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兵和84份“阵亡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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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位老兵和84份“阵亡通知书”

当河北省晋州市庄合寨村84岁的王沧言老人意外收到丈夫路焕文的“阵亡通知书”时,悲喜交集。57年的苦苦等待和寻找,终于有了结果:丈夫原来是解放战争的烈士。


收到半个多世纪前发出的“阵亡通知书”的烈属还有另外23户,这些通知书全部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一个叫王艾甫的人——一位为寻找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遗属而奔波了10年的老兵。


偶然发现的84份“阵亡通知书”


今年67岁的王艾甫是山西太原收藏协会会长。1996年的一天,他在一个旧书摊发现4本发黄的《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记载了866名解放军阵亡将士的基本情况,里面还夹带着84份“阵亡通知书”,籍贯涉及湖北、山西、河北等10个省区。王艾甫用3000元买下这套登记册——这些钱相当于他当时一年的收入。


太原战役发生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此役歼敌12万人,我军牺牲1.8万人,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


这些部队的资料究竟是真是假?怎么会遗落在民间?王艾甫找到有关专家求证。山西省军区党史研究室主任高荣贵仔细对照有关史料后确认:登记册上记录的确实是当年解放太原战役时一些阵亡将士名单,可能因为部队经常转移,不慎流落民间。曾参加过太原战役的原十四军副军长王立岗说,这本册子上的名单与当时十九兵团和二十兵团的情况是一致的,印章也确是当时的印章。


为烈士“寻亲”


看着一张张发黄的“阵亡通知书”,有20年军龄,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王艾甫想起了昔日的战友张广元。这位曾经救过他生命的战友牺牲后,王艾甫亲手掩埋了他的遗体。而在张广元家乡县民政部门,竟然查阅不到任何有关这位烈士的记载。战争中有多少个张广元?每当夜深人静,王艾甫总是难以入眠。


王艾甫萌生了为烈士“寻亲”的想法。“我不敢想像,当年他们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倒下的情景;我也不敢想像,一位位烈士的亲人遥望远方、悲痛欲绝的情景。为烈士‘寻亲’,只是一种纪念的形式,但这种形式的实质是:我们应该为先烈招魂!”王艾甫在记事本扉页上写道。


这一“寻”就是10年。


10年来,王艾甫走遍了太原市5个烈士陵园,查阅了数千位烈士资料,一一核对人名找到了这84位烈士的安葬地点。他按“阵亡通知书”上的地址逐一给烈士亲属写信,给当地民政、公安部门打电话,还经常到外省实地寻找。因此而支出的路费、接待烈士家属来太原祭奠等花了几万元。去年,他把一家三代仅有的70平方米房屋抵押贷款7万元。为了烈士的英魂能够安息,千难万难他也要坚持下去。


“阵亡通知书”诉说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些“阵亡通知书”上手工绘制的表格用钢笔填写,内容栏中还记载了烈士的英勇事迹。遗憾的是,在烈士们的籍贯栏中,竟有29个是空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甚至来不及让身边战友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年轻的生命便如流星匆匆划过天际。


一张张发黄的纸片,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记载着过去的硝烟与鲜血:


“赵献,605团4连副指导员,1943年入党,1946年入伍,牺牲时23岁,籍贯不详。”“一、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残酷的‘五一’扫荡中他抢救革命干部。一贯工作积极、埋头苦干。1948年经过两次远征。刻苦精神好,团结每个同志;二、在战斗中勇敢、不怕牺牲,在负伤后还鼓舞大家,我死了是为了革命,也是光荣的,只要你们完成任务。”


“龙华章,604团战士,牺牲时32岁,1949年2月入伍,贵州同仁县明组乡新庄村人,安葬地点为太原市新城东门外北角。”他的英勇事迹被描述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


……


去年11月,王艾甫卖掉了收藏的300块银元,凑足了1万元路费寻找“湖北云县双郝村”郝戴虎烈士的家属。经了解才知道,“云县”原是云梦县之误,解放前的“双郝村”已更名为钟垸村。听说失踪50多年的郝戴虎有了消息,而且还是革命烈士,小小的钟垸村沸腾了。几十位老人聚集在村委会,燃起鞭炮迎接王艾甫。村委会主任郝朝阳说:“没想到我们村还有这样的革命英雄!我们要专门建一个小陈列室,让年轻人都学一学。”


解开烈属半个多世纪的“心结”


王艾甫在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桂井村找到了烈士孙耀72岁的女儿孙秀峰。孙耀自1937年参军后就没有下落,孙秀峰和母亲、女儿一家三代辗转十几个地方寻找都一无所获。母亲临去世时还抱怨:“你爹不要咱娘俩了,到城里享福了。”孙秀峰从王艾甫手中接过“阵亡通知书”,哭了半个多小时,反复说的只有两个字:“谢谢!”


在河北省民政部门配合下,王艾甫找到了赵献烈士的家乡正定县诸福屯镇朱河村。已80岁的赵献妻子梁贵兰哭着说:“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赵献就应征入伍。当时是悄悄走的,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我也没敢去送他。”


在贵州省有关方面帮助下,王艾甫找到了龙华章烈士的家乡贵州省铜仁市(“阵亡通知书”上误作同仁县),过去的明组乡已改为河西办事处。龙华章的侄子龙和生清楚地记得:“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叔叔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我哭着到乡政府找,但没有找到,此后就没有音信。”


河北的王沧言老人知道了丈夫路焕文的下落后,忍不住老泪纵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本来已经绝望了,这下夫妻可以合葬了。”


接过“寻亲接力棒”


由于登记册和“阵亡通知书”上大部分地址写得过于简单,加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很多地方的地名都发生了变化,王艾甫10年寻找,只找到不足10位烈士的亲属,于是就求助于媒体。


王艾甫为英烈“寻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地方媒体或派记者帮助寻找,或刊登英烈名单与读者互动找线索,《武汉晚报》记者汤华明复印了11名湖北籍英烈的名单,利用去年国庆节黄金周时间,深入湖北各村镇逐个寻找,找到3名英烈的亲属。《燕赵晚报》记者刘勇峰说,因为他报道了“寻亲”新闻,在今年5月份以来平均每天都会接到十来个提供线索的电话。人们对英雄的尊敬和仰慕使他深受感动。


媒体的介入在大江南北掀起一股“寻亲热”。去年寒假,华中科技大学组织170名湖北籍大学生参与“寻亲”。他们分成6组拉网式查找,走访了湖北籍烈士所在6个县、市的100多个村庄,累计行程上万里,为5位烈士找到亲人。为寻找“襄阳县郭耀山”烈士的亲属,他们逐一到村名带“郭”字的地方找,直到第三天,在郭家湾村无意中碰到71岁的郭景树老人,终于找到郭耀山家。


华中科技大学团委副书记陈钢说,84名英烈中尚有60位的亲属没有找到,他们将在今年暑假选拔300名大学生接过“寻亲接力棒”,把活动向全国推开,让“寻亲之旅”成为大学生的信念之旅、净化心灵之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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