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的兴亡

罗马共和国的兴亡（一）

罗马共和国的兴亡----条条道路通罗马

　如果你乘飞机飞越美国上空，你会看到那纵横交织的高速公路网。从高空上望下，这公路网如同血管一样，而化为黑点的车辆，就好象血液般地流动。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象，就会令我联想到人的血脉。

国家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这道路网无疑就是血管了，这已是现代社会的常识了。不过在两千多年前，明白道路重要性的国家不多。古往今来，凡重视道路网建设的国家都曾雄居一方。秦朝、蒙古便是例子。致于拆路断轨毁桥以求边防安定闭关自守的国家，无不积弱萎迷，终难免蒙受外辱。

两千多年前的罗马便是认识到了交通的重要性的国家之一。有人住的地方就会有道路，公元前8八世纪初，罗马在建城的时候就有道路，不过那时的道路大概都是些没有铺装的小经，处于路是人走出来的阶段。以后也修了路，往往以道路的用途或目的地命名，如盐之路（viaSalaria）、拉提纳道路(vialatina,通往拉提纳地区的卡西利努Casilinum)等。

公元前312年，阿匹亚道路（viaAppia）的动工使罗马的道路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后罗马不仅仅是因行政上的需要而建设道路，而是兼顾行政、军事和政治的需要而铺设道路了。

阿匹亚道路，由罗马通往加普亚（Capua）。动工时的公元前312年，罗马正在处于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SamniteWar）中，加普亚刚刚被罗马攻占，而周围仍旧在激战之中。这时阿匹乌斯（AppiusClaudiusCaecus）当选为监察官（censor），在他的推动下，酝酿已久的阿匹亚道路开始动工，阿匹乌斯甚至动用自己的财产来支付一部分的工程费用。当时，在萨姆尼特战争胜负未决的时候，阿匹乌斯动员一切可动员的人力财力去修建一条通往激战地的大路，其远见灼识实在令后人敬佩不已。此后的罗马道路便不在以目的地命名了，而是以修建者来命名，这样道路也可任意加长，不必因目的地的变更而不断更换道路的名称。公元前244年，阿匹亚道路就一直修到了意大利半岛的西南端，长筒靴后跟处的布林地西姆（Brundisium，现在的布林地西Brundisi）。

随着罗马的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罗马的道路也像网络一些伸向四面八方，公元前100年左右，近二十条主要大道将意大利半岛连为一体，到了帝国时期罗马的道路更是遍及欧洲、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被人称做“条条道路通罗马”了。

要说在罗马铺设这种道路之前，当地是不可能没有路的。不过罗马人尽力将那人走出的路改成直线，并加以拓宽，表面用石板铺平，下面则垫上碎石和砂，以增加路面的排水性能，逢山开洞，遇水架桥，也就是说，罗马人建设的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俗话有道，兵贵神速，罗马的军队便是通过这些高速公路网迅速地移动到各地，所以后人常常称罗马的道路是军用道路。不过，这些道路并不单是军用的，他也将罗马同盟紧密地连系在一起，是罗马的极为重要的大动脉。

阿匹乌斯，出身于罗马名门贵族克劳迪乌斯家族，不仅是修建罗马第一条“高速公路”的人，也是修建罗马第一个上水道－－阿匹亚水道－－的人。面对罗马人口的不断增加，阿匹乌斯通过大力修建上下水道，使罗马城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当时的希腊人正不遗余力地兴建大型神殿，而罗马人却不遗余力地进行市政建设，其中的观念差异是很令人玩味的。

上下水道也就罢了，可是那罗马的“高速公路”网却有正反两面性：一方面罗马军队可以快速调遣，另一方面方面敌军同样可以沿路侵入。事实上，几十年后皮鲁斯大王（KingPyrrhus）和百年后的汉尼拔（Hannibal）便是沿着罗马人自己修建的大路长驱直入，令罗马人毛骨耸然的。这也是为什么以防守至上的民族，无论他们有没有能力修建道路，都对修建平坦方便的道路毫无热情，古代的伊托鲁里亚民族、中世的欧洲便是一例。也正因为罗马人修建了这种敌我都能使用的大道，命中注定罗马永远都要进行自卫战争。

