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__王安石变法的思考

甄亦贾 收藏 84 16056

公元1074年正是北宋的熙宁七年,一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焦躁气息的年份。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这实在令王安石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皇帝神宗赵顼更想不明白——“富国”、“强兵”,这变法多好!怎么竟会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葸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那时,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蹙眉难展。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试想,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端的气势恢宏,于是终极答案的追寻并不重要。但还是那个道理,姿态再高,事物终究要还原本相。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原则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但捂住了别人的嘴巴,就能让变法自此完美起来,一马平川了?只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而已。再就历史流程的影响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钳制言论自由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有问题。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儒家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国家财富堆积如山,为此宋神宗作四言诗,“五季失图,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八句三十二字,为新增三十二座国家财库之名。还不够,又添二十座,建库封桩。


国家一时间富了起来,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还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为例,本是为了免除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改由政府向他们贷款,每年两次,利息按二分计算,在夏、秋两季农作物收获时,再归还政府的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货款。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至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对于那五十二座财库的由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又如目的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知东明县(属开封府)时试行免役法,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上访”,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更要说明的是,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好的是通过变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国富民强;而糟糕的、徒有堂皇高远的名义的变法,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平民百姓生活将更加困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从而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飙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四十多年后,北宋灭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以生命一搏绘制的《流民图》。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人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心中不安,于是将大臣奏举中言及民间不满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大不以为然。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


安石是固执的,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民众的苦痛与主题宏大的变法相比,算不了什么,“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居然如此无睹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称政治强人,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思想缜密。对他“大言震神宗”启动变法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不能不算是公论。


但是,人格的公论与民心的向背无关。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绝不是几篇立论高扬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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