越以抗项羽。重用韩信,独当一面。主动出击,追击项羽。调动韩信、彭越参加垓下会战。定都关中。不废太子。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人们不竟要问,既然刘邦明确表态“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那么张良应该排在第几位呢?刘邦对此三缄其口,别人也没有谁再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张良内心作何感想?


张良退出政坛,却退不出悲凉


在张良庙的牌楼右侧,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是“汉张良留侯辟穀处”。辟穀,“辟”,通“避”;“穀”,即五谷。避谷,不吃五谷。据说这是中国古代一种修养健身方法,修养期间只吃药物,不吃五谷,做导引。《史记》、《汉书》中都说张良“多病”,“乃学导引轻身”,“不食谷”。张良隐居在这片深山老岭里辟谷修炼,固然有身体长期多病的原因,更为本质的原因却来自政治方面。其一,他曾为之倾家亡命的“复韩”理想已化作云烟;其二,刘邦始终视他为“客”;其三,历朝历代君臣间“同患难易,共荣华难”的悲剧又将在新生的刘汉王朝内重演。综上所述,使他内心感到无比困惑和无奈。正好,自己身体也不好,退吧,退为上策,退,坚决退。他以养病为名,闭门谢客,“杜门不出岁余”,可见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后来虽然偶尔露面,也都是以重病号的姿态出现。例如,黥布发动叛乱,刘邦带病亲征,群臣“皆送至灞上”,张良也不得不来送行。“良疾,强起”,送至曲邮,他对刘邦说,按理我应该随你出征,无奈我病得厉害。楚兵很是剽悍,你自己多加小心吧。张良的病是真病,不是假病。但张良需要这“病”,“病”是他的一块心灵盾牌。托“病”躲避政治旋涡,借“病”消释心中郁结,称“病”宣示难平愤懑,这些都是沉积在中国官场文化中的政治技巧之一,采用者不绝于史焉。

刘邦对待萧何和张良一亲一疏,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开国后,张良和萧何两人谁都没有当上相国,这是一件咄咄怪事,其中大有奥妙。

这说明,刘邦在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心是很细的,心计也是很鬼的。让张良当相国,他不放心。让萧何当相国,又怕张良不服。撇下张良,怕是群臣都不会服气。不太好办。有时候,不好办的事也好办。刘邦找到的办法是:不立相国。刘邦这点心思,哪里瞒得过张良?好吧,看你刘邦如何动作。我先请个假,养几天病再说。刘邦却久久不愿捅破这层纸,晾着,不急。时间一长,张良反倒觉得太没意思。别人还以为是我张良盯着这个位子不肯让步呢,好象显得我张良不够豁达似的,岂不低俗?古往今来,将相大臣们要想彻底摆脱地位、权力、名利的羁绊,难。但张良很快从中摆脱了出来,他主动为刘邦解开了这个扣子,再一次显示出他的君子风骨。他利用最后一次随刘邦出兵伐代的机会,出奇谋拿下了马邑,顺便劝说刘邦立萧何为相国。

至此,张良觉得平生无愧于已,无愧于人,便和刘邦作了一次告别谈话。他从回顾自己的身世讲起,一席话讲得情真意切。他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最后,他向刘邦明确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赤松子是神话传说中的“仙人”,他要跟随赤松子求“仙”去了。

就这样,张良毅然决然告别了政治舞台,但话语中也不乏丝丝缕缕的伤感情调。

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疑而不任”态度,到死也没有改变。刘邦讨伐黥布叛乱时为流矢所中,返京途中箭伤发作,回宫后一病不起,太医百般医治,回天无术。刘邦自己也说,“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不愿再治。吕后到榻前问话:“皇上归天后,哪一天萧相国也死了,谁能接替?”刘邦答:“曹参。”吕问:“其他人呢?”刘答:“王陵可用,但需陈平扶他一把。陈平心里什么都明白,却难以独当一面。”吕问:“还有谁能重用?”刘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问:“还有谁?”刘答:“再往下我也不知道了。”吕后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最后也没有从刘邦嘴里问出张良的名字来。原因很简单,刘邦压根儿就不信任张良。其实,吕后倒是很想请张良再度出山的。刘邦死后,吕后强迫张良进食,并劝他说:“人生一世,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张良“不得已,强听食”。但未见他为吕后做过什么事,又活了六年才死。

