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秘密与耻辱--华人眼中的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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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的秘密与耻辱--华人眼中的日本文化

期,由于日本教科书问题和独岛主权问题,日韩关系紧张;而在互联网上,签名联署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时间,日本成为各方焦点。我们的记者倾听了多位文化界人士对日本文化的看法。这些人士或长年研究日本问题;或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与日本政界交往密切;或往来两国多年,为国人争取利益……


“通过掩盖进行表现”这种交流的悖论,用其他说法来说,也就是“无中生有”的悖论。———正村俊之


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鲁思·本尼迪克特




小泉是第一个不顾邻国反对,连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




安南接见傅益瑶。在有关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安南的表态惹来议论纷纷。




日本人的行动和思想思维习惯经常是矛盾的,他们彬彬有礼,又蛮横倨傲。——《菊与刀》




《菊与刀》出版于1946年,其中不少分析在今天仍具意义。


小泉议员和小泉首相


“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小泉、我、还有我的后援会会长(日本保守党前党首野田毅),我们谈起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在做首相之前,小泉是众议院和参议院惟一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的人,这在日本国会30多年以来是少见的。”3月25日晚,中国戏曲学院录音棚,吴汝俊这样回忆。


吴汝俊被称为“亚洲最后一个男旦”,出生于南京,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原为中国京剧院演员,1989年随同妻子陶山昭子旅居日本。


在日本,吴汝俊依靠一把京胡闯荡艺术界,经过奋斗,现已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在追捧吴汝俊的日本观众里,有不少政坛显要人物,包括现首相小泉纯一郎、前首相海部俊树、桥本龙太郎等,他的后援会会长是野田毅。2004年,野田毅访问中国,跟温家宝总理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吴汝俊病’患者。”野田毅的夫人加上一句:“不光是患者,而且还没有抗菌素可治。”


小泉议员变成了接二连三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他要顺应一些人,”吴汝俊说,“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去的时候,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没有媒体报道。后来就不行了,媒体紧咬。有时,小泉看着臭骂他的文章苦恼,喝酒时会拍着桌子说,‘我去参拜靖国神社,是去祭阵亡者的灵,不是去参拜战犯。中国为什么不理解我?’野田毅对他说,‘你不是去参拜战犯就应该告诉世界,你为什么不说?’”


“祭亡灵而不是拜战犯”多次成为小泉用来解释参拜靖国神社行为的借口。对此,有评论尖锐地指出:“靖国神社中不但有一般的‘阵亡者’,也有战犯,使用这样的借口,是不是在侮辱世界人民,尤其是被侵略国人的感情和智慧?”


“小泉一直在用玩火的游戏显示他所谓的特立独行,用偏锋显示他所谓的尊严。他不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他就像家庭里的独子一样,是被日本国民宠出来的。小泉是政治家中的小孩儿。”3月25日,傅益瑶在东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访问。


傅益瑶是著名画家傅抱石的女儿,1979年经邓小平批准,她被教育部派遣赴日留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选派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傅益瑶至今未婚,专事水墨画的创作,迄今在日本25年,先后在法国、美国、瑞士、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举办展览40余次。长久的中国文化的浸润和对日本文化的研习使傅益瑶更深切地感受到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小泉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15年来全程追踪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花冈案”的中国作家子说:“当年积极支持华人劳工索赔官司的日本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现在已经退隐,参议院议员田英夫也已淡出政治,作为日本政坛左翼势力的社民党萎缩了。小泉执政以来,日本政坛出现了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他们在日本政治中占据中枢地位,小泉纯一郎(1942年生)、曾任外相的田中真纪子(1944年生)、现任自由党代表小泽一郎(1942年生)、现任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1947年生)、原外务省政务次官武见敬三(1952年生)等。这些不到60岁的政治家成为日本政坛的中心人物。1990年代,日本政界处在新旧政治家交替时期,在1993、1996、2000年三次大选中,每次均有100多人新当选众议院议员,平均年龄在54岁左右。特别是在1993年的大选中,新当选者为134名。新生代政治家由此脱颖而出,迅速取代了在旧体制下占据或接近权力中心的政治家。”


