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园林文化:园冶与作庭记比较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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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园冶》与《作庭记》分别是中国和日本古代的造园专门著作。《园冶》为十七世纪的中国明代造园家计成(1582—?)所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造园的杰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造园学名著。而《作庭记》则是日本藤原时代后期的一部造园专著,作者不详,有谓为“橘俊纲”(1028—1094)。此书同《园冶》在中国一样,在日本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很受日本学界重视。两本著作内容广泛,详尽且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两国造园的形式及技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珍贵的财富。它们在造园史上的地位、作用注定了会有很多的造园界的学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注释,但是这些研究、考证大多为对其中之一的研究。形成的是相对独立研究体系,并没有太多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无法使读者对于两篇专著在造园上的理解、手法上的异同了然。针对该类研究分析、比较、总结的欠缺,本文将参考前人的论述,在中日古典园林比较的大背景下从时代、作者、山石、水体、植物配置,章节分布,字数,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以山石、水体、植物比较研究为主体,进行分析总结。以求在前人比较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学会借鉴与运用,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提高对造园技法的认识,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指导。


1.概述:


1.1中日古典园林的比较


1.1.1中日古典园林的自然环境


1.1.1.1地理环境:

中日国土本质区别在大陆和海岛,因此各自形成了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中国领土面积为日本的二十六倍大[1],是东亚的中心地区。地理形态的多样性远超日本,而日本则多丘陵,平原很少,海岸线绵长。这一差异决定了中国园林的规模、数量、种类、形态远超日本。


1.1.1.2自然气候

中国领土的纬度跨度大,热带到寒带气候都有,而日本为海洋性气候,温润多雨[2]。在植物和景观的多样上必定不如中国。


1.1.1.3自然灾害

日本处于板块交接处[3],灾害表现为地震、火山、台风、海啸和暴雨。其集中发生几率远比中国大陆高。


1.1.2历史影响

园林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从园林的隶属关系、布局特点、地域差别上看到历史的规律性。而在传承关系上,唐宋文化和经济对日本影响极大,日本园林的诸类型都由此发端。苑园、池泉式山水园林、寝殿造园林和净土式园林、带枯山水的回游式池泉园、回游和舟游结合的池泉园以及由枯山水发展来的池庭、茶道和园林结合的茶庭、带茶室与枯山水的回游式池泉园等都可以看到中国唐宋园林的身影。


1.1.3中日古典园林的文化思想

中日古典园林的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了宗教、哲学、文学等多方面。例如,中国古典园林与山绕水围的神仙佛道模式,即体现为秦皇汉武的仙苑式宫殿。日本古典园林的枯山水也为禅宗思想的表示。苏州园林中的“竹外一支轩”、“看松读画轩”的文化韵味极为浓厚,“竹外一支轩”更是取自于东坡先生的“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诗句。而日本的“茶文化”也是其园林文化最为浓重的一笔。在哲学方面,中日古典园林都深受崇拜自然追求自然的朴素哲学思想影响而信奉儒、道、佛三家宗教门派,形成各自的园林风格。


1.1.4小结

中日古典园林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它们处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有着不同的自然气候、自然灾害。这些不同的自然因素与历史影响共同造就了不同风格的中日古典园林。从它们的发展过程来看,日本古典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子集,它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随着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它又不同于中国古典园林,它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变体。在受到日本本国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风格体系。

中日两国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实体很多,在实体上分别有中国苏州的拙政园、北京的颐和园;日本的金阁寺、银阁寺等等。而在文献上就有著名的《园冶》(中国)与《作庭记》(日本)传于后世。因此在下文中,会对《园冶》与《作庭记》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对比、分析。


1.2《园冶》与《作庭记》的意义价值

《园冶》总结了我国古典造园艺术,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造园艺术的专著,促进了江南园林艺术的发展,是我国造园学的经典著作。此书的诞生,不仅推动了我国造园历史的进程,而且传播到日本和西欧,使外国对我国造园艺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加深了文化交流。[4]

《作庭记》作为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的积累及造园理论的总结,也影响和指导着日本现代造园的创作与实践,成为日本造园师必读的课本。《作庭记》的造园思想培育和启迪了现代日本造园的创作,成为日本现代造园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源泉。日本现代的造园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运用着《作庭记》的造园思想和方法,其影响于日本现代造园中随处可见。[5]


