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共和国的决大多数人汗颜的国民党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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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让共和国的决大多数人汗颜的国民党老兵!

他是一个来自台湾的退伍老兵,家境富足,儿孙满堂。但6年来,他只身住在厦门,用退休金和经营旅馆的收入,资助贫困大学生;那些受他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没一人来向他告别,他住院时,也没一人去看过他,6年来,他只收到过一张贺年卡,还没有署名——

厦门市集美大学太源花园学生公寓门口的广告栏上,贴着一张通告:“凡居住在太源花园南北楼之特困同学,即日起请持证来306室领取慰问金”。


记者指着那则通告询问路人。“哦,你说的是那个送钱给大学生的台湾老兵吧?”路人笑指远处楼上的一块绿色牌子,“就是那儿。”


走近看,绿色大牌子悬挂在二三楼之间,上书“家庭旅馆,住宿20元,休息10元,各房收入所得,全数用于扶贫”。


“这间贵宾房收费最高啦,一晚上30元。”家庭旅馆主人殷昌杰伸出三个手指比划着,笑呵呵的。这是一个略显简陋的家庭旅馆,七八十平方米的地儿,被三合板隔成四五个小房间,除了互相紧挨的床和桌子,房间里别无它物。所谓贵宾房,是旅馆里最大的一个房间,有窗通风,采光好。没客人时,殷昌杰就坐在这儿泡壶茶、晒太阳聊天。


这个家庭旅馆,原本是厦门市太源花园集美大学学生公寓南北楼三层的306套间。6年前,73岁的台湾桃园人殷昌杰只身来到厦门,租住在这里,用他的退休金资助周边的贫困大学生。


最初殷昌杰决定留在厦门,是因为这儿离桃园近,他想在这儿等待台湾和大陆实现三通,“到时回家就方便多了”。但在和周围学生聊天中,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家境很困难,于是产生了用退休金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想法。


起初,殷昌杰从学生公寓的值班员处获得贫困生的名单,再按名单发放补助。再往后,他觉得这样受助者的范围太小,便在公寓周边的墙上张贴告示,让贫困生本人来他的住处领取。


最多时,殷昌杰每个月固定要资助21名贫困生,每人每月300元。对于实在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每人每年额外资助 8000元。


有一次闲谈中,殷昌杰得知,有些贫困生放假留在厦门打工,好几年没回过家了。父母来看望他们,也没有合适的地方住。他就自己动手,找了些三合板,把住所改造成家庭旅馆,每晚收取10元到20元,并把这些收入也用来资助贫困生。


由于旅馆的收费实在便宜,再扣掉水电和房租,每月的收入仅有300多元。殷昌杰摸了摸头,不好意思地说:“少是少了点儿,能帮一个是一个吧。你说对不?”


他听说学校的食堂里有一些贫困生总捡别人的剩饭吃,于是一下买了七八个电火锅,把贫困生召集到自己的旅馆吃饭。但这个免费食堂没办多久就“倒闭”了。


“开始来的人很多,后来他们受不了同学们的闲话,就越来越少了。”他拉开床单,电火锅横七竖八地堆在床下,积了厚厚一层灰。


旅馆外面的墙上,殷昌杰还贴了一张公告:“为特×同学发放免费早餐,请致电6068346联系,以便统计人数。”


每天一大早,殷昌杰就骑着单车去市场买早点,一买就是几十个馒头、几十袋豆浆。拎着,单手骑车回来,放在旅馆楼下的桌子上,供人自取。


“‘×’就是‘困’字,我怕写‘特困生’太刺眼了,伤他们的自尊心。”这些年来,殷昌杰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他和那些接受帮助的学生之间的关系。


他从来不会检查贫困生的身份证明,在路上遇见接受过他帮助的学生,也很自然地把头扭向一边,不让人家和他有打招呼的机会。


有个贫困生,每个月来殷昌杰这儿拿补助,被同学发现后,便不好意思再来了。殷昌杰左思右想,把200元钱夹到书里,到公寓去找他。见面就递上,说这书值得一看,“送给你了”。


“同一页里不能夹两张钱,太厚了,要分开夹,这样才不会被别的同学看到。”殷昌杰哈哈笑着,很为自己的细心“得意”。


6年下来,殷昌杰对前来求助的学生几乎来者不拒。有一次他不在,保姆看一个前来寻求帮助的女孩子实在不像贫困生,便拒绝了她的要求。


“如果是你女儿,你会不会让她空手回去?”殷昌杰回来后训了保姆一顿,“贫困生脸上又没写字。宁可帮错一千,不能漏过一个。”


有人曾问殷昌杰:“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算过自己总共捐了多少钱?”


