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死异国 张国焘晚年的悲惨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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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客死异国 张国焘晚年的悲惨岁月

公元1979年冬天。太平洋彼岸。加拿大。多伦多。


十多天的大雪,把城市粉饰得一片雪白。一个漆黑的夜晚,寒风夹着大雪吹开了日久失修的窗牖。并不温暖的房间里,靠窗口那张床上的老者,身上盖着的毯子掉在了地上,他被冻醒了。这是位于市郊山冈上的多伦多市福利医院,这个沦落异国他乡的老者,曾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张国焘。


1


台湾的日子不好过啊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此时的张国焘,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心知肚明。他匆忙关闭了惨淡经营近一年的《创进》周刊,拟飞往台湾。但当时从大陆飞抵台湾的机票十分紧张,且蒋介石又曾当面指示过毛人凤,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因此,当张国焘找到毛人凤时,对方“勉励”他与党国共存亡。


张国焘刚走,毛人凤即拨通了蒋介石私宅的电话,向他汇报了张国焘的要求。蒋介石生气地说:“这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叛徒还会死心塌地跟着我们?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回到居所后,张国焘坐立不安。他自然是不愿意“与党国共存亡”的。于是通过各种关系,到处“求神拜佛”,终于在1948年11月举家登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


到了台北后,张国焘仍旧处处受挫。国民党政府已如丧家之犬,自顾不暇,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管他。一年后,张国焘全家的栖身之地———台北市新北段的一栋房子,又遭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大员强占。四处碰壁、无处告状的张国焘,此时的景况堪称无限凄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眼看蒋家王朝已成明日黄花。这年冬天,张国焘举家迁往香港,另谋发展。


2


在香港的凄惨与反动生活


张国焘到香港以后,化名为“凯音”。他暗中拜访了当时正在组织第三势力运动的顾孟余等人,并与他们同病相怜,沆瀣一气,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张国焘当初在鄂豫皖苏区执掌大权的时候,曾借“改组派”的“莫须有”罪名,杀害了根据地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而顾孟余就是早年臭名昭著的国民党“改组派”元老之一。时隔多年,他们两人竟共同举起了合作的酒杯,称兄道弟。这真是时光老人开的一个大玩笑。


就这样,所谓的“民主战斗同盟”于港岛粉墨登场了。张、顾等人又同时创办了《中国之声》杂志,借以鼓吹其所谓的“民主思想”。张国焘兼任该杂志社社长,主编则由时任“民主战斗同盟”宣传部长的李微尘担任。这段时间内,张国焘又被国民党势力在香港的爪牙盯上了。当时张国焘社会活动频繁,着实让特务们忙活了一阵子。不久,张国焘同李微尘为办刊方向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此时“民主战斗同盟”的内部也四分五裂,张国焘被迫辞去了他所担任的社长职务,结束了他热衷一辈子的政治生活,彻底离开了他熟悉的政治舞台。


不久以后,他又跻身一个新的投机领域———商海之中。


1950年,远东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市场上的黄金价格猛涨。此时张国焘正为家计发愁,生活捉襟见肘,于是立即找到一个平时有些交情的当铺老板,将全部家当以5000美元作了抵押,他要在香港金融市场大干一番“炒黄金”的生意。也许人们不曾想到,当初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曾大骂“小人求利”。


一天,张国焘正与家人共进晚餐。突然,他脸色骤变,苍白如纸,毫无血色。原来收音机里正广播:“此次金价大幅度下跌……”在这次国际黄金价格风波中,张家几乎血本无归。为了生计,张国焘一家人只得四处奔波。谁料祸不单行,一天,张妻杨子烈去朋友家借钱,不小心踩着了一块香蕉皮,重重跌了一跤,摔断了臀盘骨。幸亏当时有路人帮忙,立即叫了计程车送她到医院。这几个好心的路人还拼凑出了一笔钱,医院这才同意给杨子烈办住院手续。


杨子烈这次住院治病,使张国焘本来就拮据的经济状况愈加恶化。为了支付庞大的医疗费用,他多次低声下气地来到自己以前曾经蔑视过的下属、熟人、同乡家里借钱,什么难听话都不得不听着。遗憾的是,杨子烈的腿最终没有治好,她成了个跛子。


这一段日子,是张国焘一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时期,全家的生活主要靠大儿子张海威教书来维持。地主家庭出身的张国焘,从小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他不甘心,又在思索着新的发财捷径。


一天晚上,张国焘独自徘徊在大街上。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就是美国领事馆。他暗忖:“他们一定会对我所知道的事情感兴趣的。”张国焘瞳孔里放出异样的光彩,几乎是冲到了领事馆的大门口。


“我是张国焘,我要见领事先生,我有要紧事!”然而,门卫并不理睬他。几经周折,门卫终于拨响了内线电话。在张国焘的再三解释下,领事馆内才走出一个人,将他接了进去。


张国焘并没有见到领事本人,只见到了一名普通的情报人员。张国焘表示愿意向他们出卖中共的珍贵历史资料。可对方出奇地冷淡:“你先写一点儿,然后我们再谈具体如何合作的问题,好吗?”这个高鼻梁金发男子的眼镜片背后,闪过一丝西方式狡黠的目光。


对于张国焘提供的情报,老奸巨猾的美国鬼子,始终只愿意零买,双手捂紧口袋,给的钱少得可怜。张国焘四处奔波,形同乞讨,极度凄惨,十分潦倒。他那借此机会改善生存处境的美好而天真的想法,也终于残酷地破灭了。


1961年,对张国焘而言可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生活开始出现亮色。一天,张国焘像往常一样地打开自己的信箱,取出一封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信函。此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是一封约稿信,让他撰写回忆录。