1.3《园冶》与《作庭记》比较概述


1.3.1书的差异

《园冶》是明末造园艺术家计成所著,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它系统总结我国造园理论和实践。《园冶》共刊于世,流传甚广。它的内容涵盖了山石、水体、建筑、相地等多个方面,十分丰富,不讲究忌讳。

而《作庭记》则不同,它是以秘传书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全文涵盖了大量的造园禁忌内容,且主要是以山石、水体两篇为中心内容。但它的年代比之《园冶》要早500多年,是中日早期造园研究的唯一直接文献史料,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1.3.2《园冶》与《作庭记》作者比较


1.3.2.1《园冶》作者——计成(1582—不详)


计成是我国最杰出的古典造园家和造园理论家,他所著中国古典造园专著《园冶》及所造影园、寤园和东第园而蜚声海内外。

计成,字无台,号否道人,生于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卒年不详。原籍松陵(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汀县)同里镇,计成家世无以考据,计氏原本是吴江大姓,依据所见资料推断,计成青少年时代家境尚可,受到良好的教育,优游于经史子集之间,于诗词绘画有相当素养,还养成“搜奇”的爱好,并在年轻时游历南北,但中年以后不知何故,家境衰落,他本人也不顺利,正如自云历尽风尘,一生艰辛坎坷。[6]

计成能书、工诗、善画,熟悉经史礼乐。从现存的某些资料提供的信息中,我们推断:计成并非出自名门望族,他年轻时走南闯北,居无定所。从《园冶》正文对一些地方景观的细致描述来看,他旅行的范围不小,包括今之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浙江等地,对所到之处的山水风景名胜地都进行了考察。较长时间、较大范围的旅行实践,是他日后进行造园活动和撰写《园冶》的重要准备。他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稳定的生活条件,学优登仕,难以行得通。逃名丘壑中,因此“久资林园”。当然在明代,由于造园市场主体是那些富贾达官,出于谋生所需计成必然与他们打交道,凭借造园技艺谋生,自食其力。他在53岁完成《园冶》一书。[7]


1.3.2.2《作庭记》的作者——橘俊纲(1028—1094)

《作庭记》一书,未署作者姓名,故关于其作者无从直接了解。就此问题,从日本江户时代起,就有诸多议论,并曾一度认为,《作庭记》卷末跋语中提及的后京极殿(藤原良经)即为其作者,然诸多研究否定了此说。日本学者根据《作庭记》原文中作者的一段自述,即:“高阳院殿修造之时,能作庭立石者皆失,偶有招来之人,亦全不合心意,故字治殿(藤原赖通)躬自筹画作庭。其时予常往之,得以详细见闻作庭立石之事”(“立石禁忌”篇),并以此作者自述为线索,结合历史上高阳院修造史实的研究以及《作庭记》异本《山水抄》的研究,得出其作者即为高阳院主人藤原赖通之子橘俊纲的研究结果。[8]

橘俊纲(1028-1094),为藤原时代高官藤原赖通之子、藤原道长之孙。日本藤原时代(894-1185),在政治、文化上是藤原氏一族兴盛的时代,其鼎盛时期即为藤原道长当权之时。橘俊纲的祖父藤原道长(966—1027),立其女儿为皇后,自己作为外戚而摄政,独揽大权,由此迎来藤原氏一族的全盛时代。1017年让摄政位于其子藤原赖通(992—1074),藤原赖通作为其后三代天皇的摄政关白,维持着藤原道长以来藤原氏族的全盛势力。作为藤原赖通宅邸的高阳院,是藤原时代寝殿造宅邸庭园之重要者,代表着藤原时代造园的最高水准。而此高阳院的修建及藤原赖通亲自筹划作庭之事,在《作庭记》中的作者自述中,亦有提及。作为《作庭记》作者的藤原赖通之子橘俊纲,在此高阳院修建之时(1040年),年纪尚小,然随其父藤原赖通经常出入于营造现场,而“得以详细见闻作庭立石之事。”这种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对橘俊纲其后《作庭记》的著述,无疑甚为重要。[9]

