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后期到建国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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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论二战后期到建国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利害得失

论二战后期到建国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利害得失

一、二战后期苏联的对华政策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苏的利益冲突开始加剧,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力图主宰世界、称霸全球,在“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的苏联获得了较高的国际威望,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表面化,美国的对苏政策也逐渐由友好变为敌视,从而形成了美、苏对峙的新格局。 由于苏联在“二战”中的损失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大约有1700座城市,7万个村庄被毁,总损失高达26000亿卢布,约合6000亿美元,[1](p.144)因此战后的苏联迫切需要一个和平时期,以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而美国对苏联的“冷战”遏制政策,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危胁。

因此,为了安全问题,在处理战后中国问题上苏联尽量同美国妥协,避免与美国冲突,以赢得暂时的国际和平,以利于国内经济的修整和建设。斯大林显然被美国战后初期的战争叫嚣所迷惑,作出“美国的侵略矛头将指向苏联”的错误判断,迫使中共向美蒋妥协让步。

1945年2月苏、英、美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以解决最后战胜法西斯的战略问题和战后诸多的重大政治问题。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讨论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时,达成了涉及中国权益的秘密协定,由此,苏联通过答应出兵中国东北实行对日作战、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即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等两项条件,从而取得在中国的领土权益,即外蒙、库页岛及中东、南满两铁路权。在美苏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方面国民党代表宋子文与苏联代表于1945年8月14日正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苏联在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中所规定的有关中国领土方面的权益确定下来。而国民党政府为此获得的是“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质之援助,此项援助为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2](p.275) 关于东北苏军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协议规定:由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建立中国军队”。由此可见,上述领土出卖给苏联所换来的是,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在谈到中国的领导人时,斯大林说:“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因而必须给予支持。”

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苏联则对中共施加了压力。在《中苏友好同盟协定》签定后不久,斯大林就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打电话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1948年2月,斯大林曾对季米特洛夫作了如下谈话:“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讲座中国的局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讲,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武装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4](p.3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是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没有信心,对人民革命力量估计过低,不相信中共,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害怕敌人。 另外,斯大林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 担心中共和南斯拉夫一样,使苏共和苏联的权威受到挑战和冲击。

总之,我们并不否认苏联在抗日战争后期在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上给予中国抗战的支援,而且苏联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遏制苏联,防止苏联插手中国。因此,苏联对美国有很大的钳制作用,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政策。

