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是这个社会最高的精神权威,大学相应的是最高的象牙塔,大学就是这个社会敬畏的,大家都抱着虔诚的心去接受她所辐射的智慧的这么一个机构,而在中国呢,至少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他主要的不是这样一种智慧,我们是靠什么智慧啊,我们是靠深圳的智慧,深圳的智慧从哪里来,从香港来,香港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英国来,这样一级一级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大学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微不足道的。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人才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说法,人材相当于什么,那个材实际上是材料的材,繁体字的才就是那个材料的材,木材的那个材,我们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丝钉,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一个东西,中国培养的是人“材”,这就表明中国没有大学,因为真正的大学培养的是正常的有全面发展的内心世界这样一个大写的“人”,大学是培养“人”的,大学不是培养“人材”的。我们中国的大学是培养人材的,人材是干什么的,是被领导所用的,是被老板所用的,是做打工仔的,所以中国的大学是为深圳培养打工仔的,为那个小渔村培养打工仔的。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西欧之外,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之所以为美国,今天美国比拉丁美洲啊,大家都知道,要富裕得多,而且富裕不是一个级别,美国今天仍然是如日中天,而拉丁美洲今天是决没有希望的。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有个区别,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的开拓者一样,是去捞一把钱,是去赚一把钱就满足了的人,于是他们最早开发的新大陆就这样开发了。我们今天知道北美最早移民的那艘船叫五月花,这些人上岸后只有16年,就建立了美国最早的大学,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哈佛大学。

以色列强大到什么程度?以色列只有我们武汉市这么多人口,可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它什么都有,它从来不说它有原子弹,但是从来也不说自己没有,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相信以色列有原子弹。以色列建国只比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一年时间,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处在一百倍的敌对势力包围下,到今天已经强大到完全没有可以平级的对手了。以色列只有500万人,它的高科技应有尽有,连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要去找点高科技的时候,就发现美国不给,欧洲也不给,小日本也借这个机搬翘,最后不得不去向以色列购买。以色列凭什么这么牛啊?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以色列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以色列还根本不能建国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建国的时候,以色列一位伟大的思想者、学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希伯来大学比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早了25年。

美国上岸过了16年就建了大学,他们过了160年才建立了美国宪法,那你说美国是先有大学重要还是先有美国宪法重要?

咱们再看看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那时侯的水平程度远远不能跟中国比,可是他们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日本人是认的,大家可以看日本的钞票今天最大的面额是一万日元,一万日元上面的人的那个头像,不是天皇,不是任何有军事政治贡献的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日本的第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的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他成了日本民族现代的灵魂人物。福泽谕吉告诉日本人,一个民族要崛起,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灵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层面、经济层面的改变,这三个层面的顺序应该是先是心灵的改变,然后是政治体制的改变,最后才是经济的改变。福泽谕吉说,也有可能把它颠倒过来,但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更快一些,但最后是走不通的。福泽谕吉这个话早在中国搞洋务运动之前就说了,可是中国人在福泽谕吉之后就走了一条他预言走不通的一条路。

所以中国人最早打开过门的时候就是搞洋务运动,就是搞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买过来以后就造,造了以后一步一步地发现要政治体制变革了,这个时候就搞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这场闹剧结束了以后就倒退,没办法倒退的时候,这个社会矛盾尖锐冲突的时候,只好搞革命,革命搞完以后,整个社会一片混乱,水深火热、军阀混战。这时,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梁启超告诉我们先改变人的心灵,然后再去改变政治制度,最后才有可能改变整个社会。梁启超的道路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一个全新的开始。

中国20世纪一度是文化立国的、教育立国的。我们可以说,整个新文化运动就是梁启超受了福泽谕吉的启发,开创了是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或者说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的开端,而这个开端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手下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蔡元培从德国回来,把德国柏林大学的模式、治学理念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有一二年时间,就把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的新的精神的摇篮,于是北大才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