无论从政治体系、还是宗教信仰以至对修建道路的观念来看，罗马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民族。雅典也好斯巴达也好，还有伊托鲁里亚都与罗马一样以城邦国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可是，只有罗马以城邦国家诞生，却最终超越了城邦国家，成为一大帝国。城邦国家的主体是自由市民，罗马对自由市民的市民权也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独特的观念。

罗马共和国的兴亡----同盟

　罗马早在王制的时代便与邻近各族有同盟的关系，不过那时的同盟都是在拉丁民族之间结成，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因此当时的同盟也被称为「拉丁同盟」。早期的「拉丁同盟」主要是宗教上的同盟，目的在于共同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另外每年也会举行像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的体育活动。

到了第六代王塞尔维的时代，罗马经过多年的经营渐渐强大起来，塞尔维在罗马城内修建了守猎女神黛安娜的神殿，更使罗马在「拉丁同盟」中的地位大为提高。这守猎女神黛安娜本是罗马周围的拉丁人所共同信奉的神，黛安娜的神殿建在罗马城内使得周围各部落的拉丁人经常携儿带女地前往罗马参拜。也就是从这时起，「拉丁同盟」开始有了共同的军事行动。

虽说罗马在「拉丁同盟」里占有主导地位，各同盟成员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平等的，实力也还算是势均力敌，罗马的实力也并不是比其他的同盟成员强出太多。因此有时同盟成员之间也会有战争发生。

罗马废除王制时，国内共和派和王党派发生内争，同时还要对伊特鲁里亚作战，实力大为低下。俗话有道内乱不止，外辱必至，这时「拉丁同盟」成员便趁人之危，试图吞并罗马。罗马历经苦战终于平定了拉丁各族的反乱，但也失去了王制时代的实力，成为平凡的一个小国。

公元前493年共和罗马与各拉丁部族达成了和约，重新签署「拉丁同盟」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因共和罗马的实力仍然比其他同盟国要强，所以罗马基本上还是盟主。同盟条约规定每逢战争，罗马出兵一半，另一半由其它同盟国派出，战胜后的战利品也以派出军队的多少成比例，也就是说罗马占有百分之五十的战利品。军队的指挥权也是由罗马人担当。同盟国间的地位完全平等，各成员国的市民有平等的市民权、通商权、通婚权。可见罗马此时的所谓盟主地位并不是完全凌架于其他成员国之上的。这个「拉丁同盟」条约的第一句话是「只要天地不变，罗马与各拉丁城市之间的和平永存。」这很有点像海枯石烂永不变心那样的誓言。可是只不过百年之后，天地的位置丝毫没有任何改变，「拉丁同盟」又一次分崩离析了。历史上也不知有多少和约是以这种一衣带水、山水相连、与天地共存、万古长青之类的华丽词藻堆积而成，但总会有一方对此深信不疑而遭受灭顶之灾，而人类依旧乐此不疲地用更华丽的词藻堆积一个个新的条约来自欺欺人。

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占领罗马城，「拉丁同盟」成员不仅又一次放弃对罗马的同盟关系，而且纷纷向罗马发起进攻，试图趁机吞并罗马。罗马在高卢人占领的创伤之上又花费了20年之久才将这场战争平定了下去。这还幸亏罗马有卡米勒斯这样优秀的武将，不然说不定就亡国了。可是刚过五十年，拉丁同盟又一次与罗马为敌，暴发了「大拉丁战争」。看来，罗马是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同盟政策了。老是跟一帮落井下石的部落为盟友也太不是事。于是「罗马同盟」便应运而生。

