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简称新学院(New School),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的名字,但在美国这所学校却有着卓越的声誉,并且在美国现代思想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人也许比较熟悉的胡适的老师约翰.杜威就曾在这里工作过。


这所大学最初成立于1918年,由一批对于美国传统教育感到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所组建,他们把大学命名为“新学院”以表明自己的抱负,要给他们当时认为死气沉沉并且自以为是,缺乏学术自由的美国高等教育,展现出一种新的选择。与当时的传统大学相比“新学院”率先把重点放在学者和成年学生共同进行的社会问题研究,而不是本科生教育,和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教育。那时从各区下班后赶到新学院听讲座的人群成了纽约一景。


“新学院”真正成为美国学术和思想史上的传奇是在1933年,法西斯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大陆肆虐,当美国的主流社会尚对欧洲的知识分子的“左翼思想”甚至“共产主义思想”心存戒惧的时候,“新学院”怀着拯救欧洲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责任感顶着压力开始大批接纳逃离从希特勒和莫索尼里统治下逃离的欧洲知识分子,这一选择成就了新学院“流放者的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的声誉,也最后促进了美国思想和文化的空前繁荣。


今天的“新学院”依然秉承这样的传统,笔者在今年五月有幸到New school进行交流,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所私立大学居然有这么大的学术抱负;在这所学校里这么多学者会超越专业的界限有如此强烈的公共关怀;一个胸怀天下有八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注册学生的大学这么多年来居然连自己的校园也没有。。。。。。怀着种种疑问,笔者采访了新学院的校长鲍勃.凯瑞(Bob Kerry), 鲍勃.凯瑞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在2003年起担任新学院校长之前,是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并曾当选内布拉斯加州州长。在他简朴的办公室我们里进行了愉快的谈话,解答了笔者的一些疑问。


而这些也许可以给我们忙于圈地,办大学城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及教育管理机关包括公众一些启示,让我们能够体会大学之大并不在于大楼,大投资,甚至也不在于有大师,而在于博大的情怀。在采访结束后,笔者最大的感慨是,我们的高校每年组织大批干部出国考察,却从来没有把这些告诉我们。


整个纽约都是我们的校园


郭:我到了贵校才发现,一个有这么多学术资源的学校居然连校园和操场都没有,你们真的不觉得别扭么?


鲍勃:怎么会呢?我们是很幸运的,整个纽约都是我们的校园,纽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国际化城市,可以有很丰富的资源被我们享用,剧场,商场,书店,咖啡屋,公园,运动场应有尽有。


郭:但这些毕竟是公共场所,在中国的大学如果一个学生在社会上遇到麻烦,比如遇上犯罪,家长会觉得,把孩子交给了学校,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鲍勃:当然,我们学校也对学生负有责任,学生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提供协助。但我们觉得建立封闭的围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这会切断我们的学校和社区的密切联系,我们的选择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前提是我们把学生视为独立的有选择权利的成年人,不能把他们总当作孩子一样看待,在大学里他们需要面对他们迟早都要面对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会学会怎么样乘地铁,怎么样利用社会资源,怎么样和不同的人,包括社会上的人相处,成为一个有丰富生活技能和成熟价值观的人,当然学校会给他们提供适当的辅导。


郭:我们中国的普遍观念是,大学必须有一个安静的校园,才能有良好的学术气氛,让师生能够不受干扰的钻研学术,你怎么看?


鲍勃: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教给学生学习的能力,这种学习的能力不是把人关在安静,没有干扰的环境中来培养的。在这个社会上诱惑无处不在,人因该学会抓住机会,抵御诱惑,如果一个人在学校里关了四年,躲在学校的围墙里,在老师的监督下,他们侥幸确实没有受到诱惑,但这样的学生一旦毕业了,遇到了丰富的,充满诱惑的世界,你觉得他能干什么?你觉得他能很好的适应社会么?你觉得他能管住自己么?


你知道纽约是一个喧嚣的城市,但是人必须学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学习,我们的学生毕业后会当丈夫,做妻子,生孩子,得应付自己的事业,但new school培养学生,学会在再繁忙吵杂的环境中也能找到自己安静的角落,这是一个挑战,但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只有接受了这种挑战,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终生学习的人。所以我们的学校虽然没有很大的校园,可这却使得我们的学生在社会上有更好的竞争力。


郭:但是我们印象中的大学生活总少不了足球队,篮球队,拉拉队,这些能够代表学校荣誉的东西,如果少了这些,大学生活好象挺遗憾的。


鲍勃:确实,我们得承认,我们没有橄榄球队或者篮球队,这对于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归属感会有一些不利影响。目前我们也有计划造一些健身设施,还有一些室内建筑能够让学生有更多条件聚会交流,但在纽约低价这么高的地方,要造体育场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美国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在城市里的学校,纽约大学有五万多学生,也没有自己的体育场,我们只能把钱花在刀刃上。


人文教育同样创造价值


郭:维持这样一所学校,你们的预算一年有多少?


鲍勃:我们的预算一年是两点四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节约稳健的预算规模。


郭:你们这样一所私立大学,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在财务方面有比较大的压力?


鲍勃:是这样,作为私立大学意味着这我们无法依靠政府的资助,虽然也通过一些课题有一些补助,当总体而言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财政负责。


郭:假如你们遇到收入抵不上支出的情况,你们会怎么办?比如遇上经济危机的时候。


鲍勃:我们的财政预算非常保守,为了我们的学校能够长久存在,我们有很完善的风险评估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务风险评估,如果我们遇到财政危机,我们就会削减我们的开支,来渡过难关,事实上在911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就这么做了。


郭:你们的财政收入如何构成?


