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伤心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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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山西


在“非典”爆发之前,谁也想不到,除了源头广东和首都北京之外,山西会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它既非江苏、浙江那样经济发达、人员流动频繁的省份,也非地处交通要冲,紧挨源头广东、本省打工人员众多的湖南、江西。

然而,上帝为什么“选中”了山西,让三晋父老饱受疫情之痛?5月初的《财经》杂志对当地疫情已经做了详细的报道。

内子是山西人,当山西的疫情爆发后,她非常无奈地说,山西,好事情它没份,坏事情,一样也缺少不了它。

少年时,我在南方对这个省份的概念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中国的北部,全国的能源大省,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后来来到北京,认识了内子,便对这个“丈人”省份有了更多的关注。可是这十几年来,我所听到的,几乎都是有关山西的负面新闻。什么运城“滴灌”造假、毒酒案、割舌案、一起起频发的矿难。

山西人自嘲地说:他们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当初东部沿海享受开政策时,没有他的份;后来西部大开发,依然没有山西的份。

山西怎么了?这块黄土厚实、曾经物阜民丰、文化灿烂的土地怎么了?我第一次随内子回山西时,正是个冬天,我们去了云岗石窟。那一尊尊形态雍容、造型逼真的佛像,经过一千多年的节风沐雨,依然有着穿越时空、让人屏住呼吸的感染力。他们以洞察万物、悲天悯人的目光注视着前方,而前方一辆辆超载的煤车,滚滚驶去。路面似乎被蹂躏得要呻吟出来了。整个天是灰蒙蒙的,路边行人的脸也是灰蒙蒙的,毫无表情。号称当年鲜卑王族祭天的天坛,也是一个大土堆,——我怀疑其是穿凿出来的假古董。

就是这个曾经叫“平城”的古城,当年是一个王朝的故都,那个王朝北靠广袤的蒙古高原,南临阡陌纵横的汾河谷地,这个马上民族龙兴于此,然后马蹄向南,尔后入主中原。后来这个民族连同那个王朝一起消失在史册里,“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大同的辉煌,并没有随着鲜卑的消失而消失。明代开始,这里驻有重兵,以防退居漠北,而不忘中原锦绣山河的蒙古人。大同一直是拱卫京师的重镇,当年李闯攻陷大同等地,北京便门户大开。

可我走在大同的街上,无论想象不出当年的繁华,空空的街道,偶尔有几个半大孩子经过,——这些人似乎既不上学也无工可做。两旁的楼房,只有一种色调:让人窒息、毫无生气的灰。内子家的亲戚,见面闲聊时总是问:“你们单位能不能开支?”如果能准时领到那点工资,那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了。岳父所在那个位于西郊的大军工厂,也开工不足,大白天这个厂区似乎像一个荒漠,一条臭河沟边,拴着几头奶牛,听介绍说那是厂里一些工人的自救行为,养几头奶牛贴补家用。——遍布重型机械的大工厂里养奶牛,也算是一个奇迹。岳父最庆幸的是他让三个女儿都读大学,找到了一份体面的职业。而厂里那些同事,许多人的成年儿女夫妻双双没有工作,只好带着自己的孩子上父母家里,吃父母那点退休工资。

如果说大同只是塞北的苦寒之地,那么雁门关以南,特别是汾河流域,这块面积并不大的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说它是中华民族的“热土”一点不过分。

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早熟的民族,我们的始祖很早就告别了茹毛饮血,离开了虫蛇出没的莽林,在河边肥沃的谷地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典雅的制度、美妙的文字。中国农业文明最早的几个地区,史家公认是渭河流域和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有周人的始祖后稷,汾河流域则忧更早的夏部落。当年汉代是到临汾来祭后土之神的,可见在帝王的眼中,临汾是包容万物也孕育万物的土地神的驻节之处。

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夷,当年来此祭后土时,写下了一首略带忧伤的《秋风辞》,里面写道:“泛楼船兮济汾河,临中流兮扬素波。”当年的汾河,应当是“河水清且涟兮”,滋润了两岸的土地。

对于山西太原,我很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们李家虽源于陇西,却兴于太原。正是因为“太原公子”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凭借山西一地的丰饶,广积粮草,广纳贤才,最后收拾金瓯一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气磅礴、辉煌绚丽的王朝,而整个唐朝,有一半宰相出自山西。我妈姓王,我的姥爷大字不识一个,一生未离开乡土,他们家族南下已经近千年了。可我姥爷一说起自己家族,就自豪地说:“我们是太原王家。”他不知道周成王封唐叔于晋,始有王氏的典故,然而“太原”却给一个南方老人带来终生的“荣耀”。——姥爷死去多年,自然更不会知道太原今天之有名,竟然因为它空气污染与色情业。

2001年夏天我去临汾时,三晋大地正是大旱,汾河几乎成了一条干涸的沟渠,出临汾到洪洞,马路两边的土地干渴得能让我听到要喝水的祈求,地里的庄稼也没精打采地伸着懒腰,霍泉的泉水还汩汩地流着,给我带来一点凉爽,可离霍泉不远,我分明看到山西焦炭厂那一排排像怪龙一样仰天冒黑气的烟囱。洪洞县的大槐树早就砍了,后来栽的槐树旁建了一列房子,里面摆着一些制造粗劣的纪念品,供前来寻根的人购买。而临汾城里新修的夏帝庙,泥塑夏王和他的老婆穿一身绸缎,显得格外滑稽。

