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人,我向来有些反感。理由说来可笑,是出于嫉妒。我们讲到历史,总忘不了秦始皇时徐福渡海,唐朝时文化东传。一个日本依附于中国长大的形象便形成了。但先是甲午海战,后有侵华战争,这个学生也腻出格了。终于日本成了战败国,出了心中一口恶气,而他们没有气绥,居然从废墟中又站了起来。以前他们自称军事帝国,没人会承认,他们也遭到了失败;今天要说他们是经济帝国,恐怕是没人会不承认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扛着家用电器,开着丰田,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中国,没人会用地雷去对付他们,大家是高高兴兴地看松下,听索尼,日本人也是高高兴兴地揣着钞票回去了。好的电器为什么不用?但用了心里又有点那个,嫉妒之余,很有些气愤。加之那条谚语: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便真的反感因团结勤奋而成功的日本人了。

六月份,我去蒲圻赤壁玩,碰到一个日本写真摄影师,也算从他身上了解了一点日本人。

初见面是在一座庙前,他正对着在阴暗角落里木然而坐的三或四个泥菩萨大闪闪光灯。摄影器材很高档,怎么来照这些无意义的塑像呢(除了是摆在赤壁外,要神无神,要形无形)?细看摄影者,花衬衫,牛仔裤,已难见本色。个子不高,极壮实,肤黑,卷发,一身尘土,满脸疲惫,只是那双眼睛,充满坚毅。旁边一个一米高的黑色帆布包,塞得鼓鼓囊囊的。这是一个从香港来的旅行摄影师,我想。

回蒲圻的车上,又看见他了,带着成功后的疲惫,独自坐在最后一排。我上前攀谈,他很有些犹豫,终于开了口,原来是个日本人。他粗通汉语,听、说都较困难,加之路况极差,他得把心思放在保护设备上,我们没有多谈,下车也就分手了。但他拿出的一个笔记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近两个月的行程:武侯祠,白帝城,古隆中,荆州城……直到赤壁。从四月到六月,他孤身一人在中国奔波。目的是拍三国志写真,为他的出版社。

看着这种实在人,除了佩服,你还能说什么呢?孤身一人来到粗通语言,只能凭笔和手势交流的异国,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和从春到夏的衣物,走在三国的路线上,寻访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光是这份毅力,就值得佩服了。

原以为是就此别过,谁知在准备乘火车回武汉时,进了候车室就有人打招呼,一看,是那位日本人。虽只隔了不到半小时,但对于茫茫旅途来说,也算旧友相逢了。于是,在候车室,在站台上,在两个多小时的行程中,我们进行了笔谈,彼此了解,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看他就象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典型日本式的工作狂,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便拿出那个记事本用手托着埋头写起来。他的记事本分两部分,前面是每日路线,一天一行,简单明了,后面是每天要事,如同工作日记,旅行感受。记完了,点只烟(日本人是不会撒烟的),才开始同我“对写”。

他叫齐藤由纪夫,专业写真摄影师,就职于日本的中国关系出版社,此行是受出版社委托,专程拍摄三国史迹,供教科书和百科辞典用。他从日本取道香港飞成都,拍武侯祠,到重庆,又穿三峡,访襄阳古隆中,尔后是荆州古城,终点就是赤壁战场。

他没从我以为的工作角度解释为何进行长途旅行,而是谈到了历史、文化,谈到了亚细亚。他说(其实是写),他的写真摄影,注重于亚细亚世界,从而关心中国和印度,因为这是亚细亚两大文明发祥地,去年十到十一月和今年二至三月,都在印度拍摄古迹,四至六月是三国志,七月预定到蒙古,拍摄祭祀场面,九月准备到西安,拍唐朝古迹。作为日本人,在学校就学了不少中国历史,如项羽和刘邦;三国志;以杜甫为代表的唐朝诗文等等,因此更关心中国,“中国是广大国土,民族,历史,文化,很意思。”他这已是第八次来中国,以前到过黄山,泰山,张家界,华山,庐山,峨眉山,访问了“客家竹楼”。就这样在旅途中,他用一部相机,记录着异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特别是近两年,每年留在日本只有两三个月。

我突然看到他的表。那是一块几近女式的手表,表上12点的下方印着毛泽东像。他解释这是在蒲圻才买的;去年八月去过延安,今年在重庆去了红岩村。在他看来,毛泽东是本世纪的伟大人物。

谈到日本,他说,由于体制与国际关系不相适应,政坛中缺乏伟大的力量人物,所以极不稳定。美国的经济压力和日元的高汇率,导致了经济停滞,失业率增高,大学生就业率降低,家庭平均每月负债8000日元,人们无心关心政治。现在年青人最关心男女关系,其次是旅行或趣味活动,第三是收入。

我想到了那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曾在心里萦绕多少次,想面对一个日本人提出来,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您作为一个写真摄影师,用写真反映中国历史,会去南京吗?”当他明白过来,显得很为难,沉默一会儿后,他提笔写到,日本的历史教育有不足,学生面对极强的竞争,都重点学习数学和英语,关心历史的很少。

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普通日本人提这样的问题,可能过于尖刻,但我太关心其答案了。而从齐藤的回答看,日本的确不象德国,毫无负罪感,很多日本人对侵华是持漠然的态度,他们不问历史上曾做过什么,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但作为一个讲传统的民族,日本人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忘性,看目前的经济形势,或许真另有涵意吧。

日本人如何理解自己成功的原因呢?齐藤认为,首先是日本人有天下为公的观念,其次是注重行动,第三是讲集团归属。譬如日本历史上有个“藩”的概念,指诸侯小国。现在的公司就是以前的藩,总经理就是皇帝。靠这三条,日本人手挽着手,浩浩荡荡地走上了成功之路。小小日本团结起来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中国呢?日本文化左说右说,都丢不掉中国的影子,但面对现在的日本,中国人还会有自豪感么?当了这么久的老师,我们也该认认真真当当学生了。

还是回到齐藤身上来吧。对他的孤身旅行,我表示了敬佩,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他今年已是四十三岁,但他写道:“我的人生有很多的旅游,因为没有结婚。”

我没关心他已拍了多少胶卷,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不是为了炫耀这个数字而奔波;我没关心他还会走多久,因为对他来说,摄影、旅行,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确很羡慕他,背一个相机,背一个家,穿行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名山大川中领略大自然的赐予,在偏僻山乡感受淳朴民风,在历史遗迹中寻找今时的影子,在不停的旅途中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奔波的劳苦,更有发现的喜悦。这真是一种行者。而从更深一层涵义上讲,以行动代替语言,以实干代替空谈,不留恋于无谓的理论探讨,这更是生命的行者。我们就缺乏这样的行者。

车到武汉,我们互道珍重,各奔东西。看着他主动写下的住址,我想,或许不会去日本,但我绝不会忘记这个日本行者:齐藤由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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