橘俊纲的一生,正处于平安时代的中后期,也正是寝殿造庭园成熟及兴盛的时。作为其时上层贵族的一员,橘俊纲对这一时期的寝殿造宅邸庭园及其营造不仅有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而且“尤好此道”(《山水抄》)。《尊卑分脉》称其:“号伏见修理大夫,水石得风骨”;《中右记》赞其伏见宅邸:“件处风流胜他,水石幽奇也”。由此可以想像橘俊纲对造园作庭的兴趣及才能。优裕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亲身的体验与感受,成为橘俊纲编著《作庭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10]


1.3.3时代差异


1.3.3.1《园冶》产生时代背景


《园冶》产生于江南,而江南经过南宋以来的建设,明代已是极端富庶,江南士大夫文化全面发展,举凡园林、书画、家具、竹刻、漆器、玉器、文房用具……莫不居全国之首,形成了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江南园林从实践到理论,取得了最为杰出的成就。明中期以后,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工匠在社会经济生活和士大夫居室器用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士大夫一反“形而下者为之器”的传统观念,与工匠交友,为工匠立传。江南私家园林的主人多属士大夫阶层,园林的设计者和园主关系融洽,使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借园林得到充分体现,江南园林成为士大夫精神的物化形态。晚明以降,朝纲日衰,崇祯朝已是气数将尽。士大夫们“隐心皆然”,益发精心营造自己的园林居室,在缩微的自然—园林里,悟宇宙之盈虚,体四时之变化,寻求精神的慰藉,享受外适内和、澄怀观道的恬适。计成生活于晚明,自谓“历尽风尘,业游已倦,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中,久资林园,似与世故觉远,惟闻时事纷纷,隐心皆然,愧无买山力,甘为桃源溪口人也”,而于53岁书成《园冶》。编写时,便得到当时士大夫支持。


1.3.3.2《作庭记》产生时代背景


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平安时代后期。藤原时代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这段时期通称为平安时代后期。这个时代是日本文化独立性格的产生时期。所谓独立性格,其中也有渐趋发达的贵族文化的意识反映,当时贵族的文化势力较强。只要从日本的《源氏物语》与《荣华物语》两本名著中可看到这种贵族文化的指导精神。另一方面,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种人生无常、浮生若梦的佛家出世思想也很盛行,而且这种思想在往哲理探讨方向发展。它并不单纯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而是一种时代精神。在艺术上它追求一种空荡迷离的美感。


1.3.4章节结构,目录比较


1.3.4.1《园冶》的章节、目录


《园冶》分为三卷。

卷一: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

卷二:栏杆

卷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

此外,在卷一前还有冶叙、题词、自序;在卷三后有自识。


1.3.4.2《作庭记》的章节、目录

《作庭记》12篇的内容及其所占行数具体如下所示:[11]

第一篇立石要旨 98 行

第二篇立石诸样 63 行

第三篇汀形诸样 7 行

第四篇岛姿诸样 48 行

第五篇立泷次第 67 行

第六篇落泷诸式 44 行

第七篇遣水事 118 行

第八篇立石口传 57 行

第九篇立石禁忌 157 行

第十篇树事 60 行

第十一篇泉事 67 行

第十二篇杂部 7 行

其中一至七篇为上卷,七至十二篇为下卷。


1.3.5小结

《园冶》与《作庭记》是不同时代的园林著作。它们的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背景环境,以及作者的个人身份决定了这两本书的内容。一个偏重堆山与建筑,一个理水与堆山并重。

《园冶》与《作庭记》的记载中提到了堆山,《园冶》中的山石假山与《作庭记》中的岛、汀相对应;提到了理水,《园冶》里的涧、曲水、山石池等与《作庭记》中遣水、庭池、泉事相对应。它们还都有栽植的记载,这可以在《园冶》的相地篇,《作庭记》的树事中得到结论。


1.4研究计划


1.4.1研究内容


关于《园冶》与《作庭记》的作者、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山石水体植物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其中以山石水体植物为主体。


1.4.2研究意义

加强对于两篇园林专著内容风格的理解、造园手法异同的了然。以求在前人比较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学会借鉴与运用,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提高对造园技法的认识,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指导。


1.4.3研究方法

以对比研究法,比较中日两本著名的造园著作《园冶》、《作庭记》的异同,从而提高对造园技法的认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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