张良庙内,保留的历代碑刻很多。题刻的内容,都是赞颂张良“功成身退”、“急流勇退”的,也有一些赞颂他 “智勇深沉”、“机谏得宜”、“高尚绝伦”等等,谥美之词,累世不绝。每一块碑刻,都饱含着题刻者浓浓的情感寄托。许多人来此一游,每每被张良的事迹撩动情怀,引发感慨。

细想起来,张良用如此方法回避俗世烦恼,他的内心何尝能彻底轻松?俗世之事难,求“仙”之事就不难吗?

走出张良庙,踏进一片古树浓荫,我心中升起一缕淡淡的凄凉。


韩信之悲:有奇才,无大志


汉中市内,有一座汉台,是刘邦在汉中做汉王时的王府遗址。汉台南,不远处有个拜将坛,这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地方。进得拜将坛园门,迎面一座露天方坛,方坛四围有汉白玉栏杆。坛上是一尊韩信扶剑挺立的汉白玉雕像,气宇轩昂之中,神情有些忧郁。坛口台阶西侧一通石碑,上刻“汉大将韩信拜将坛”八个大字。台阶东侧也是一通石碑,刻的是舒同书写的“拜将台”三字。方坛北面,还有另一座方坛,是当年宫中百官出席韩信拜将仪式的参观台。明朝,在这个坛上加盖了个亭子,改成碑亭,镌刻历代名人题颂韩信的楹联诗词。

韩信出身贫寒,他的人生目标与张良有着天壤之别。张良谋“国”,韩信谋“生”。韩信由于家里太穷,做官不够条件,经商没有本钱,连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漂母之食,跨裆之辱,辛酸不堪回首。深入韩信骨髓的平生心愿,就是要改变这种艰难屈辱的生存状态。靠什么出人头地?生逢乱世,落草造反,领兵搏杀,未尝不是一条奋斗之路。因此,韩信对用兵之道格外用心钻研,平时“好带刀剑”。后来经过大量的军事实践,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

刘邦破格拜韩信为大将,是韩信一生中遇到的一次最大的机遇。群雄并起,四乡风随,韩信开始是投奔项梁而去的,在那里“杖剑从之,无所知名”。项梁败,从项羽。由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急于找机会表现自己,曾多次向项羽献策,项羽均未理睬。愤而离去,转投刘邦,仍未得到重用。韩信命运中出现机遇,颇有些喜剧色彩。刘邦从关中向汉中撤退时,一边走,一边将身后的栈道放火烧掉,形同一次狼狈败逃,队伍中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一路上逃亡将领数十人,大伤元气。为了扭转局面,刘邦急需招募出类拔萃的军事人才,以扩充军队,重振军威,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进攻。恰在这时,等待已久仍不见起用的韩信,受到其他将领逃亡的影响,也在一天夜里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拍马便追。有人却向刘邦报告说,萧何跑了。刘邦失萧何“如失左右手”,心痛得顿足。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出现在刘邦面前,刘邦又气又喜,骂道:“混蛋,为何逃跑?”萧何道:“我那里是逃跑,我是追赶逃跑者。”刘邦问他追的是谁,他说是追韩信。刘邦又骂:“胡说八道,逃亡将领几十人,你别人都不追,哪里来的什么韩信,骗鬼啊!”萧何力陈韩信是个难得人才,希望刘邦委他以重任。并说,你如果心甘情愿在汉中永远呆下去,不用韩信也罢。你如果想争夺天下,非用韩信不可。你看着办吧。刘邦被萧何的一席话打动,就说:“好吧,我用他为将。”萧何又说,让他当个小将怕留不住他。刘邦答应拜他为大将。他让萧何马上把韩信叫来,要立即起用他。萧何批评刘邦说,你对下级向来傲慢无礼,呼来喝去,随心所欲。拜大将就像呼小儿似的,这样怎么能行呢!拜大将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举行隆重仪式。刘邦只好同意:“好吧,照你的意见办。”