我们怎么评价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怎么把它提到多高的位置,它都无愧于这个位置。蔡元培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真正伟大的第一个人,他伟大的程度是远远超过孙中山的,孙中山如果说不是偶然的事件,一些别的原因,孙中山是没有这个地位的。真正伟大的第一个人是蔡元培,蔡元培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因为北大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那个北大相比起日本来说已经晚了,所以北大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去做上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年,只有几年时间,北大已经无法安心于去做一个北大,因为中国当时已经没有条件没有时间让你去做,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北大在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连战在北大讲演时说北大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你稍微考虑考虑,连战的那些话其实在学理上是非常片面的。北大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摇篮,北大还是社会主义的摇篮、共产主义的摇篮,同样也是极左思想的摇篮,因为北大是兼容并包,什么都有的。我们今天知道,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话大家都知道,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这个说法同样是对的,因为共产党的早期,所有的领袖几乎都是从北大出来的,连毛泽东都沾了一点北大的边,他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北大的地位在这里,北大过去之后,中国没有办法继续让北大起作用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意识形态制造的一种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黄埔军校的年轻学生所构成的学生军后来收拾了中国的天下。黄埔军校为什么能收拾天下?因为黄埔军校是有信念的。这些年轻人在黄埔军校虽然只过了半年时间,也就是你的大一上半学期,但是这上半学期够了,为什么呢?灌注了一种理念,从此你被一种理念所支配,被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所支配,有了一个超越吃喝玩乐升官发财的更高的一种理念。蒋介石一辈子的所有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毛泽东的延安实际上就是以办军校的方式,办大学的方式,当然也是准大学的方式,来开始他在延安最重要的八年经营,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抽象的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所以共产党才那么强大,所以共产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那么大的力量。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间,组建了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这五大名牌大学王牌大学,共同支撑了抗战中间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在这样真正的大学里面,这些真正的大学可能就是在穷山恶水之间,在漏雨的平房里面,在破庙里面,在茶馆里面,形成了世界上一流的大学。

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都是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家想一想,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假如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是世界一流吗?大家都承认,中国人的智商是很高的。这么高智商的人,这么大一个民族,这么多的精英,只要有一种真正的大学理念在运作的话,这个大学能不产生世界上最伟大的智慧吗?在西方文明,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这两大冲突之间,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时候,没有办法调和的时候,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能不占有一席之地吗?中国没有这样的大学就意味着中国没有大学,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

可是西南联大当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西南联大能够在破庙中间,在那种最简陋的房子里成为真正的大学。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应该说也有功不可没的地方。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是在抗战八年间,国民政府在最穷的情况下,它居然把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开支,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行政费用比政府的费用都高得多。这个又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国家快完蛋的时候,它的大学还能办吗?这时候有很多声音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办化学系,造火药造枪炮,物理系,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培养政治辅导员、政治教官,就这样办。可是呢,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按常态的方式来办。而这种大学,在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它的人数成倍地增加。这就使得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这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那就是,要总结中国20世纪最大的或者说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没有希望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数的几个中国人,他们居然能在中国办起大学或准大学,而这些大学支撑了中国的整个20世纪。中国20世纪所有的伟大所有的骄傲都归结为这几所大学,这就是北大,黄埔,延安,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没有培养真正完整的人的地方。

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洋人来带动的,而这种带动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沾沾自喜的津津乐道的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最终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中国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拉丁美洲化,最后的结局就是中国人彻底的变得没有脑袋,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中国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自主开发能力,最近几年在开始,人们才发现,要有自主创新,怎么自主创新?怎么能创新啊?建几个院士楼,买几个院士,啊?搞很多很多的车,大堆大堆的钱,什么什么工程,什么什么学者,什么什么博导群,能够培养学者吗?不!不可能!