只有在吉县壶口瀑布,我找到一丝久违的激动。黄河西来,挟带千里的奔腾,积蓄千年的能量,从壶口一泻而下,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让你感伤这块土地的风流不再。

山西是中国地表文物最多的省份,这也可算是山西光辉历史的有力佐证。相比她自豪的历史,山西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山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她为什么衰落?也许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案。

直到民国时期,山西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全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绝不算落后。清代晋商之名大家早耳熟能详,山西“票号”将山西人的威名传遍天下,那时候作山西巡抚是仅次于江苏巡抚的美差。当太谷、平遥这些山西小县城对中国金融的影响衰落后,中国进入了民国时期,但山西依然在华北诸省中独领风骚。

中共建政以后,历史教科书对军阀的描述总是脸谱化。其实在民国时期,一南一北有两个军阀我们研究得很不够。一是广东的陈炯明,其二是山西的阎锡山。百川先生从辛亥年在太原起义策应武昌革命党,到1949年败退台湾,统治一个地方达到38年,期间除了日寇进晋外,无人能挑战阎氏在山西的权威。这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恐怕是个异数。

许多传说将阎百川描慕成一个爱财、短视、保守的赳赳武夫,比如说山西的窄轨铁路等等。其实他少有文名,思想开明,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回晋后长期成为山西的军政首脑。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领袖相比,阎算是一个深谙中国国情而又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既不是一味奉西方政治理论为圭臬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一味坚持“以夏变夷”的老古董,而是较好地将一些先进的政治、经济理论移植到三晋大地。

山西在民国时期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决不是浪得虚名,那时由于山西的资源由山西人独享,再加上阎扶持产业的政策,经济水平独步于华北,其基层政治、文化教育也是可圈可点,前些年我们媒体忽悠很长一段时间的“海选村官”,在阎锡山治晋时,已经做得很好,阎锡山和陈炯明一样,是很推崇自治的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这是为军阀割据张目。但套用我们现在的流行语:“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否认当是阎锡山的“自治”在山西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除了经济较为发达、治安很好外,当时山西推行了国民教育,居民的思想、生活习惯也逐步得到改变,在这方面,当代山西的学者谢泳更有发言权。他前不久写的一篇有关阎锡山当年有效地控制山西肺疫流行的文章,和今天的情形两相对照,不得不让人生出无限感慨。日寇全面侵华以后,东北早沦于敌手,平津陷落,而在山西还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和阎锡山在山西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


在我党建政的历史上,山西出过“两大典型”。一个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刘胡兰,在三晋政权易手前夕,这个才15岁的女孩坦然走上断头台;另一个则是大寨,这面旗帜在很长时期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图腾。

撇开政治的因素,刘胡兰和大寨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对刘胡兰和大寨精神,我至今心怀景仰。但是你想想,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成年人才能承担的使命与风险,是否有些残酷?而大寨被那只政治巨手拔高后,进行种种包装,那种中国农民传统的坚韧吃苦精神被包装成一种“政治专利”后,大寨和大寨人也被异化了,异化成“精神万能”的标本。——不过这是玩政治者惯用的手法,古代太行山的山西人愚公都“为我所用”,何况现代山西人?

而今天的山西呢?经济上山西居民平均收入和位于全国最末几位,文化教育呢?民国时期全国有名的山西大学早就沦为地方性大学,吏治呢?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山西人傻吗?懒吗?山西人的聪明勤奋节俭是公认的。

我党定鼎于北京后,山西成为中央的“乖孩子”,也难怪,离北京太近,又是能源基地,自然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50来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在高度集权的共和国里,哪个地方跟中央最紧,哪个地方的百姓吃亏最大。建国后山西和河南的官员,是最能理解老大的心思的,所以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这两个地方饱受折腾,元气大伤。“文革”时期山西的派系斗争全国为甚,流毒无穷。

而作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对山西,基本是重索取、轻培育的政策。所有大的的矿产全部国有,大同、阳泉这些千里煤城,成为共和国发光发亮持续不断的“燃料”,而当地居民的福利、教育、环境,国家考虑得不多。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山西空有富饶之名——处处埋藏着“黑金”,而无富饶之实——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以国家的名义无限度地开采某个地方的矿产实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在“矿产国有”的名义下,当地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平。今天,矿挖空了,便交给地方,地下空了,地表下陷了,地下水下降了,污染严重了,气候恶劣了。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债,可这债,谁来还,如何还?

国家不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它是由一个个人、一个个不同的地区构成的。在一个大国里面,有些地方吃亏是难免的,但这种“吃亏”必须要有可遵循的规则,不是无条件由老大说了算。也就是说,地方必须有进行谈判,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格。具有这样资格的地方政府的基础是,它是代表民意的,而不是为朝廷守牧一方百姓的。只有代表民意的地方政府它才有一种为本地争利益的压力和冲动。

又说到阎锡山,你可以说他是割据,可他一直奉中央政府为名义上的老大,从未有裂土称王的举动,本地老百姓还过得不错。你蒋介石要树立“中央权威”无非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已。联省自治在民国初年有一定的市场,我们不能一概否认之。当然,联邦制能否适应中国那是另一个话题,但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中央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应该是“人民共和”的应有之义。

如果地方的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当地百姓对所在地的资源有相当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政府会像今天这样对小煤窑盗采大矿,小煤窑严重浪费资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自己的东西,谁都会珍惜。

上天赐给山西这样丰富的资源,让山西诞生如此灿烂的文化,让山西拥有几千万勤俭的居民。而今天的山西,却处处让人伤心,这是天做孽,还是人做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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