拜将,乃寄托生死存亡之重任。需要受命者立下誓言,许以生死,不庄重不行。我们今天任命将军,同样要举行隆重仪式。军容严正,全体起立,奏国歌,宣读命令,颁发委任状,佩戴将军衔,敬礼,讲话,奏军歌,等等。这一套是古往今来的军中传统。萧何是小官吏出身,在旧县衙混过,知道官场礼节。他一心为刘邦着想,觉得汉王眼下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需要重振军威,以图大事。他把韩信的拜将仪式筹备得格外隆重、正规。“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虽然往事越千年,我们那天登上韩信拜将坛,环观四周,似乎仍能隐隐感觉到当年拜韩信为大将时的隆重气氛。这次拜将仪式,实际上成了刘邦重振军威的誓师大会,由此吹响了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进攻的战斗号角。

刘邦与韩信,可谓明主遇良将。一个为了争夺天下,渴望招募杰出军事人才;一个为了出人头地,苦苦寻找知人善任之主。一旦双方的追求在特定条件下交会到同一个点上,如同引爆一次“热核反应”,很快产生出巨大能量。时隔不久,刘邦就采用韩信谋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打出汉中,重入关中,平定了三秦,重新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随后,刘邦与韩信分兵东向,转入战略进攻。韩信独当一面,过黄河,虏魏王,擒夏说,下井陉,破赵,降燕,定齐,南摧楚兵数十万,势如破竹,席卷江东,威震天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邦的天下,大半地盘是由韩信领兵打下来的。也正因为如此,韩信之于刘邦,形成了“功高震主,拥兵自重”之势。韩信自己却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警惕,越来越狂傲。而刘邦对他则越来越猜忌。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对立。再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不断掺入其中,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


韩信是被刘邦“玩”死的


其实,韩信这个人并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张良重名节,韩信重实利。他母亲死后无钱下葬,自己找了一块荒岗高地将母亲掩埋了。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封个万户侯,母亲坟地傍可以“置万家”。可是,韩信那里知道,封建君王对“贤将”的要求,只许有“赴死”的忠诚,不许有“言利”的欲望。在刘邦看来,打出的天下都应无条件归他所有。韩信却总想切下一块蛋糕归自己。

刘邦对韩信的戒心,是从攻打齐国开始的。这也是韩信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前,韩信已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战迹,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刘邦自己在正面战场上却一再受挫,很不顺利。两相对比,刘邦对韩信的军事才能产生了一些妒忌心理,对他执掌的军事实力急速膨胀也有了一些疑虑,于是在行动上开始对他有所掣肘。当时,刘邦正被困在荥阳。韩信打下赵国后,队伍正驻扎在黄河北岸的修武休整,与黄河南岸的荥阳隔河相望。刘邦由部将夏侯婴陪同,在夜里乔装打扮,渡过黄河,第二天一早潜入韩信营帐,夺走了他的印信,调走了他的精锐部队。又传回命令,让张耳留守赵国,命令韩信收拾残部前去攻打齐国。根据刘邦下达的这道作战命令,韩信把零星部队集结起来,整顿一番,便向齐国进发。不料,半路上得到一个消息,说刘邦早已派郦食其前往齐国招降,不费一兵一卒,齐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这显然是刘邦使出的一个计谋。一方面,他要借助韩信挥师东征势如破竹的声威,让郦食其赶在韩信到达齐国之前,用三寸如簧之舌去“威服”齐国。另一方面,他有意要让韩信陷入一次“无功而返”的尴尬局面,削弱一下他锐不可挡的气势,为自己担当的正面战场找回一点平衡。