对罗马来说，如何防止同盟的再次反叛，是最关键的课题。以前的「拉丁同盟」，各成员国基本上以平等的地位加入，他们与罗马结盟的同时，各成员国之间也有同盟关系。当然，罗马强大时，他们会与罗马结盟，但当罗马衰弱时，也会毫不犹豫的地取消同盟关系，反目为敌。这样的关系不仅是对罗马，其他成员国如有衰弱时，同样的也会被遗弃。

经过20年的奋战，罗马事实上将这些部落全部征服了，也就是说，罗马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拉丁国，而是一个战胜国。罗马站在胜者的地位上要开始推行自己的同盟计划了。这次，罗马不再以大家平等的方式组成同盟了，而是采取了分离分化的手段，自己以强者的姿态君临新的同盟。新的「罗马同盟」与旧的「拉丁同盟」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各加盟国只能与罗马结盟，相互之间不得有任何结盟关系，加盟国之间的问题和矛盾一定要通过罗马作中介来解决，当事者之间不可私下了断。这当然是个不平等的、胜者对败者的同盟条约，不过，那年头，战胜国通常是要没收败者的财产同时将败者当成奴隶，罗马的这种做法在当时还是相当的宽容的。

罗马将「罗马同盟」的加盟国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类，旧「拉丁同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的人与罗马人同样都是拉丁人，与罗马人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他们趁高卢人占领罗马城的时候背叛罗马。后来罗马平定了这些国家的反乱后，事实上已经将他们看成是罗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将他们合并了。当然这个合并还是相当平等的。这些国家的人取得了完全罗马市民权，与罗马市民享有同样的权力和义务，后来他们当中也有人当选为执政官的。

第二类，坎佩尼亚、伊托鲁里亚和萨宾人的城市。这些都市国家的人只取得了罗马市民权的司法权，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被称为半罗马市民权。当然这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后来这些地区的人也都拥有了完全罗马市民权。

对以上两类的城市，罗马基本上实行让其自治的政策。让他们保留原来的政治体系和官职，而不去改变各地原有的生活、传统、习惯和文化。

第三类，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与近代的殖民地有些不同，近代的殖民地是一种占领和掠夺。也不同于希腊人的殖民地，希腊人的殖民地是真正的将本国容纳不下的人口疏散到各地。罗马则是在自己认为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建设新城，并派出市民去居守。这种殖民市其实是一种要塞。罗马人建设的殖民市被称为「罗马殖民地」，其他拉丁人建设的殖民市被称为「拉丁殖民地」。殖民地各城有其独立的全权政府，政治体系也都是仿照罗马的。殖民地居民的地位相当高，他们有起诉权和通婚权，如果想迁回罗马居住，只要在人口普查时到罗马登记，便可取得完全市民权。

第四类，同盟者。这些国家与其他的拉丁同盟国一样是被罗马打败的国家，所不同的是拉丁同盟国是在「大拉丁战争」中战败的，而同盟者则是在后来败给罗马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50年之后。这些国家拥有完全的国内自治，包括自己的信仰和语言。实际上，既使是在完全征服了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依然允许别种语言特别是希腊语言的共存。罗马对这些同盟并不要求每年进贡，而是要求他们提供军队。那时的军队都是要自带武器和装备的，所以提供军队也就是意味着提供军费。

这就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页建立的「罗马同盟」的概况了。罗马没有按照当时的惯例将战败者吞并、奴役，而是使他们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罗马的共同经营者，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吧。罗马之所以能够强大，之所以能够征服那么广大的区域，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别人的宽容是一个不可乎视的原因之一。后来也有许多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像蒙古、荷兰、西班牙、英国、日本，他们的霸业都无法持久，这里面有专制极权的国家，也有民主议会制的国家，但他们的通病都在于对待异族的宽容心远远不及罗马人。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同盟」里的四类成员国的地理位置并不是一定的，他们相互混杂，这十分不利于利益相近的同盟国间结成统一战线来对抗罗马，特别是散在各处要地的殖民市，更是对「罗马同盟」的各个盟国起着监视和威慑作用，这就是罗马著名的分割分制政策的实质了。当然这样的分割分制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在有事的时候罗马比较难迅速地集结和移动军队，也难于迅速有效地将各种指令送往同盟国。罗马这时开始着手建设的大道便是针对这个难题的。