伴随新生代政治家崭露头角的是在1990年代开始出现、持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这样概括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这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其历史观、价值观、政治观、国际观等,都与日本老一辈政治家有很大不同。他们较少将战争负罪意识或感情因素带入对外关系。他们有个特征,就是不顾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我行我素。例如在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纯一郎就采取强硬的态度,以争取部分选民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主张与邻国友好,但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例如被看作日本政界右翼代表的小泽一郎,也宣称自己是中日友好人士,热心参加推动中日友好数十年。新生代政治家始终坚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所说的‘周边事态’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迎合经济长期衰退状况下日益扩散的民族主义情绪。”


安心与心安


199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20周年,江泽民主席赴日本访问,杜次文率领中国民族乐团随行演出。日本政府官员为了表示跟中国的友好,把音乐家分别接到家里做客。杜次文和一个古琴演奏家被请到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家里。“客厅里悬挂着欢迎中国客人的横幅,官员的家眷作陪,对日本人来说算是最高礼遇了。”


竹下登很喜欢中国的埙。埙有7000年的历史,埙的声音幽深、悲凄、哀婉、缠绵。中国的埙乐首次登上世界舞台是在1984年,杜次文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吹奏埙曲《楚歌》。到日本访问的中国音乐家送给竹下登一只中国的埙,竹下登珍爱那只埙,也珍视能把埙吹得柔婉幽怨的中国音乐家的友谊。竹下登为人温和敦厚,在任期间,他主张跟中国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正当他在政坛顺风顺水的时候,因为收取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非法政治献金的丑闻被迫辞职。下野的竹下登心怀寂寞,他在落寞的时刻喜欢听埙吹奏出来的声音。


“日本只知道心安,不懂得安心。所以就产生很可怕的时代病,就是崇尚瞬间的暴力。”傅益瑶说,“日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公开的历史反思、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心知肚明的。日本的政治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文化反思很厉害。”傅益瑶说。


“我知道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批评日本文化之害就是失去了天地仁义。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全面侵入使日本作为有深厚传统和历史积淀的文化遭到瓦解,东方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在逐渐丧失,不光是孙子兵法,不光是老子庄子,东方文化所有的那种恢宏、博大、和谐的宇宙意识生命意识在今天的日本正在丧失。”


傅益瑶是这种变化的见证者。1979年,她到达日本,就读于当年父亲傅抱石的母校武藏野美术大学日本画系,师从画家盐出英雄。毕业之后,傅益瑶进入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教授(日本画家,曾任日中友协会长)研究室,研究敦煌壁画以及日本画,从此开始职业画家生涯。


“到日本看到的全部是西洋的东西,整个铺遍了东京。东京不是日本,东京只是日本经济的消费处。”在最初的10年里,她虽然身在日本,但与日本的文化充满着隔阂,“日本的话不能讲,日本的画不愿画,日本的饭不能吃,日本的人不能交。”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下,她也能感受到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尊敬和敬仰。她接触到前首相羽田孜等一大批欣赏傅抱石、欣赏中国艺术的日本人,他们给予傅益瑶很大的帮助。


傅益瑶曾经在正仓院(日本皇室的仓库)的展览会看到中国唐朝传到日本的唐代琵琶。“这种琵琶竖抱着,弹起来声音很响,在唐朝打仗的时候是用琵琶来做号令,那些用来作战的琵琶让我感受到西域大漠古道的美。在正仓院里还有夜光杯,有菩萨像,不仅当年的包袱布在,连包袱布上贴的纸签,纸签上的字都保存得好极了。那些字干干净净的写得真好。在日本呆久了,你到东京之外的地方,到乡下,你会发现在日本有一种对中国文化崇拜的虔敬,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头。日本文化、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共有一个母体。日本文化是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作为主体传过去,韩国是把中国的儒教文化传过去。从韩国传到日本去的东西是儒教大于佛教。在中国唐代是个大盛期,日本就是在唐代最兴盛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平山郁夫先生对我说,日本文化通过盛唐时代从中国直传过去,这是日本的幸运。”


回顾那10年,傅益瑶说:“日本的经济起飞,到处都是钱,在东京和银座的画廊里卖的都是西方的画,中国的东西很少。但是在表面的经济繁荣之下是陷阱。日本失去了和平之心,变得很脆弱,没有安全感,它的安全是建立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但是美国是个很犹太化的一个国家,就是它的阴谋和算计。日本人不懂美国这个文化。老是跟在美国后面起哄,我觉得日本人的强硬和挑衅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它不能安心,也不会安心。”