鲍勃:大约75%来自于学生的学费,25%来自捐赠。


郭:给贵校捐款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鲍勃:各种各样的美国公民,他们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念。这是让人自豪的美国传统,在美国有大量成功公民,相信自己有回报社会的责任,并且付诸行动,他们相信一所具有具有批判思考,关怀社会传统的学校的对于美国社会的重要意义。


郭:这也是让我奇怪的地方,这样一所自负盈亏的私立学校,按理来说应该开设一些企业管理,会计,计算机。。。。之类,实际的,能赚钱的热门专业,可你们学校主要的专业却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这种在我们看来不赚钱的专业,这是为什么?


鲍勃:确实我们得承认,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是发不了大财的,但是教育的目地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富翁,这么多学生选择了我们,就说明了我们专注于社会研究的传统存在的价值。


郭:这也是最让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长,选择花不菲的学费,据我所知你们的学费可不便宜呀,真会有人把孩子送来学为了不能挣大钱的专业么,在中国人们愿意花上10万学个MBA,因为这教人怎么赚钱,据说一毕业就可以年薪十万,但没听说谁愿意花上几千块修一个学分的社会学,历史学。


鲍勃:我们也有很多的财务支持的项目,给一些优秀的学生以经济补助,但相对于公立学校来说我们的学费确实是比较贵的。


但是幸运的是很多美国公民还是认为我们的提供的教育和向社会传播的思想物有所值,我们对我们学校的知识分子传统非常自豪,很多家长和怀有和我们同样的观念,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孩子通过学习哲学深入的理解理解自身;通过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解公共权力的运作;包括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去研究整个社会,在我们学术氛围的激发下,去努力回答那么多我们社会需要解答但却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这样的学生更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更知道自己该在社会中如何为自己定位,更有抱负和能力去服务社会。


所以有一个常见的误解需要纠正,不要以为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传统熏陶下的学生都是不能实际工作的书呆子。我们很多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历史的学生即使以后不从事学术工作,走上社会也都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很多人干得很成功。


郭:我能够感受到在new school有很强的批判新思维的传统,我遇到的不少师生都对美国的当前政策持批判性的态度,这里的学术气氛在外人看来非常的倾向左翼,在当前美国总体政治氛围有保守化倾向的年代,new school 会不会被边缘化?


鲍勃:如果我们的学风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不重视调查研究的,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显得与众不同而批判,那我们确实会被边缘化。但我们学校没有这样的迹象,我们的批判性思考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深入研究和关注基础上的。我们学校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始终保持强大的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不仅是我们学校所珍视的传统,也是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懂得独立思考,不盲从,不仅对学生的成长,对美国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卓越的理念通过卓越的机制成就卓越的大学


郭:我注意到在new school各学科的界限似乎不是很清晰,社会学,历史学,甚至设计专业的教师合作非常密切,教师们不是很强调自己的专业性,而是共同关注一些公共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学者往往会被边缘化,当作不务正业,你们为什么会这样?


鲍勃:事实上我们的一些教师即使从专业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杰出的,比如我们的Parsons设计学院,在设计领域是有卓越声誉的,在全美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我们最自豪的是我们一贯秉承的理念,我们相信设计和民主,设计和环境,设计及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不仅要懂技术,也要有人文关怀,也要理解政治和社会,真正理解社会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不仅会在纸上画水泥房子,他一定对洁净的水源,空气,泥土和植物怀有感情,懂得他的社会和环保及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


郭:这是你们无意之间形成的传统,或是你们有意通过某种机制鼓励这么做?


鲍勃:这当然是我们的传统,从new school建立之初,我们就一向认为专业不能成为思想的限制,社会研究需要打破专业的界限。但同时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不仅在研究领域的合作上,在学生的培养上也是这样,我们目前在打造一个全面的教育计划,让学科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把不同的领域学者团结在一起,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把学生不是培养为一个会工作会挣钱的专业机器而是全面发展的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培养视野全面,具有人文关怀的公民尤其重要。


郭:作为校长,你是怎么推动这样的计划的?


鲍勃:教授们有充分的权利决定怎么用自己的风格来教学生,学校管理机构是无权干涉的,作为校长为了鼓励学校发展所需要的方向,我所掌握的主要资源是预算。


郭:中国国内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教授治校”,你所说的预算控制好象和“教授治校”有冲突?


鲍勃:我认为让教授们为学校的全面发展负完全责任是不恰当的,当然教授们在学术和教育有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但特别是对于学校的整体财务规划不能都由教授来决定,就好像不能都由学生来决定一样,当然他们的意见应该被重视,但如果教授们仅仅从自己专业的考虑作决定,那也是一种专制和官僚主义。


郭:据我所知您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治人物,并没有学术工作的经历,您这样的人成为大学校长,在美国常见么?


鲍勃:确实很罕见,我想也许是董事会比较认同我的领导能力和社会关系。


郭:而且你还是一个民主党的资深人物,你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念会不会干扰new school的学术自由传统?


鲍勃:希望我没有,首先new school选择了我就说明了大家对我的认同,学校不会选择一个在观念上和师生格格不入的人来担任校长。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权力不是不受制约的,我对预算负责,但我在任期内更要向董事会负责,没有他们的认可,我一个子儿也不能花。


当然好的董事会会懂得,怎么把握学校发展的大方向,而不是盯着办公室里该用什么牌子的矿泉水。这个大方向就是董事们对new school 传统的理解,对于美国社会需要的理解。


这种机制保证了校长又发挥的空间,又受到制约,这样的机制能够让new school 这样的学校一直办下去,避免受一些外在因素和管理失误的干扰,这样的大学才能长久不衰,我们相信从某种意义讲上大学比政府更永恒。


(鲍勃.凯瑞为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并曾当选内布拉斯加州州长,2003年出任New School 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