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轿车背后的故事


第一辆国产轿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红旗”轿车停产令。


“红旗”再次飘扬,国庆35周年小平同志乘新型“红旗”检阅三军。


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莫斯科东方科学院院士陈祖涛娓娓向你道来:


毛主席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1958年,我们开始试制小轿车。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我们的小轿车就叫“东风”。5月12日试制成功的第一辆“东风”轿车送到北京,21日,毛主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乘坐“东风”小轿车在中南海转了两圈,他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东风”轿车试制成功后,上级要求一汽集中精力研制“红旗”高级轿车,并要求在1959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10周年献礼。当时离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只有10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国当时根本没有生产轿车的经验和手段,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试制高级轿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一历史使命的分量。一汽党委发出号召:“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在全厂掀起了制造“红旗”轿车的群众运动。


知道一汽要仿制生产轿车,朱德同志把他老人家的“斯科达”、周总理把他的“雷诺”、陈毅副总理将自己的“奔驰”作为样车给我们送来。说是生产,其实就是仿制。我们把样车全部拆解开,把全部零件分总成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说是要给毛主席造汽车,大家的热情很高,全厂的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我那时是工艺处的副处长,负责仿制生产的协调组织。对大家的热情我很佩服,但我对我们的技术加工手段确实不放心,科学毕竟是要实事求是啊。


“红旗”车身的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很大,我们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他们用手摸用榔头敲,日夜加班干,硬是用手工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整整33天,“红旗”轿车诞生了。崭新的“红旗”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内富丽华贵。按规定,新试制的汽车要经过各种试验,达到设计标准,才能出厂交付使用。但那时只要政治标准,我们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去检测、试验,车一出来就连夜送到北京报喜去了。


1959年9月29日,第一批崭新的10辆CA72“红旗”轿车摆放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前展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轿车参加了检阅,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国产“红旗”轿车的出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引起全国轰动。很多人看着漂亮气派的“红旗”,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系在一起。“红旗”的问世,可以说政治影响大于实际意义,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轿车制造的难度,不知道我们的“红旗”是怎样造出来的,所以普遍对“红旗”轿车寄予很高的期望。


1965年9月12日,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豪华型轿车问世,19日样车送到中南海,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即安排毛主席、周总理的专车司机试车、评车。试开后,他们都对三排座“红旗”赞不绝口。从此中央领导开始乘坐我们自己生产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等领导都很高兴,认为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和外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特别长志气。1972年,一汽又专门为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特殊研制了12辆CA772三排座特种保险车,这种车采用特种防弹钢板制造车身,防弹玻璃,轮胎可以自动补漏,保险措施万无一失,这12辆车成为“红旗”轿车中最辉煌的一个品种。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


1960年“红旗”参加了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尔后又参加了日内瓦展览,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1962年12月31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成为第一位乘坐“红旗”车的外国首脑。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尼克松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并把自己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红旗”轿车连声称赞。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他特意点名一定要坐一坐中国的“红旗”轿车。身材高大的科尔对CA722防弹型“红旗”轿车非常满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乘坐“红旗”轿车,成为外国贵宾来华访问的最高外交礼遇之一。“红旗”轿车还先后出口到朝鲜、越南、利比亚等国。


让“红旗”重新飘扬


“红旗”轿车为一汽人和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像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就在“红旗”开始小批量生产以后,质量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影响了“红旗”的声誉和形象。驻外大使反映:“红旗”的毛病太多,有时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慢慢地有些领导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80年代初,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外出时,在他的“红旗”后面还有一辆备用车,有一次,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马上中途换车。事后检查是化油器的毛病,属于小问题,但影响形象啊。他对此很有意见:“‘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红旗”轿车停产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就这样“红旗”的生产暂时停了下来。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负责人之一,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但“红旗”毕竟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品牌,我们还是需要它。“红旗”停产后,国家花费了大量外汇购进了几辆进口的保险车,但是经过比较,其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红旗”,这样,“红旗”的再生又有了可能。我找到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向他详细汇报了“红旗”轿车的生产、技术状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郑重建议:“红旗”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田纪云副总理赞同我的意见。他说:“‘红旗’在国内、国际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它的质量好坏,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形象,要把质量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汇报了“红旗”的情况。胡耀邦同志指示:1984年邓小平同志国庆阅兵车就用我们自己的“红旗”。胡耀邦同志的指示不仅是对“红旗”轿车最大的关怀和支持,也是对中国汽车工业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1983年10月22日,田纪云副总理专门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轿车改造汇报会,我和一汽厂长耿昭杰、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等参加了会议。田纪云副总理说:“改造和研制第二代‘红旗’,这个路子我是赞成的。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总得搞一些轿车,总得搞一些自己的王牌,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会后,田纪云副总理批了300万美元,保证了“红旗”改进所需的资金。


“红旗”的这次发展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耿昭杰,“红旗”改进要“脱胎换骨”,但“红旗”的外型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所以不能“改头换面”。一汽对“红旗”的改进和试制检阅车高度重视,把它看成是为“红旗”恢复名誉,让“红旗”重新飘扬的重大战役,提出“万无一失,确保中央领导用车”的口号,组织全厂的精兵强将投入试制。改进后的“红旗”整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红旗”送到北京后,我立刻开始为新“红旗”的复出而奔走。我坐着改进的“红旗”到中南海向李鹏等中央领导汇报,李鹏等领导试乘后对新“红旗”很满意,连声夸奖。


小平同志乘“红旗”检阅三军


“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一汽曾经生产过13辆“红旗”检阅车,但这次自动升降的活动篷式检阅车还是第一次。新检阅车的关键是那个可收放顶篷的防弹问题。当时这种防弹的顶篷只有美国有,我们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他们趁机卡我们,咨询费就要两万美元,而且出多少钱都不卖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工系统挺身而出,自己试制。经过一番努力,试制成功了。一汽轿车分厂也为检阅车专门做了多项改进。


1984年8月20日,两辆检阅车试制成功。1984年9月6日我和耿昭杰、范恒光等同志一起将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向警卫局杨得中同志交车。杨得中和警卫局的同志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后,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向我和一汽的同志们致谢。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我在观礼台上,看到小平同志乘坐我们特制的“红旗”检阅车过了金水桥开向东单方向,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就开始怦怦地跳动起来,过了十几分钟车还没有过来,我一个劲地看表,心里急得不得了,生怕车抛锚了。以前我对“红旗”的质量是不太放心的,但经过改进后的“红旗”质量,尤其是对这两辆特制“红旗”的质量我是绝对放心的。但为什么这么久了车还没有过来呢?由于紧张,我浑身都湿透了。我周围人山人海,大家欢呼雀跃,我却不闻不见,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小平同志和他的检阅车,那个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直到检阅车平稳地开过来,我的心才放下来,这才看到自己周围欣喜的人群,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因为这两辆“红旗”特制检阅车的独特贡献,11月3日,邓小平同志和秦基伟同志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


经过“脱胎换骨”改造的“红旗”保证了质量。我至今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型,因为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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