罪感与耻感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出版于1946年的著作《菊与刀》中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子对此的理解是:“侵略的行为在日本的文化里,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如果战争受害国让他赔偿,让他对被侵略的国家谢罪,他就羞耻了。他就会记住。恰恰是战后这些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揪住他,没有彻底让他认罪。按照日本的文化逻辑,他就没错。他不认错,他没有在世界面前感到羞耻,他就可以掩盖过去。”


子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在中国的成员。10年前,由于到日本采访华侨领袖林同春的机缘,子接触到了“花冈案”。10年来,子一直跟踪采访“花冈案”。


“花冈案”的和解使很多人感觉难过。“如果我们的受害者能向韩国人一样,不要他这个钱,就是要他战争赔偿,要他谢罪。那样可能我们会获得尊严。可恰恰是我们太容易被分化瓦解,受害者被分化就觉得,得到一点总比不得到好,见小利忘大义。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二战之后赔偿的问题上屡屡吃亏,屡屡受欺。我们虽然也是战胜国,但是我们作为战胜国跟别的战胜国比起来,不管是在日本人的眼里,还是在世界的眼里,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民族要有凝聚力,民族性格要强悍,我们可以不要像韩国人在被侵犯时那么刚烈,那么强硬,但起码我们要自尊,有尊严别人才不敢欺负你。”


2004年10月,经过漫长的诉讼之后“花冈案”结案。“‘花冈案’和解以后,日本朝野,不管左翼右翼,一片欢呼。因为这是日本试图用来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一个模式。日方就想这样,不道歉,不赔偿,不谢罪。给受害方一点小钱就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符合日本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思路。日本政府是在掩盖和抹杀它的战争罪行,而且它的处理方式居高临下,不平等,它摆出施舍者的姿态。从整个过程来看,让受害者有耻辱感。”


2005年2月,因为有11名中国劳工拒绝接受日本的审判结果,拒绝领取“慰灵费”,“强掳中国人思考会”决定重新起诉日方,他们委托美国专门从事犹太人战争索赔案的律师白瑞·费雪尔提起诉讼。在开始诉讼之旅前,在“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加拿大会议上,子建议发动全球华人募捐,随后募到的20万人民币发到了受害者手中,给那些不领“慰灵金”的中国人补偿。领和解基金的人每人平均25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大约17000元左右,加上付给孩子的助学金的5000元人民币,总共是22000元。我们给拒绝领取‘慰灵费’的受害者25000元。我们鼓励他们坚守自己的气节和尊严。”


“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别的国家是怎样做的呢?在亚洲日本向韩国道歉了,给了补偿金。1951年日韩签署《日韩条约》的时候,日本政府在《日韩条约》中表示了道歉。在东南亚,日本对印尼、菲律宾都支付了赔偿金,包括越南都有赔偿金。另外跟荷兰也达成一个私下协议,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印尼群岛是荷兰的殖民地,有很多荷兰国民在这里居住,日军把荷兰公民的财产没收,把他们关到集中营。战后,日本与荷兰私下有个秘密条约,给了荷兰赔偿金。其余的战争受害国道歉和赔偿的问题就被《旧金山条约》一风吹。因为《旧金山合约》的谈判和签定是由美国主导的,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占领日本,美国要求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后归还其领土。那时因为朝鲜战争美国要扶植日本,就由美国主导将对日本宣战的几个战胜国拉到一起,跟日本和解,要求战胜国放弃战争索赔。《旧金山和约》中国和苏联都没有参加。因为中国和苏联属于东方阵营,被《旧金山合约》排斥出去了。《旧金山合约》之后日本政府和台湾国民政府有一个《日台合约》,但蒋介石政府在那个时候先行放弃了赔偿。为什么放弃?日本用了一手就是挑拨离间,在谈判的时候把‘你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作为一个筹码,逼蒋介石就范。也是因为台湾问题压在那儿,大陆放弃了战争赔偿。


“在战后赔偿的问题上,德国做得很彻底,不仅是在战后赔,等于这五十年一直在赔。而且赔完受害国家以后在1999年又赔偿劳工。德国除了赔偿作战国也谢罪。关键是德国人从二战的苦难之中真正反省谴责战争,所以德国总理向受害国下跪,不停地向受害国谢罪,忏悔。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只有日本被美国放行。日本被美国放行以后一直对其侵略罪行采取回避和遮盖的态度,直到今天。今年在莫斯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小泉不是拒绝出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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