张国焘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他非常清楚,接下这份稿约不但可以获取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以凭其为自己在党内所犯下的错误作辩解。经过多次联系,堪萨斯大学同意考虑张国焘艰难的生活处境,以研究费的名义,每月先发给他2000港币,用为家庭日常开支。当时张国焘全家的境况相当窘迫,这2000港币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所以杨子烈在以后的回忆录中,总是哀叹生计的艰难。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的张国焘心情舒畅多了,每天清晨一起床就开始工作,常常忙到深夜还在写个不停。他也偶尔出门散散心,到离家半里远的一个小图书馆查阅资料,翻翻杂志报纸。劳碌之余,饭桌上多了一些久违的笑声。


就这样,经过了四个寒暑之后,一部厚达一千三百多页、洋洋百万言的回忆录,在张国焘笔下“隆重”诞生了。从1966年开始,香港《明报月刊》以《我的回忆》为题,定期全文连载,竟受到了不少读者青睐。到1971年时,该书的单行本分三册陆续出版,销量很好。于是出版商大量印发,狠发了一笔。这本书后来又流传到了海外。就在张国焘摇身一变成为热点人物之后,他的妻子杨子烈也写了一本名为《往事如烟》的回忆录,但出版商嫌这个书名太隐晦,不容易吸引读者,再说张国焘现在已经“名声在外”,于是他们把这本书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果然,该书又引起轰动并获得了不俗的收益。


张国焘全家终于从写书、出书的经历中,大大改善了生活处境。张国焘的朋友又多起来了,客厅里常有文人墨客高谈阔论。此时,三亲六故每逢有难,找到张国焘借钱,他总是慷慨大方、一掷千金。在他的心目中,自己仿佛又成了救世主。很快,阔绰的家庭支出迅速吞噬了张国焘出卖良心与人格所换来的钞票。


1966年,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香港与大陆近在咫尺,也受到了辐射。当时,广东的红卫兵曾试图冲击港岛,扬言要“打过罗湖桥”,把当年企图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叛徒张国焘揪回大陆,接受“历史的审判”。张氏夫妇通过在大陆的亲友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极度恐慌,如坐针毡。


而且,香港市内也爆发了几次红色工人游行。工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走上街头,高叫:“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他们蜂拥着穿过大街小巷,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传遍了这弹丸之地的每一寸角落。张国焘被工人们的革命激情吓坏了,他深居简出,不再在公众场合露面。尽管张国焘足不出户,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还是常常有人写信或打电话到他家里来,对他进行威胁与要挟。


一天晚上,张国焘正酣然熟睡。突然,“哗啦”一声巨响,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他猛然拉亮床头灯,披衣下床,这才看见,自家的一扇窗玻璃已被一块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砖头砸得粉碎。张国焘呆望着窗户上的大洞,直立良久。猝然间他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要走!我要离开!”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3


流亡加拿大


1968年,不堪煎熬的张国焘与杨子烈终于走出了港岛,背井离乡,漂洋过海,首先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他的次子张楚湘,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但是,张国焘很不习惯这儿的生活。没过多久,他便又偕杨子烈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张国焘夫妇膝下三子: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小儿子张海川也在多伦多,做工程师。张、杨抵达多伦多市后,暂住在小儿子张海川家。


多伦多位于美、加两国间的五大湖区,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城市。张国焘、杨子烈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打算就在此地终其天年,毕竟他们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者了。


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国焘,常常看电视,读报纸,了解国内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出于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本能仇恨,张国焘仍多次撰文,攻击中共和党的领导人,并以此“盛誉一时”,被台湾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尊”称为“反共强人”。


可惜老天常不遂人意,这种轻松恬淡的生活并没有过上多少年。当时,张国焘夫妇是与小儿子住在一起,住所已显得有些狭窄、局促。一天晚上,张海川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酷爱幺儿的杨子烈连忙走上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张海川支支吾吾,半天不肯说。杨子烈追问了好一阵子,他才告诉母亲,自己与一个女孩已热恋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早就打算结婚,但因为房子太小,他又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让父母搬出去,所以结婚的事便一搁再搁。刚才,二人又因为这事吵了一架。


杨子烈与张国焘商量之后,决定不影响儿子的终身大事,双双搬进了由加拿大政府创办的免费养老院。在养老院中,张国焘的思想越来越消极了。他常常一个人散步到教堂,与神父们聊天,沉湎于宗教的幻想之中,他还经常蜷缩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进行祈祷和忏悔。


1976年的一天,张国焘正在养老院中与几个教友交换着对于上帝、对人生的体会。可万能的上帝并未赐予他这个异乡人以福音——因为突发中风,他猛然栽倒在地上。


中风后的张国焘,右侧身体瘫痪。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他被迫转入了虽然简陋却是免费的官办老人医院。


4


多伦多好大的雪


张国焘住进官办福利医院后,杨子烈则住进官办养老院。


加拿大的冬天,冷得出奇。老人医院条件并不好,病人多,医生少,护士都是由修女充当。节令已到隆冬,而病房里的暖气却忽有忽停,夜里也没有值班的护士。张国焘与一名红发老者挤在狭小的房间里,苦度日月。偶尔杨子烈会从养老院赶来看看他,给他一点儿慰藉。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贫病交加,死于老人医院。两天后埋葬于多伦多市郊某公墓。当天,该市一小报刊发消息:“前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前日病死于多伦多老人医院,终年82岁。”


1980年1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了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蔡孟坚是张国焘的同乡,张国焘死后,杨子烈与他通了电话,讲了丈夫死前的情况:“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







■摘自《名人传记》2006年第6期李子迟元行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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