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朝鲜停战:莫斯科的安排和做法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最后阶段的俄国档案文献


沈 志 华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对外政策立即发生了变化,提出了所谓“新方针”的问题。 在这些变化中,最突出的就是改变了苏联以往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尽快结束战争的设想和措施。随后,苏联领导人与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了会谈,说明了苏联的新方针,并希望中方予以接受。经周恩来与毛泽东初步商议后,中国接受了尽快结束战争的意见,并按照苏联的安排,从答复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交换伤病战俘的电报开始,提出了全面停战的问题。对于立即停战,朝鲜领导人盼望已久,但中国领导人多少有些不甘心。于是,利用各种机会发动军事攻势,又取得了一些使谈判结果有利于己的胜利。但是,中方最终还是放弃了两年来一直坚持的“全面遣返战俘”原则,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过去有著作认为,1953年春,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 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 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 这些说法都因近年来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不过,同样是俄国的有关档案,也有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 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 按照这种说法,似乎立即结束朝鲜战争的“新方针”首先是由中国提出的,或者是按照中国的要求而提出的。

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笔者在这里挑选了14件俄国档案文献,都是关于1953年3月至7月朝鲜停战问题的。

3月14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关于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备要报告,显然是苏共领导人决定改变方针后要求外交部提供的。报告简要地陈述了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并说明了苏联以往的立场,以备领导人参考。

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和3月31日莫洛托夫起草的苏联声明,充分表明的苏共领导人的“新方针”的意图和为实现这一意图而计划采取的一步一步的措施,后来的事情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安排发展的。

3月29日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的电报反映了朝鲜政府对苏联新方针的积极赞成和热情支持的立场。

5月28日和6月3日莫洛托夫与美国驻苏大使波伦的谈话备忘录,说明苏联为促进和谈成功所表示的积极态度。

7月4日和5日的文件,以及7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说明,到这个时候,停战谈判的具体进程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毛泽东和彭德怀认定李承晚与其美国主子之间有分歧,决定继续进行军事打击以扩大战果,而苏联领导人则担心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到停战进程。

7月20、23、24日的几封电报,是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具体安排的,主要讨论的内容是金日成是否出席签字仪式。这是以往研究中很少注意的事情。

7月27日和30日的文件是贺电和答谢电,没有实质性内容。不过,从苏共中央分别给中、朝发出贺电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朝鲜停战确实使莫斯科松了一口气。

当然,仅仅依靠这几件档案是无法对朝鲜停战的最后阶段进行研究的,相对而言,中方的有关史料似乎要详实得多。不过,这些文件对于全面了解情况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发展带给人们的启示: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利用双边乃至多边档案文献的趋势,要求研究者在讲述一个历史事件时,尽可能地同时使用各当事国的文献资料。

这里挑选的档案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现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在笔者收集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现任俄外交部远东司第一副司长)冈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先生和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教授无私地提供了大量帮助,谨在此致以谢意。

文件末标有俄国档案的馆藏号,个别文件的馆藏号在收集时缺失,无法标出。左上角的编号为笔者收藏的档案原文复印件的标号。目前,这些文件都已经复制,并收藏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研究中心,有意核对原文者可以前往索取,或与笔者联系。

(本专题文件由周绍珩、吴安迪、陈云卿、吕允连翻译,沈志华、方琼校对,沈志华注释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