中国今天整个科学技术已经到了崩溃的状态,我不想说崩溃的边缘,它已经崩溃了。20多年来,已经崩溃了!在我的书写出来的时候,我就敢说这样的话了。我们学校以位老先生告诉我的一句话,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作出任何一个自己的创新、任何一个新概念、任何一个新理论、任何一个新方法,没有一个是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文革末期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在学习陈景润。陈景润在中国根本不是一流的数学家,可是今天陈景润那样级别的数学家在中国一个都没有了。中国今天的数学是完全不入流的,中国的物理理论也是完全不入流的,中国的生物学理论曾经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什么叫超一流的成就,袁隆平当然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水平是诺贝尔奖无法形容的。中国做出的人类胰岛素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无法形容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合成有生命活性的物质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当年有相当的项目是世界超一流,可是今天中国不要说超一流,就是亚一流、准一流,接近一流的都没有,完全绝迹了。

今天的中国整个科学界已经彻底干枯了,为什么会干枯呢?不是没有钱,是因为大学干枯了,中国没有大学,中国的大学理念。正在主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一帮愚蠢之至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现代文明的奥妙在哪里,他们根本不懂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尤其是智慧体现出来的一种法理精神一种科学精神,是主宰着一大群知识精英,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

而今天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牟利的饭碗,一个有车有房有学位,这些学位是可以无限拷贝可以卖钱的,可以让这个增长GDP的。中国人为什么被这么愚蠢的人在支配?中国人今天是被欲望被心中的欲火烧成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太穷,我们总想增长GDP,我们真想去捞点钱,真想去买车买房子,买第一套房子,买第二套房子,所以才有第二套房子的经济学理论,所以我们的房子从五十平米到八十平米,从八十平米到一百平米,到一百二十平米。现在你到华工去,已经买不到140平米的房子了,要买就160平米、180平米、260平米!住着那种房子的人,他能不变态吗?

我不是排斥物质欲望。一个社会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者、大学教授,当他所有的人生追求,都放在房子从80平米到100、120、160、180、260平米这样折腾的时候,他还有可能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不可能。

欧几里德大家都知道,所有学过初中平面几何的人,都会惊叹于欧基里德平面几何的完美,整个平面几何居然能够以五条自明的公理由几条概念点、线、面把平面几何的所有的规律用逻辑全部推演出来,而且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空隙,没有任何的皱折,一切那么的光亮。一个初中生,对智慧的最早敬畏就来自于这里,当他能够用这种智慧推演出一条一条的定律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自己的智慧溶入了人类最高的智慧之中,每证明一条定律所获得的快乐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形容的,它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欧洲的科学家,最早的科学关怀大多都是这种原始的体验。这种体验在两千多年前,欧几里德就建立了。

欧几里德有一个学生,也许是受了我们中国人思维的影响,给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你这个东西好是好,挺好玩的,可是它有什么用啊?这个问题一下把欧几里德给问住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没用啊,是没有用啊,欧氏几何没有用啊,它就是用来玩的,那要有用怎么办呢?所以老师一下子觉得很惭愧,我这个东西没有用,那学生说要有用怎么办呢,于是他掏出两个铜板交给他:对不起,(我教的)没有用,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学有用的东西)吧。欧几里德(的几何或智慧)是没有用的,西方这种智慧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没有用的智慧是嵌入了人的内心深处,是关怀人的内心世界的,它建构的是一个内心世界,而只有拥有这个内心世界的人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我们中国人是一切都要有用,我们中国的大学都是有用的大学,中国所有的专业都是有用的专业。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为了有用的,人本身是目的,用俗气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材,人不是打工仔。我们的大学是要有用的,所以我们的大学是要培养打工仔的。西方的大学是培养人的,所以西方的大学能够培养老板。

我们中国是没有老板的,即使有老板这些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没有中国人呼风唤雨的领域,没有中国人领先的潮流,没有中国人自信的品牌、标准,一切都是国际接轨,这种国际接归最终是断子绝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中国用尽了无数的资源造成了极大的不可挽回的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尤其是人心灵的瓦解,换取的是眼前欲望的膨胀,换取的是低级的生活方式,是对别人的依附,完全的依附,换取的是是整个内心世界完全丧失自信心和创造力。