罗马共和国的兴亡----罗马的体制

　罗马的共和之初，将王制时代的王换成了两人执政官，而元老院和市民集会则完全没有改变。随着罗马的发展，罗马按需要渐渐增设了一些官职。无论是法律还是官职，罗马人比较喜欢到需要时便增设的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就全面制定，这样，会更有灵活性。

实际上，罗马从公元前509年进入共和制以后，直到公元前367年的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在摸索之中。希腊的史学家认为罗马的共和制到了高卢人入侵后的公元前390年前后，其机能才渐渐发挥出来。比起重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希腊人，罗马人相当现实。他们只是现实地判断每个事物的优劣，而不会先将之分类，分成贵族制定的或是平民制定的，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这种分类法我们见的着实不少，左派右派，造反派保皇派，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

作为政治制度的根本的选举制度，共和制罗马全面继承了王制时期的制度。这个选举制度决定了罗马的性质不会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因为第一等级所拥有的票数已经超过了半数。

作为罗马人的仕途，大概是以当选会计官为进入政界的龙门的吧：会计官（Quaester）共和制初期的定员是两人，到了共和制末期增加到四十人。任期一年，产生方式不明，有的说是选举产生，有人讲是由执政官指名。年龄的下限是三十岁。会计官的任务是监视军事财政，制止浪费军事开支的情况发生。按常理来说，这是要让一个没有军权的人去对统兵作战的人进行财政的限制，非德高望重的人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不过罗马有点不合常理地将年龄的下限定在三十岁，这对希望从政的罗马青年来说，无疑是进入政界的门坎。另外，让人年轻时就去批评别人、去学习如何批评别人也是件有趣的事。

能够圆满的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便可以向上爬了，下个目标是营造官：营造官（aedile）任期一年，定员四人，贵族两人，平民两人。负责粮食供给、道路和上下水道的修建和维修、公安警察，同时负责招开各种竞技比赛大会、庆祝式典。

看上去这是一个权威不高，琐碎事不少，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不过，因为所管辖的都是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所以很容易争取民众的支持。有些有从政志向的人有时甚至会自己掏腰包来举行一些可以博得市民欢心的活动。

如果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些工作的话，便可以去竞选国务官：国务官（Praetor）任期一年，最初只设一人，年龄下限为40岁。后来，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增加到16人。这种增员的现象不仅是国务官，其他官职也一样。

国务官最初是当执政官都去了战场时，留在罗马代理执政官的其他日常事务的，后来成为司法的负责人。当然执政官不在时仍要代理国家事务和防守任务的。

仕途如能顺利到此，可以考虑坐坐监察官的交椅了：监察官（censor）

这原来是负责人口调查的官职，所以在共和制初期是每五年选举一次，因为人口调查是五年进行一次的。任期为五年，定员两人。罗马的人口调查不是调查人口总数，而是调查户主的财政状态，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来决定各市民今后五年的纳税额和兵役期限。

监察官的实际权力相当大，有权起诉任何没有如实申报自己财政状态的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同时对国家的财政运作起监察作用，街道、上下水道的建设也由监察官决定。等于是执掌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人，就像财政部长一样，有钱就有权，什么时代都一样。所以当监察官由本来就德高望众的人来担当时，其权威有时甚至不差于执政官，因为监察官除了监察国家财政以外，还有权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进行人身调查，还有女人的贞操、子弟的教育等等，都有权调查，隐私权对监察官来讲几乎是废话。监察官甚至有权将不合适的元老院议员除名。