韩信是胜利者,却不是一个清醒的胜利者。他在军事领域深谙兵法玄奥,在政治领域却连“知已知彼”的常识都没有。一方面,“知已”不够。他对于自己实力之强劲,处境之敏感,缺乏清醒的分析和估计。对于自己盛名之下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甚至危险,也缺乏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知彼”更不够。他全然不知道刘邦已在怎样的疑他、忌他、防他。因此,他在行动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要害在哪里。不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过于率性随情,大小举止皆失当。他先是想,既然齐国已被郦食其“说下”,他攻打齐国的军事行动就可以停止了。不料,齐国有个辩士蒯通,前来投靠他。蒯通窥测天下大势,觉得将来能够掌握天下命运的既不是项羽,也不是刘邦,而是他韩信。他鼓动韩信对齐国应该照打不误。韩信问他此话怎讲?蒯通说,刘邦命令你攻打齐国,暗中又派郦食其来招降齐国。现在郦食其“说”下了齐国,刘邦通知你停止攻打了吗?韩信答,没有接到通知。蒯通说,刘邦这种做法就不对。况且,郦食其一个说客,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降齐国,得到齐国城市七十多座。你率领几万大军打下赵国,才得五十多城。将来论功行赏,你还不如他一个儒生的功劳大,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应该毫不动摇,打!韩信一听,觉得有道理,好,打。这一仗,韩信利用潍河之水,淹杀齐军,攻下了齐国。

韩信打下了齐国,声威更大,更加举足轻重。用蒯通的话说,这时刘邦和项羽的命运都掌握在他韩信手里。他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刘邦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既千方百计笼住他,又想出一些办法来掣肘他。项羽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在这时派武涉前来游说韩信。恰恰韩信自己看不到这一点,天大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却“天与弗取,时至弗行”。蒯通竭力鼓动他,第一步与刘、项“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然后再图下一步发展,后劲最大的是你韩信。并表示“臣愿披心腹,涂肝胆,效愚忠”,死心塌地要投靠他。蒯通所言,并没有违背当时的造反道德。天下亡秦,群雄并起,谁能把天下争夺到手就是谁的。一不靠公民投票,二不用举手表决,三不需法律程序,全凭实力。同是造反者,同为争天下,韩信与刘邦、项羽拥有同等权利、同等机会。如果韩信当时敢于喊出一声“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之类的豪言,最终究竟谁能当上皇帝,真还难说。可是,韩信此人,纵有封侯之愿,却压根儿没有帝王之志。他一再向蒯通表示,“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蒯通怒其不争,仰天长啸:“时乎时,不再来”,“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说罢,装疯而去。

你说韩信多么笨吧!他既然不忍“背汉”,那就兢兢业业为刘邦把仗打好吧,可是他不。偏偏在这种敏感时刻,他向刘邦开价,要求自立为“假齐王”。刘邦怎能不怒火中烧?给他天下争他不想争、不敢争,又何必伸手去要个什么“假齐王”呢,蠢不蠢啊!刘邦迫于同项羽对峙的困难局面,为了防止不测,作为权宜之计,接受张良、陈平建议,封韩信为齐王。这样一来,局面是稳住了,但刘邦与韩信之间的疙瘩也结下了。韩信自以为从未萌生“背汉”之念,心里坦坦荡荡。可是,以后的矛盾发展已由不得。从此以后,刘邦却要将捆扎他手脚的绳索一步步收紧了。

刘邦的用人之术,是一套将人摆布于生死间的封建权术。韩信在军事上纵有盖世奇才,在权术游戏中根本不是刘邦的对手。韩信即使是一只猛虎,刘邦也能将它牵在手里转场子赚钱。他可以违心地将韩信封为齐王,让韩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汉王厚我”,使他即使面对蒯通和武涉的左右游说也“不忍背汉”。为了调动韩信参加垓下会战,又可以再次违心地加封给韩信一大片地盘,使他心甘情愿地前来殊死搏杀。可是,项羽一死,刘邦马上就给韩信颜色看。只是因为韩信立有盖世之功,如果操之过急,将他一棍子打死,恐天下不允,失去人心。所以第一步先剥夺他军权,改封为楚王。随后,又利用韩信狂傲自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弱点,以有人告他“欲反”为借口,“用陈平谋”,在云梦将他逮捕,押回洛阳,杀尽他威风,贬为淮阴侯。从此,韩信愤恨难消,人际关系更加紧张。“羞与绛、灌等列”,树敌太多,周围环境对他越来越不利。最后,失去理智,策应陈豨谋反,遭来杀身之祸,也是罪有应得。临死,韩信发出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等他明白过来时,脑袋已经落地。


