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雪泥鸿爪话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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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苏轼的人格


人格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学识修养、性格气质、思想观念、兴趣爱好、能力志向和行为模式等的总和。两宋时期,作为一代文化伟人、天才作家-----苏轼,无疑是比较健全的人格意识的最优秀体现者。他的生平际遇,他的道德情操,他的学识修养,他的性格气质,他的行为模式,在慢长的古代文化史上,如巍峨之昆仑山,象浩瀚之扬子江,昭示着悠长的历史,启迪着后世的学子。

苏轼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其思想主要体现为儒、道、释三者思想的兼收并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哪个时期,却不曾彻底抛弃或彻底皈依哪一种思想,但是象绝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他最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

苏轼21岁应举,一下子便向朝廷奉上56篇策论,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22岁考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第一次任杭州通判,他与太守陈述古一起带领人民浚钱塘六井,以解百姓大旱之年的生活用水,百姓无不拍手称颂。他改做徐州太守,刚一到任就遇上洪水灾害,徐州城危在旦夕,他立即动员全城军民奋力抗洪,自己吃住在城上,险情终于得到解除,次后又修筑外城,受到徐州人民的敬重,他离开徐州时,徐州父老感恩戴德,依依惜别。由于得罪朝廷而遭贬,第二次回到杭州,又疏浚西湖,如今西子湖上那条碧玉一带般的苏堤,便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当时,既为西湖增添了美景,又方便了交通。据《杭州府志》记载,苏轼在巡视筑堤时因肚饿,饭尚未送到,“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盛陈仓米一器尽之。”后人为了怀念这位父母官,在孤山之鹿建四贤祠,纪念唐代李泌、白居易、宋代林逋、苏轼。还专门建有苏文忠公祠。他贬谪到海南儋州,一到任,就建立书院,教授学生学习,教授当地人学习北方语言,引进优良稻种,一有空为人治病、防病,海南人民至今还怀念着这位文明使者。他初仕签判凤翔县,“见民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他想尽办法,主持修改了衙规,使“衙前之害减半”。他知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他“专以收养弃儿”,设法筹措粮食,以救助灾民。他贬黄州,身为罪犯,自顾不暇,然而对人民仁爱之心一如既往……。

仕途的坎坷,他不在乎;多次遭贬,他平心对待。他只把握一个原则: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他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从不居功自傲。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有隙遭贬,尔后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他得一还朝,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他不赞成。他为官从黄州移汝州途中路过金陵,便拜访罢相隐居在此已8年的王安石,两人以布衣相见,诵诗说佛,王安石后来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也有〈〈次荆公韵〉〉诗,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的思想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有股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的人生观。但是他不是单纯的功名型的封建文人,他不那么“死心眼儿”,他不象屈原那样为了国家而自沉汩罗;他不象阮籍那样看破红尘而狂笑或痛哭;他又不象范蠡、张良那样功成身退;他也不象王维、白居易那样亦官亦隐;终身不仕(如长沮、桀溺)与他无缘;挂冠而去(如陶渊明)他不忍心。对于功名的态度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忘”。然而最终未能摆脱仕宦的困扰,在仕宦的这条路上,他从积极到消极,从主动进攻到半推半就,就那么似悟非悟,似是而非的走着,进进退退,起起伏伏。他完全可以当个大隐士、大学者、大文学家,吟诗作赋,著书立说,然而,他没有,他却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险恶的仕途,这是何种原因呢?原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时代、个人等等。在唐朝,社会习惯是先有文名后有官,靠文名而得官;而宋朝,一般则是都要先当官而后才成就文名,名因官而显,仕途决定功名的高下。这可能是他终未舍弃仕宦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刚入仕途,他便发出“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感慨;仕途的冷暖,人生的价值,使他常常发出“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的叹息;世事的沉浮,心灵的感悟,他便有“人生如梦”,“万事到头却是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是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人间何者非梦幻”的感喟。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苏轼一生的追求与困惑,解脱与超越,在其内心构建了一个澄明宁静、和平淡泊、旷远深谌的美的境界。他将这一境界带进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使其诗、文、词深沉博大、超旷飘逸、豪放爽朗、清雄刚健。他对陶渊明诗平和淡泊的美学风范的追求而从无空虚颓废之感。他一生文学成就远远大于他的政绩。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诗人、词人、散文家。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卷帙浩繁的文章。

苏轼爱人民,人民爱苏轼。杭州人家藏其画像,“饮食必视,又作生祠以报”。密州人曾“倾城随太守”去观猎。在徐州他走到那里,徐州人“旋抹红装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倩罗裙”。……。苏轼在常州逝世,“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门六君子”之一李澈在祭文中说:“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君将安放。”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者,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日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于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只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是最能表现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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