我们中国今天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今天中国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我刚从这个欧洲回来,感到今天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的时候,你是永远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人制造的所有东西都是最低劣的,即使你某件东西做得非常漂亮,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我照了一张相,在德国人一个大的市场上,德国人或者说欧洲人制造的一个小玩意,再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简单到刮那个苹果皮梨子皮的小刮子,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小塑料片,还有一个小铁片,折合成的一个东西,最少是3.5个欧,也就是换成人民币35块钱到50块钱,在中国这个东西就是五毛钱或者是一块钱,但是放在它旁边的是中国人产的一个碟子,一个很大的瓷的盘子,这个盘子比我们家里的盘子要高级得多,非常高级的镂空工艺,在中国也是高档品,那个东西卖过去居然比不上他们一块小塑料片加上一个小铁片形成的个刮子,这个东西只卖2.5欧,也就是25块钱,比那个小小的东西要便宜这么多。

中国所有东西都是最廉价,而且中国人甚至不惜倾销。倾销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狠狠地压低中国人的工资,那些打工仔的工资,他们七八个人住在那种鸽子笼似的那个房子里面,中国的工人是没有工会,不可能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每一个地方官员都是狠狠地压着最低的工资来制造召商引资的优良环境,让国外的甚至是大批台湾同胞前来投资。台湾街头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无业游民跑到大陆来,就可以做老板,去剥夺我们那些大学生。

为什么啊?因为这种经济就注定了这样一种种格局。这种格局,中国人都是打工仔,中国人都是要跟别人接轨,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别人干什么,你干什么。中国人放弃了所有的高科技,我们那些最高级的学者也是跟国际接归,这种国际接轨就必然造成学术的全面腐败。今天多少学者是没有抄过的?今天多少学生写文章还是自己在写的,统统都是在抄,抄,连清华北大都是在抄,院士都是在抄,其实不抄也没有任何创造性,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抄和实际上的抄而已。

国际接轨就是抄,整个民族都已经抄到底了。因为完全没有自己的智慧,这种结局意味着老板赚的钱永远是最高端的,中国人赚的钱只能是最低端的,能够赚到的钱只是一点点零头。接近十年前朱容基就安慰美国人说:我们中国GDP的增长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中国卖到美国的那些东西那些货,实际上中国人赚到的只是一点零头而已。在美国,一双鞋子卖一千多块,可是在中国,那些台湾香港的老板赚走了20多美金,中国的打工仔只赚了两美圆,一点点零头,卖120到160美元的鞋子,中国制造的可是中国的打工仔只赚了两个美元,一个巴比娃娃赚了十个美元,可是中国的打工仔赚了0.35美元,一点点零头而已。中国的经济就这个样子,它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低级化,整个民族内心的空虚,整个民族最低级的待遇。我们的这些打工仔完全没有任何的人格,然后这种经济增长在中国只培养了少数的富裕阶层,他们的房子有50、80、160、260平米,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理念。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中国必须要有真正的大学,中国的大学不能这样办,中国必须要有真正的社会精英,必须有真正的智慧。这是中国未来的唯一一条出路,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都是文化立国,文化立国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基本上还只有我在说,可是在台湾,它早就是陈水扁台独立国的战略,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西方我们刚才讲到无论哪个强大的国家都是文化立国,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人喊文化立国,没有的。

而我现在喊文化立国,它的声音是传不出去的,因为有无数的蠢货都在占领着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的一个思路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认识到制度建设也是关键,这就是今天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主流激进的思想家,他们意识到,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但是中国人今天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是一切的关键这样一个命题。因为改变内心是痛苦的。著名作家韩少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过去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问题,他们转而去把矛头把焦点放在身外的一个目标上。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把身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解决了。其实所有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问题没有改变,所以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改变起,我们总是认为,一切问题是林彪搞出来的,后来是四人帮搞出来的,后来又是什么人什么人搞出来的,总而言之都是别人搞出来的,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一切的关键都在于人内心深处的改变。连台湾都认识到了,它的文化地位那么高,连韩国都认识到,日本早就这样做,中国大陆就难以这样做。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不断地骂那些官员,实际上中国官员固然腐败,中国今天知识分子腐败的程度已经比官员腐败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所以一个民族的崛起是整个大学的崛起,而大学的崛起呢,今天是不可能的,只有落实在大学生的内心的崛起,大学生怎么崛起,我们没有大学怎么会有大学生呢?只有在心灵中建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