刘邦信也萧何,疑也萧何


最后说说萧何吧,萧何是“三杰”中唯一的善终者。

从地图册上看,离张良庙不远,公路边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处”。我问了一下那里的情况,说是现地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只立了一块石碑,偶然可以拣到几片碎瓦,别的没有什么可看。一想也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兵荒马乱,荒山野岭,当时不可能在现地留下什么标记。所谓“萧何月下追韩信处”,也是后人半寻半猜的地点,不去看也罢。

封建制度的用人原则,本质上就是人身依附关系。萧何能够成为“三杰”中的唯一善终者,不是偶然的。萧何与刘邦是真正的老乡,刘邦“沛公”,萧何是“沛人”。虽说韩信和刘邦、萧何也都是老乡,但彼老乡非此老乡。对韩信来说,老乡的概念意味着“老乡整老乡,杀你没商量”。在刘邦心目中,真正知根知底的是萧何。刘邦起事前,就和萧何很要好。《汉书•萧何传》中讲了几件事:一,萧何是沛中小吏,刘邦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二,刘邦当了泗水亭长后,萧何“常佑之”。三,刘邦押送徭役去咸阳,别的官吏都给刘邦送钱三百,唯独萧何给了五百。《史记•高祖本纪》中讲了另一件事:吕雉的父亲犯了事,躲到沛县县令处避风。沛中官吏豪杰,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备了礼金前来探望。萧何负责收礼接待,他大声宣布:“人太多啦,送礼不满一千的都到堂下去坐。”刘邦来了,分文未带,却写了一个假帖递进去,大声说:“我送一万!”萧何眼皮一翻,将刘邦放了进去。刘邦对所有客人都不放在眼里,径直坐了上坐,喝得烂醉。从此,与吕公混得烂熟。吕公将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司马迁通过这件小事,将刘邦骨子里的痞子气写得淋漓尽致。萧何是衙役小吏之流,想来与乡里这类痞子是混得稔熟的。刘邦与萧何,这等关系,谁能比得?

史书上说萧何此人“以文无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本事不大,但不坏”。又说他办事认真,负责课税,上缴最多。秦朝的监郡御史经过考察,觉得他很适合到朝廷去当差,准备推荐。萧何不愿离开本乡本土,推辞不去。从这件事可知,萧何很适合干机关工作。他后来跟随刘邦打进咸阳,别人都忙于虏掠金银财宝,他却急往秦宫收集图书资料、法律文件、地图报表之类,这些东西后来对汉朝开国执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萧何对刘邦,真可谓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连皮带骨统统倒进了刘邦的锅里。这一点,是他与张良、韩信的根本区别所在。刘邦长年领兵在外与项羽作战,萧何开始几年“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后来又留守关中,兢兢业业地“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并将粮食兵员源源不断从关中送往前线。事无巨细,他桩桩件件都考虑得周到细致,只要报给刘邦,全都照准。有些事来不及奏报,他就付诸实行,刘邦回到京城时再补报一下,刘邦也很满意。

萧何对刘邦忠到这种程度,刘邦对萧何就丝毫没有戒心了吗?非也!

刘邦的用人原则,“疑人”第一。“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什么意思?刘邦在前线与项羽对峙,战事艰难,却几次派使者回京来慰问萧何,说他在后方工作太辛苦了。有个叫鲍生的,对此咂出了味道。他对萧何说,汉王在前线暴衣露盖,非常艰苦。为了使汉王对你不起疑心,你何不动员你的子孙和亲属中凡是能当兵的都去当兵,使汉王觉得你把全族人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他,可以让他彻底放心。萧何“从其计,汉王大悦”。这件事给刘邦留下了极深印象,后来群臣争功时,许多人认为萧何一天也没有到过前线,一次仗也没有打过,把他的功劳说得那么大,听了不服。刘邦就说:“你们都只是独自一人跟随我打天下,多的也只有两三人。萧何举族几十人跟随我,你们能和他比吗?”萧何算是认准了一条,他的肉全在刘邦的锅里,有了刘邦的天下,才有他萧何的家业。