共和罗马权力的顶峰当然是执政官了：执政官（Consul）共和制罗马的最高官职，定员两人，由市民集会（全体市民参加）选举产生，经元老院批准后上任。这点与王制时代的王的产生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不像王那样是终身制，不过，可以连选连任。年龄上的限制是大于四十岁。执政官通常都是贵族当选的多，因为，执政官要面对复杂困难的政局和战争，没有相当的教养和历经长期的锻炼无法胜任，一般的平民因自身环境和生活的原因，很难有很多人能达到出任执政官的要求。另外，选举的过程也有利于贵族，除了上面讲的，罗马的第一等级拥有过半数的票数之外，在选举的前夜通常还要算上一卦，看看有没有“神不喜爱的”候选人。而算卦的是常常是元老院的议员，对那些实在无法忍受的候选人，便以神的意志为由取消其候选资格。

当一切都准备停当后，候选人身着的纯白的衣袍出现在选举会场。纯白的衣袍象征候选人的生活朴素严谨。有时会有候选人撸起衣袖，露出战争中留下的疤痕，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当选的两人将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开始行使正式的职权。

两人执政官的地位相同，如果对于同僚的想法和做法有不同意见，可以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不经两人的同时认可，任何政策都无法得以实施。

执政官的主要任务有三：像王制时的王一样要主持各种宗教仪式，相当于国家大主教；二是招集市民集会和元老院会议并担任议长，并依会议的结果签发执行各种法令；这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委员长兼国家主席；有战事时要负起全面指挥和统兵作战的责任，这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可见执政官的职责之重。

执政官像王一样有十二人的先导卫队，这个卫队也像王的卫队一样手持象征权威的法西斯。看见这阵势的人难免会恍惚地以为见到了罗马王了，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历史家波里比阿（Polybius，BC200－BC118）会讲罗马有王制的特点的原因之了。

两人执政官通常各统罗马军的一半，如果对手不厉害，就只有一人的执政官带兵出战，另一位则带另一半的兵力防守罗马兼理内政。如果敌人人多势众，两人便分统全军迎敌。这时罗马的内政和防守任务便由国务官（Praetor）来代行。

战争总有伤亡，当一个执政官阵亡或被俘时，另一个便接管全军。两人全部阵亡或被俘时元老院宣布五天的空位期，并任命“临时王”来收拾残局，准备选举。 临时王的制度也是全面继承了王制罗马时代的制度。“临时王”原文是interrex，意思是“两王之间”，原来是在旧王死后新王继位前临时代理执掌国政的人。从这点上看，执政官与王也是同性质的官职。

战争也是不定期开始不定期结束的，战争不保证绝对会在罗马的执政官任期内结束。但作战中临时更换指挥官也是十分不聪明的办法。每当这时，罗马人便会临时任命旧执政官为「前执政官」，并继续执行作战任务。同时新的选举也会毫无阻碍地进行，选出新执政官接替旧执政官的其他权力。到了共和制后期，罗马的势力扩张到了意大利之外，「前执政官」渐渐变成专指派往海外各省做总督的人了。

罗马共和时代说起执政官，那是指这样很有权力和权威的人，不过，这个词现在变成了住外使馆的领事的词源，真是沧海桑田了。

当两人执政官无法共同解决难题时，罗马便会任命独裁官：独裁官（dictactor）比起变成领事的执政官一词，独裁官一词的下场可不太公平，如今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贬意词，变成大家都厌恶的“独裁者”了。不过在当时的罗马，独裁官是指国家处于危急情况下临时就任的全权执政官，而普通的执政官因有两人分担，每人实际上只有半权。罗马的其他官职都是选举产生的，只有这独裁官是有两人执政官的一人指名，由元老院认可产生。这是罗马解决危机和难题的法宝。任期六个月，独裁嘛，定员当然是一人。

