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中国人的肉食看中国历史的发展

汉金吾卫大将军 收藏 70 22537
导读:[原创]从中国人的肉食看中国历史的发展

汉字里形象菜馔味道好,往往用一个“鲜”字,鲜者,鱼加羊也。这就说明中国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的肉食主要就是鱼和羊。鱼,渔业文明的表征,中国早期历史上的大城市,无一不靠江河,如长安临渭水,洛阳临河水(黄河)等就是证明;而羊字的出现则表现当时的中国尚未彻底脱离牧业文明,即没有完全从牧业文明转向农业文明,因为羊是较典型的牧业文明的产物,在种植业发达的农业文明的条件下,是不会有太多羊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字,表明了在两千年或者三千年前,中国人以鱼和羊为肉食的主要内容的情况下,不但说明了中国人对经济中心的选择,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


那么,自战国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初期,经济上也开始步入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阶段。在农业文明阶段里,渔业和牧业都退居次要地位。并且,随着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的激化,牧业文明被阻挡在长城以北,羊肉也渐渐地淡出了中国人的菜谱里。鱼肉虽然还没有退出,但在日益强大的种植业面前,渔业也不可避免地退隐到整个农业文明的不起眼的角落里去了。


自这个时候起,中国人对肉食的选择大体上只剩下三种:狗肉,牛肉,猪肉。


狗。除了以中国人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人群之外,很少有哪个族群会这么热衷于狗肉。无论狗这种东西多么的乖巧,多么的讨人喜欢,不可否认的是,狗这种东西肯定不是这个星上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人的附属品,对于人类来讲,无论是宠物还是肉食,意义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人类作为这个星球的主宰赏赐给狗这东西的待遇。但是,西方人之不吃狗肉的理由却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对于游牧民族以及像中国的满族这样的狩猎民族来讲,狗与其说是他们须臾不可离弃的忠实的朋友,莫若说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正是由于牧业文明在经济上与农业文明相比的极端落后性,才使得牧业文明的后裔对狗这种重要的生产工具看得太重,以致视吃狗肉为大逆不道之事。而对于农业民族来说,狗除了逗个乐子,看家护院之外,对他们的生产起不到什么作用,吃它们的肉也不过是逗乐子的一种方式而已。既然没有了经济利益的阻挡,道德的力量是极度虚弱的,所以中国人不但爱吃,而且变着法换着样吃,既然狗从来没有给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带来过什么帮助,那为什么要像西方人那样把吃狗肉当做大逆不道的事呢?


牛。与狗不同,作为农业文明的当然使者——中国人,牛可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但中国人吃起牛肉来可是毫不犹豫的。翻开中国笔记小说,满篇吃的都是牛肉:切二斤牛肉,烫一壶好酒!从樊哙鸿门闯项羽的大账时被项羽示威似的问以能不能吃肉而大吃牛肉,到三国水浒里面的英雄好汉无一不是牛肉爱好者。要注意,虽然三国是汉末魏晋水浒是北宋末年发生的事,但作者皆生活在明代,所以可以判断,中国人自完全进入农业社会以来,一直到明朝,都残忍地拿他们重要的生产工具——牛——的肉当做肉食的主要内容。那么,是什么让中国人如此残忍呢?理由也不难分析,因为残忍这个词用得不恰当,而应该用浪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万事万物,经济是根本。无论什么事,从经济上看问题比较容易看到根底。那么,是什么让中国人如此浪费,把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当然盘中餐呢?只有一个解释:生产力发达。正因为中国的人口和耕地的比例大到不用精耕细作就可以养活老百姓的地步,牛以及其他任何一种生产工具的重要性才会显得如此的无足轻重。翻开中国历史,只有在每个朝代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田地荒芜,生产人口锐减,统治者才会在制定扶持政策的同时鼓励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良与保护,而这并不是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主流。中国农业文明的主流是没有饥荒之忧,从中国人大吃牛肉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猪。最后,不幸落到了猪的身上。猪之所以不幸,是因为猪生来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被人吃的。它既不能耕地,也不能看家护院,猪还挺不讲卫生,所以也不能作为中国人的宠物登堂入室,除了被吃,它没有别的选择;除了被吃,中国人对它也没有别的选择。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到了清朝才放弃其他肉食,几乎是比较彻底地改吃猪肉了的。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事情呢?首先,是中国的农业文明进入了最高阶段,也即最后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文明彻底地抛弃了牧业文明,所以不吃羊肉;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文明把以渔业为代表的江河和海洋文明逼入了死胡同,甚至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严令“片板不许下海”来扼杀渔业文明,所以较少吃鱼。那牛呢?有清一代,是中国人口的大发展时代,清朝人口自明末清初的五千万左右(这还没减去在明末战争中死亡的人口),到了乾隆中期不过一百年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康雍乾时代,人口就突破了一亿,到了清末,更是突破了四亿,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直至今日。让我们再次翻开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在建立之初的前几十年,都会出现人口的迅速增长,如唐初人口不过七百万,到了唐明皇时期,就已经达到六千万了,要注意的是,这可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隐匿。上一个朝代末期,往往会出现大范围的战争与混乱,为了逃避这种乱世的灾祸,大量人口往往会脱离政府的管理,从政府的户籍档案里消失。而当乱世过去,治世来临,这些人口为了获得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权的保护,又会自然地冒出来,在统计上就成了新增加的人口。但是清朝的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从五千万到四亿,多出来的人口绝大多数还是自然增长的,而不可能是藏匿的不报的,尤其是有清一代,政府对乡间的控制日益深化。中国历史上有“政不过县”之说,即政府的行政权力最基层只是到县,再往下是不管理的,而清朝则强化了保甲制度,即一直管到乡村,前朝虽然也有类似的例子,但没有像清朝这样实行这么长时间,实行得这么忠实的。在这样严密的行政管理之下,人口的隐匿不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容纳这多么数量。因此,在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中,增长的35000万人口基本上是自然增长的。与人口的增长不成比例的是国土并没有相应的增长。这里说的国土是指有效国土。清初对西部,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将现在的蒙古(包括今天的外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宁夏等在明朝不属于或者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管控之下,面积不可谓不小。但是,这些国土即不适合人类居住,也不能够低成本地进行生产活动。因此,增长的三亿多人口的生活—生存压力全集中在清政府自明政府继承下来的原有的中原大地上。这里还要说明一点,今天看来肥沃的东北三省,在清朝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被作为“龙兴之地”而受到严格保护的,是不允许进行经济开发的,这么大片肥沃的可耕地被排除在农业文明之外!有效国土面积不增加,人口迅速地、成倍地增长,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精耕细作。在没有机械化农业生产设备,没有农药、化肥,没有现代化(近代化)的农田水利设施,所能依靠的除了祖先留下来的水车、耧车等古老的农业器械(注意,不是机械)之外,最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就是“牛”了!牛老兄这个时候是不可能被当做肉食来让我们中国人吃的,自清政府到民国直至新中国建立初期,不止一次由政府制定严厉的禁止宰杀耕牛的法令。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最基本的生存牵于牛这种简单的生产工具,无论如何保护,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化,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封建政治制度,可悲地沦落到由牛来支撑的地步。当牛不再能承受如此重负的时候,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建立在封建的、农业的文明根基之上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可悲的是,打破由牛来支撑的政权的并不是由内部生发出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来自遥远的欧洲和一衣带水的日本。它们打破了这种两千年间建立起来的均衡,但又极力阻止这个国家向一种新的文明方式的迈进,在延缓了中国的进步的同时,也在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实的文化之墙。而当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企图再现自己曾经的辉煌的时候,这堵残破的老墙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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