常听人说,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条别人是否真能做到,我不知道,反正他刘邦做不到。天下谁对刘邦最为忠心?萧何。可是,刘邦对萧何这样的忠心老臣,也是一疑再疑啊!韩信参预陈豨谋反,吕后串通萧何杀了韩信。刘邦从征讨陈豨的前线传回命令,正式立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专门配备一名都尉带五百兵丁担任相国府警卫,萧何的待遇马上上去了。有个叫召平的,立刻提醒萧何说:“你的祸要从这里开始了!如今陛下领军在外,你在宫中留守,一粒小石子也没有打到过你头上,你要什么五百警卫?淮阴侯刚刚闹过一次谋反,陛下为你配备五百警卫,并不是对你的恩宠,是对你不放心啊!”他劝萧何谢封勿受,并将自己家中的财物统统献出来,作为军费支援前线,以消释陛下心中之疑。萧何“从其计”。果然不出所料,“上悦”。不久,黥布叛乱,刘邦亲征讨伐,又一次次从前线派使者回京看望萧相国,询问他在后方操持国事的情况。又有人提醒萧何说:“我看你糊涂到极点,灭族之灾快了!你不想一想,你现在高居相国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陛下领军在外,担心你倾动关中啊!现在,你应该多买田地住宅,让陛下知道你并无谋国之心,他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又一次“从其计,上乃大悦”。请看看,伴君之人,这叫过的什么日子?如果不是那些肠子拐了十八道弯的人从旁一次又一次及时提醒萧何,萧何的脑袋能不能保留到最后,很难说。

萧何如此谨小慎微,而且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刘邦居然还斥令毒打了他一顿。那是刘邦平定黥布叛乱后回到京城,许多人拦路告状,说萧相国强买田宅。萧何去宫里拜访刘邦,刘邦笑道:“看你做的利民好事,这么多人告你状,你自己去平息民愤吧!”萧何乘机向刘邦提了一条建议,说,长安地方狭窄,老百姓田地少,我看皇家猎苑内有不少空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如让老百姓进去耕种算了,也不要收他们官税了。刘邦勃然大怒:“你受了他们多少贿赂,竟来动我皇家猎苑的脑筋,拖下去打!”天那,你打死他萧何,他也不会对你刘邦起二心啊。过了几天,有位近身侍卫问刘邦,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你把他打得这么厉害?刘邦道,我听说过去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好事都归秦始皇,有坏事都揽到他自己头上。萧何倒好,为了讨好百姓,竟想拿我的皇家猎苑去做人情,他肯定受了贿赂,我教训教训他。侍卫说,皇上这几年领兵在外,萧相国留守关中,如果他对陛下不忠,只要在关中稍有动作,关西的地盘就不再是你陛下的了。他那样的大利不贪,怎会去贪一点小小贿赂呢?刘邦被侍卫说得无话可讲,知道错了,赦出萧何。萧何年事已高,一向恭敬皇上,脱了鞋进去向刘邦叩拜谢罪。此刻,谁也想不到,刘邦竟会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罢了,相国是贤相。我打你,是为了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我这个皇上不是好皇上。”

屁话,一通屁话!刘邦脸不红,心不跳,用一通屁话将他的疑心病掩饰了过去。刘邦是个疑心病狂,他有一整套疑人术。他怀疑人不要任何理由,怀疑错了说几句屁话就可以掩饰过去,被怨者还得向他叩拜谢恩。封建帝王是没有什么廉耻概念的。他们有时是人,更多的时候不是人。偶然也会讲出几句带有友情亲情人之常情的话来,却往往不一定是真心。他们更多的时候不讲人话讲鬼话,前说后赖,眨眼变脸,恬不知耻。一是一,二是二,耿直不阿之人,是做不了皇帝的。

看看刘邦与“三杰”关系的演变过程,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封建主义的用人原则是什么玩意儿。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绝对的“忠君”,绝对的排斥异已,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制度下,必然杀人如麻。从刘邦到吕后,将异姓王一个个斩尽杀绝,血淋淋地向我们展现了封建制度的本质特点。现代文明社会,提倡团结不同见解、不同经历、不同特点的人在一起共事,这是“封建”与“民主”根本区别之所在。


2002,6,29,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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