独裁官有权随意任命自己的副官－骑兵队长。另外，两位执政官在指名独裁官的瞬间开始便归于独裁官的命令之下。指名独裁官通常是在战事危急之时，但也有例外。罗马虽然是寡头政，不像民主政那样众说纷云，难以达成共识，但也是管家婆婆多，你看单是执政官就有两人，现在的多民主的国家也没有俩大总统俩国家主席什么的。这样的体制的最大缺点便是，当紧急情况发生时，难于迅速果断地做出适当的决定。而独裁官制度便是罗马的危机管理系统。要想维护一个体制，就要有勇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与这个体制的理念完全相反的行动。如果怠慢了这个问题，那只会招来这个体制的崩溃。

既然是危机管理系统，罗马是不轻易指任独裁官的。元老院也从未利用这个手段来滥用权力。事实上，从罗马建立共和制的公元前509年到高卢人入侵时的公元前390年的119年间，虽然或有缺漏，后人只知道罗马仅有过七个独裁官。连续五次当选独裁官的卡米勒斯是高卢人入侵后，罗马陷入深刻的危机和迷混状态时的事，这也说明当时罗马的状况是何等之恶劣，可以说是到了亡国的边缘了。

独裁官与执政官一样有卫队跟随，不过人数为两个执政官卫队之和，二十四人。到了共和制末期，独裁官的内容渐渐发生了变化，凯撒就曾担任终身独裁官，这样的独裁官便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了。

以上的官职基本上都是贵族当选的多，特别是共初期。后来在平民们的不断争取下，罗马又设立了只能由平民担任的保民官：保民官（TheTribuneoftheplebs）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保民官的产生和职责，这里从简。

保民官定员最初是两人，后来增加到十人。由平民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年龄的下限不明，似乎没有特别归定。

保民官有人身不可侵犯权，这是为了防止贵族里的哪个愣头青一口气不顺，趁月黑风高时将这平民的代言人给捅了。

保民官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平民的权益。为此，保民官对政府的决定有否决权。当然这否决权在战争时期不能使用。

不过保民官既然是罗马公认的国家干部，而且退职后还可以进入元老院，实际上就不会一味采用过激的对抗手段，往往成为贵族和平民间的调和人。所以，罗马并不是贵族党和平民党的两党执政制，实际上更接近于一党独裁，党内各派轮流执政的体制。

罗马的市民有三种集会，库里亚会议，市民集会和平民集会。

库里亚会议库里亚会议是罗莫路建罗马城的时候开始的最老的集会，只由贵族参加。到了共和制初期，曾经起过选举执政官的重要作用，但其机能渐渐地转给了市民集会，而自身则变成了一种家谱学会，只有研究决定各个市民应该属于那个家族的功能了。

市民集会

市民集会，有叫做百人队集会，是罗马的武装市民的集会，凡罗马市民便可参加这个集会。罗马市民有不受拷打和向集会上诉的权力。这个罗马市民权有效地保护了罗马人的权力。后来耶稣的弟子使徒保罗在传道时被尤太人迫害，因为保罗有罗马市民权而受到当地罗马住军的保护而免受鞭打。同时保罗拒绝了就地开庭审判，而提出到罗马直接上诉。这个要求也被接受，因为这是罗马市民的合法权力。保罗的罗马之行将基督教带到了罗马。而与保罗一样的传道使徒彼得因没有罗马市民权，所受的待遇就远没这么幸运。后来两人都被判有罪，保罗被斩首，而彼得则被倒钉十字架，痛苦而死。

市民集会会期不定，应执政官或保民官的一人的招集开会，没有立法权，只有对政府的提案的表决权，投票方式是前面讲过的以百人队为单位。当然这个市民集会基本上是第一等级操纵的。

平民的意志无法在市民集会上得以表达，他们在返复的斗争中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组织，这就是平民集会。