“我是心甘情愿的,又不是做生意,算这个有什么意思?”殷昌杰的退休金,折合成人民币每年在12万元左右,但他去年摔了一跤,在医院躺了一周,3万元的医疗费,竟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用你们的话说,我这辈子都在‘为人民服务’了。”旅馆墙上贴着一张殷昌杰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那个戴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清秀的年轻军官,在昏黄灯光的衬映下,恍如隔世。


将近60年前,殷昌杰在国民党一支装甲部队里当军医,“战场上的人,只要放下武器,我都救”。后来时局多变,他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做医生做到60岁退休。


退休后,殷昌杰曾在台湾桃园的一家医院做过义工。这位曾经的军医,每天都花上十来个小时帮病人推轮椅、换药,有时候还能帮年轻的医生打打下手。


“你这么大年纪,不在家里休养,还出来当义工?”有人吃惊地问他。


“为什么不行?(义工组织里)比我年纪大的,多了去了。”殷昌杰说,自己很怀念在台湾当义工的氛围,“义工们发自内心,而被帮助者心存感激。”


但他在大陆的这些年里,始终无法找到那种“单纯而干净”的感觉。


殷昌杰的旅馆不断地丢东西:拖鞋、毛巾、洗发水……其中最大的一笔财产,是一箱才开封的牛奶,四五十元钱。


“都是住宿的客人们偷走的?”记者问道。


“不不不,千万别用偷这个字,他们应该是很困难,才会拿这些东西。”他连忙摆手,阻止记者往下说。


也有不少人利用殷昌杰的好心来骗钱。曾经有四个女孩找上殷昌杰,说来厦门找工作,没钱交房租。殷昌杰帮她们租了房子,交了房租,过些天买了水果去看望,才发现这几个女孩子花钱大手大脚,吃穿都很奢侈。他二话没说,放下水果就走了。


最让殷昌杰生气的不是丢东西,也不是受骗。有一次,这位“退伍老兵”拿着扶贫告示到楼下一家文印店去复印,老板讥笑他:“我们大陆人才不像你们台湾人这么傻,拿着自己的钱白白送给人家。”


“什么大陆人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你没看见你们的电视上也在播放排队捐钱的画面吗?”殷昌杰气得掉头就走,“宁可走远一些,价格贵些,我也不愿再去那家店。”


几年来,保姆一直称呼殷昌杰为“老板”。但她抱怨,老板的衣服全是地摊上的便宜货,沾水就起毛,很难洗。“没有一件超过10块钱的,做什么老板噢”。她边摇头边用力刷着衣服。更让她费解的是,殷昌杰一直不肯买洗衣机,说费水。洗衣服剩下的水,还留着冲厕所用。


有人曾和殷昌杰开玩笑,说他节俭得“一根牙签掰成两段用”,这还真提醒了他。如今,殷昌杰桌面上的牙签罐里,所有的牙签都被掰成了两段;一包纸巾,他翻来覆去要用一个星期。


闲下来时,他还会拿着一个垃圾桶,到公园一带捡垃圾。他说,这样一来可以把回收的废品卖掉,赚一笔小钱,用来捐资助学,二来也能为环保做点儿贡献。红色的垃圾桶上,贴着几个大字:“你丢我捡,其乐无穷”。


没人会想到,这个捡垃圾的老人,在台湾有三层楼的花园洋房,两辆轿车,四个儿女都有丰厚稳定的收入。但殷昌杰从来不告诉他们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亲友们也都以为他在大陆享清福呢。


直到今年春节,大女儿偶然间看到大陆当地电视台录制的有关殷昌杰的节目,打电话来哭着问:“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到那儿去受苦呢?”也有朋友打电话质问他:“你为什么拿着台湾的钱去大陆扶贫?”


殷昌杰似乎并不在乎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我告诉他们,行善归行善,政治归政治。”他双手一摊说,“两岸终归一家人嘛。”


殷昌杰的住处,是一个用三合板隔起来的小房间,走三四步就到头。墙上贴满了和“反台独”相关的标语和新闻。由于采光不足,房间里显得昏暗,一不留神就会撞到空中横七竖八拉着的电线。屋内最精致的物件,是一个当地政府颁发的白色玻璃奖杯,以及斜靠在奖杯基座上的一张女孩的照片。


“这个女孩在这儿住了半年,我没收她一分钱。现在考上大学了,就留了这张照片给我。”殷昌杰说。老人最大的遗憾是,那些受他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没有一个人来向他告别;他住院时,也没有一个学生去看过他;6年来,他只收到过一张贺年卡,还没有署名。


“不过他们都是孩子,不能计较这些。”他摆摆手,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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