二、建国初期苏联的对华政策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仅标志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争取民族自由、独立、解放和统一的民族伟业的成功,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史,而且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极大地改变了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随着美苏两国在战后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苏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由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的主导政治力量、积极与国民党政府合作转变为大力支持中共取得胜利,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是面对美苏冷战的升级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斯大林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政府的真正力量。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谈话时说:“战后,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5](p.130)在另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也表示:“目前,从中国的情况看来,我们承认,我们是错误的,这证明对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6](p.118) 1949年7月,斯大林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当面向刘少奇表示:“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曾经给你们一些不好的主意,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毛泽东得知后认为,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错误,他的谈话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道歉。[7](p.5)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和斯大林见面时毛泽东说到“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时,斯大林接着说道:“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到处扮演宪兵角色,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仇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政治上,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政策,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还阻止其它国家承认新中国。美国还竭力扶持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阻止新中国在联合国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在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妄图通过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屈服。在军事上,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和武装威胁。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局势,10月2日,苏联政府毅然宣布承认新中国,同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带动下,东欧、亚洲的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随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提高,国际环境得以改善。中苏建交后,两国关系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处理旧中国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在变化了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以庆祝斯大林70寿辰名义,从北京出发,访问苏联。访苏的目的就是希望中苏“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8](p.436)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1950年2月14日,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中苏两国政府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动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当缔约国任何一方如受到日本或与日本盟国的进攻,另一方立刻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联盟,不采取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和措施;双方将就互相关心的重大问题和巩固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进行协商;双方保证以合作态度,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经济文化互助合作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条约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缔约国一方未提出予以废除,则延长5年,并得依此顺延。(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条约名存实亡。1979年4月,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期满后不再延长。)双方还宣布中止1945年8月的中苏旧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形成了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军事同盟,是中苏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有助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和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指出:它“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9](P27)毛泽东在4月1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6次会议批准该条约时也指出:“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10](p.42)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对华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造成中国的经济状况异常艰难。正是苏联无私的援助,使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取得迅速成功。正如1952年周恩来在谈到苏联的帮助时所说:“苏联政府的这种慷慨无私的援助,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巩固国防,战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并使中国的经济工作取得迅速的成功。”[11]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同一天,中苏还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定》。该协定规定:苏联在1950年至1954年五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息为1%,作为中国偿付苏联为帮助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出售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之用;中国在1963年底以前,将以原料、茶叶、美元等分期偿付这笔贷款及利息。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工作的起步提供了所必须的资金。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苏联政府义不容辞地协助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五”计划,并承诺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后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苏联又承诺增加15个援建项目,使苏联援华项目总数达到151个)。这些项目绝大多数是重工业,它包括军事、航空航天、电子、船舶、化工、机械、冶金、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它几乎占“一五”计划工业总投资的一半。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援建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能力发生了重大作用”,[12](p.41)到1956年,苏联援建的项目绝大部分投产,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和高级合金钢制造业等新的工业部门。从此,中国结束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13](p.712)的历史,中国的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开始起步。苏联来华专家和中国留苏学生从苏联带来了大量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大大改善了中国科技水平的面貌。同时,此时期苏联在技术方面慷慨的转让,使中国工业的发展一开始就立足于较高的水平。

但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顽疾在十月革命后并未受到彻底的批判,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的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习惯。他们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经常忽视平等原则,干涉别国的内政。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同时,中苏还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补充协定”规定:在中国的新疆和满洲,不允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强加的“补充协定”感到屈辱,认为回国后不好向人民交待,也不好向世界讲话。最后中苏双方商定,此协定不向外公布,只要求内部掌握,自觉遵守。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在此协定中显露无遗,它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此外,还应指出,苏联当局在朝鲜战争期间外交上对中国也不够光明正大,关键时刻甚至不守诺言,背信弃义。朝鲜战局逆转后,为援救北朝鲜,中苏两国商定共同出兵,斯大林答应派出空军,空中由苏联负责,地面作战由中国承担。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据此任命彭德怀元帅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志愿军向朝鲜境内迅速出动,并将这些情况向莫斯科作了通报。但不到两天,苏联当局就通知中国政府:原商定苏联方面出动空军之事,由于没有做好准备,暂不出动。救兵如救火,中国已下令数十万大军出动,苏联却单方面改变协议,而中国当时还没有空军,这不能不使中国领导感到震惊。其后周恩来总理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作出了巨大努力,苏联当局仍然态度暧昧、含糊其词。后来苏联只派了一部分空军和高炮部队,驻在后方担任掩护任务。因此,美军在战争中一直掌握着制空权。苏联的背信弃义使中朝军队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严重影响了朝鲜战局的进程。苏联当局对朝鲜战争的政策是比较自私的,又是极其现实的。苏联自身利益至上,先于意识形态原则,外交决策完全服从国家现实利益。而这场战争使中美仇视加深,敌对加剧,美国不仅进占台湾海峡,而且由此加强了对中国的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也因此失去了朝鲜战争前解决好台湾问题的良好时机。

参考文献:

[1]赵平安、张仲明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中国近代时外关系资料选集》第二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版.

[3](美)伊瑞伊:《亚洲的冷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杰吉邓尔的《铁托传》,第331页.

[5][南]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6][南]杰吉耶尔.铁托传[M].北京:三联书店,1963.

[7]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8]师 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9]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1]周恩来.中苏友谊[N].人民日报.1952-11-08,(1).

[12][美]哈里卡·卡普尔.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前30年的外交政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1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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