平民集会

平民集会只由平民参加。与市民集会一样，平民集会也没有立法权，只有表决权，但投票方式为一人一票，比起市民集会来要民主的多。

除了这几个集会，在罗马更重要的组织当然是元老院了。

元老院

罗马在公元前508年成立共和制后，无论是建立纪念碑还是出安民告示，都会以为SPQR落款，这SPQR的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有趣的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五百年的今天，罗马依旧使用这个落款来张贴安民告示之类的东西。如果你在罗马市内看到这样的告示：严禁随手丢拉圾SPQR再想想这SPQR的原意，或许会感到有点滑稽，都什么年头了，还元老院呢。不过这也说明了当年这元老院在罗马是一个多么有权威的机构了。

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不是经选举产生的，任期是终身的，却不是世袭。只要有能力，有见识有责任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元老院，当然审核是极为严格的。

说到终身制，也许会觉得元老院议员都是些老顽固，这倒是不必担心的事。那时的医疗条件不会让一个老人成为老不死的老顽固，而罗马的亚奴斯神殿的门也是常开不关，元老院议员战死沙场的事也好象是家常便饭，如真有老朽不堪重任，罗马还有监察官可以有权罢免不称职的议员，而这个监察官是选举产生的，当然会反映民意。这是罗马的制约机制了。

一般重大的事务都是元老院决定的，当然元老院的决定要经过市民集会或平民集会的表决任可才能生效。同时元老院要辅助执政官渡过难关解决问题，也能对执政官和保民官起监督和抑制的作用。

罗马的元老院几乎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这并不是说罗马的元老院总是道德和行为的典范，无暇可击。他们也会贪婪地搜夺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也会无视正当的要求。他们不是圣人，会失误、会动摇也有犹豫不决的时候。但是从全体看来，罗马的元老院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是空前绝后的，古今中外还没有对手。

元老院的议员大多出身政治家的世家，从小耳闻目睹，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司法、行政的经验。和平顺利时，难免呈现出傲慢和贪婪的缺点，但是遇到困境和国家危难之时，往往因他们的坚毅、忍耐和过人的献身精神而赢得最后的胜利。“罗马没有国王，但元老院的数百议员每个人都是罗马的国王”，罗马的敌人不无恐惧地这样评价罗马的元老院。

罗马人的故事写到这也应该对罗马的体制有个全面的叙述了，可能会枯燥一点请包含并提出保贵的建议。在开始说罗马的征服意大利前，准备介绍一下罗马的同盟、市民权、市政。

罗马共和国的兴亡（二）

罗马共和国的兴亡----罗马市民权

　什么是市民权？中文多有将这个词译成公民权的，大意与现在常用的国籍有点相似。至于内含，既使查一下字典，大概也未必能搞的透彻。

我们在前面已多次提到过罗马市民权，在这里不妨将罗马市民权做一个归纳。拥有罗马市民权的人，就好象拥有罗马“国”的国籍，当时是城邦国家，所以叫做市民，做为一个市民，有对国家的义务也有自己的权力。所以“市民权”一词在当时是包括了权力和义务两方面的意思。

罗马市民的权力

1.私有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受到保护，所有者有买卖的自由；

2.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参与国政的权力；

3.有依照法律接受裁判的权力（既不得非法刑讯）。如果对裁判结果不服有向市民集会上诉的权力；

我的天，这几条拿到现在都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做得到的。

罗马市民的义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四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有参加预备役的义务。

兵役可真的不轻，不过，罗马人不用另外向国家纳税，这兵役实际上便是罗马的税制，所以也被称为「血税」。当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用金钱来代替服兵役，不过，这在罗马人中间被认为是很可耻的事情。用金钱代替兵役的做法，一般说来只适用于没有罗马市民权而不用服兵役的人，或者没有儿子的富裕的罗马女人。既使在同盟国或者后来的外省的人中，大多都会认为提供兵役要比交纳年贡来的有名誉，因为交纳年贡是俯首称臣的行为，而提供兵役则是与罗马市民尽同样的义务，有良好的平等感觉。罗马人好象也深知其中的道理，对征服地总是不要求进贡，而要求提供军队。

前面多次提到过，罗马人对市民权的态度十分开放，他们总是毫不吝啬地将罗马市民权授与其它民族的人。这里面当然有罗马人理由：当时的罗马人没有出钱雇庸兵的习惯，军队完全都是由自由罗马市民所组成，所以拥有罗马市民权的人越多，罗马可动用的军队越多。

正是由于罗马人对市民权的开放态度，使这时的罗马已经可以出动十万人以上的军队，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远比罗马势力范围大的斯巴达和雅典城邦，其军队数量只停留在数以万计上。更有对比性的是，既使是在全盛期的雅典，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才有资格成为雅典市民，斯巴达的情况也一样。现在的美国对优秀人材还是积极吸收的，你看看二战时期收容了多少优秀的学者，现在的体育运动员中有多少异民族的面孔。可当时的雅典可没这么一说了，任你有多大本事，没有雅典人的爹妈就别指望成为雅典市民。那亚里斯多德的学问够大了吧，伟大的哲学家，对雅典的贡献也是没的说，在雅典开办学校，普及教育。可是没折，爹妈不是雅典人，一辈子也没能弄到雅典的市民权。不仅是在对待市民权的态度上，就连对待奴隶的态度上罗马与雅典也完全不同。在雅典做奴隶是命中注定，没法变了，一辈子也就是奴隶了。对雅典人来说奴隶就是牲口，你什么时候见过牲口可以做人的？连名人亚里斯多德都说从利用价值上来看，牲口和奴隶没嘛区别。可在亚里斯多德说这话的两百多年前，罗马的第六代王塞尔维却说，奴隶与自由市民的差别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所遭遇的命运不同。

在罗马当奴隶是运气不好，到了时来运转时，还可能有救，还可能成为自由人。要是遇到个好主人，自己又很能为主人效力，或许有一天主子开恩，奴隶便可恢复人身自由，成为解放奴隶。要是遇到个能多给小钱的主人，自己又能省吃俭用，多少年后也可用存下的钱赎身。

解放奴隶还是没有市民权的，不过解放奴隶的儿子便堂堂正正、自然而然地是罗马市民了。要是在雅典或斯巴达，这可是做梦也办不到的事了。不过话得说清楚了，能混出头的罗马奴隶不会多，要不干嘛说那时的罗马是奴隶制社会呢。实际上奴隶的生活也很不好，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你想啊，哪有多少对奴隶好的奴隶主呢？既使如此，罗马人和雅典人对奴隶态度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罗马人对市民权的开放态度还表现在承认双重市民权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承认双重国籍。「罗马同盟」的成员国市民，凡想得到罗马市民权的都会被批准，而且并不需要放弃自己原来所属城市的市民权。就是现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都不多，在当时可能是决无仅有了吧。

正是因为罗马的这种开放精神，使罗马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就像不断输入新的血液一样，使罗马总是冲满活力。也正是因为罗马的这种活力，使罗马一次又一次地从危机中复活。罗马此後先是与中部意大利民族萨姆尼特人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争（萨姆尼特战争），又与南意大利的大希腊殖民城邦打了十年，罗马人在不断地流着血。之后又开始了与地中海强国迦太基的漫长的争战（布匿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的军事天才汉尼拔（Hannibal）攻入意大利，在坎尼战役中，用奇谋大破罗马主力，罗马大军步兵八万骑兵六千中，只有步兵三千骑兵三百七十侥幸生还。虽然如此，罗马还是一次次地复活了，因为罗马人从没忘记过补充新的血液。中国有句骂人的话叫杂种，可是一个时时处处战战兢兢试图维持民族纯血的、时时处处不断清除内部异端份子的民族从来就不曾长久过。远的有雅典斯巴达近的有蒙古，都是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杂种并不是坏事，连生物学上也有杂交优势一说。罗马人是杂种，中国的强盛期哪个不是建立在人种上的和文化上的杂种之上的？相反，这种吸收新血液的能力一但消失，一个民族也就很难有长久的活力；而像末期雅典那样不断地清除内部异端份子的民族，就好象久病的人大放血，离死亡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