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接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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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接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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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件发生于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这一年的会试,由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纪善人白信蹈等主考。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考取第一,全榜没有一个北方人。


应试的举人议论纷纷,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故偏袒南人。朱元璋遂命侍讲张信等检查考卷,北方考生还是没有合格的,朱元璋很不高兴。这时有人告发张信等受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故意不拿合格的考卷评阅。朱元璋大怒,就将白信蹈等杀了,刘三吾、宋琮充军,更亲自出题重考,结果考取的61人全是北方人。时称这次会试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


其实当时北方经过长期战乱,在经济、教育、文化发展上,南方均高于北方。刘三吾等录取考生,是凭考卷内容决定,不一定存有南北地域之见。但经过北方考生几次**,引起朱元璋注意。他为了争取笼络北方的知识分子,遂主持重考,一榜录取的全是北方人,显然是从政治出发,维护大一统专制统治,并非单纯从考卷的优劣出发,这也充分说明科举考试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特点。


2、钦定教科书


中国古代统治者垄断科场的一种方式就是限定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并且往往由皇帝亲自参与制订。如唐朝统一后,太宗即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文字,撰成《五经定本》,令孔颖达解释五经经文和注文,撰成《五经正义》,然后以官书的形式颁行全国,作为士人读书及应试的教科书。南宋时,宋理宗大力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自此至清,历代统治者提倡理学,《四书集注》也被定为士人的必读注本,应试举人也必须以此为本旨,模仿古人语气来撰写文章,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不可擅自发挥。


儒家典籍成范本


明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和刘基等人制订科举,以《四书》、《五经》作为命题的依据。成祖朱棣将之颁行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并将其立为「学者之根本」。《四书》于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地位更为突出,乾隆皇帝指示桐城派散文家的始祖方苞选编明清两朝名家的八股文,撰成《钦定四书文》,作为八股文考试的示范文体。应试者只能根据范文模式应考,不得联系社会实际,随意发挥。


钦定教科书进一步束缚了士人思想,将知识分子奴化成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3、八股文与八股学子


八股文是明清两朝规定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又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等,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非常具体和死板。


何为八股?


每篇文章都是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从起股到束股的四段中,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叫「八股文」。每一部分之间都要以固定的虚词「今夫」、「苟其然」、「也乎哉」等相连接,甚至每部分写多少字句都有规定。


同时,士子考试时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并且强调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这种考试文体,严格限制考生有任何个人见解和自由发挥,从而禁锢思想,使士人只为高度集权的政权服务。


读书人的悲歌


清代学者、医学家徐大椿对学习八股文的读书人,有以下辛辣的讽刺:「读书人,最不齐(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反映出八股取士制度下读书人的呆板、迂腐和无能,正是文化专制的最佳写照。


六、言论禁忌


言论禁忌是统一思想、 维护专制统治的方式之一。 在儒家经典《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就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讹言惑众」,制裁以言惑众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建立后,统治者加强控制言论,文字狱、谏谤之祸、禁书焚书等不计其数。


文字狱是统治者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引申曲解,再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统治者以强权压制言论自由,镇压有反叛思想或意识的知识分子,以便巩固专制统治。


中国古代社会进谏之风较盛,谏谤之祸也较多,主要原因在于进谏威胁到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独裁。


禁书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控制言论、禁锢思想、围剿文化的主要手段。政府禁止刊印、流布和阅读不利专制统治的文化典籍。清朝统治者还利用编书的机会,篡改和焚毁不利专制统治的图书。


言论禁忌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强化文化专制的措施之一,用以束缚思想、剥夺言论自由的权力和抑制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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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勤

-- 发布时间:2004-11-23 2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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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狱


文字狱是强化文化专制的重要措施,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如笔祸、诗狱(或诗案)、表笺祸、史狱(或史案)、书案、逆书案等。统治者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引申曲解,再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文字狱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而被崔杼杀掉。齐国史官记载这段历史时,秉笔直书「崔杼弒其君」。臣杀君或子女杀死父母为「弒」,这表明史官的态度。崔杼因而接连杀了两位直书「弒」字的史官。


明清文字狱最烈


文字狱自此兴起,直至清朝光绪(1875-1908年)末年仍然存在,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文字狱最猖獗的是明初朱元璋朝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文字狱共计160多次,仅乾隆朝就有130多次。在这种高压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道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文字狱的恐惧。


秦始皇时,以王绾、淳于越为代表的孔孟正统派和以李斯为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就如何治理国家发生冲突。淳于越等认为「事不师古」就不能长治久安,因此劝谏秦始皇「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


丞相李斯则认为,国家体制问题早在秦朝初建时就已经解决,竟然还有人提出恢复分封制,这都是儒学之士以古非今的表现。若不加禁止,必然威胁皇帝权威,遂向秦始皇建议焚《诗》、《书》,禁私学。这正符合秦始皇强化刚建立起来的统一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遂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令焚书。

次年,秦始皇宠信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私下攻击他,并且逃之夭夭。秦始皇迁怒于儒生,将460名儒生坑杀于咸阳,成为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开了政治干预学术的先例,不但毁坏大量珍贵文化典籍,迫害知识分子,更使春秋战国以来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遭到严重打击,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结束。


乌台诗案


北宋长期积弱,到神宗朝(1068-1085年)国家社会危机四伏,遂起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变法与朝中旧党发生利益冲突,遂导致新旧党争。新旧党人于文字上痛下功夫,罗织罪名,构筑文字狱,以图一举打跨对方。


元丰二年(1079年),就发生了以苏轼为对象的乌台诗案。苏轼是北宋著名文人,也是旧党领袖。元丰二年他任职湖州时,写有《湖州谢上表》,其中有「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句。新党认为这是在讽刺变法派「新进」喜欢「生事」,是在谤讪讥骂,「侮慢」朝廷,于是由御史台 的官员多次上疏弹劾苏轼,终于形成文字狱。


苏轼被贬官,株连的还有黄庭坚、苏辙、司马光、王巩、王诜、李清臣等29人。因这案由御史台经办,时称其为「乌台」,故此案有「乌台诗案」之称。苏轼号东坡居士,因此又称「东坡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党争的产物,对于苏轼个人来说,完全是因为诗文而引起的一场政治迫害。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粗暴干涉文化,无疑是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剧。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卑微,所以他疑心极重,文忌极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和迫害也更野蛮及残暴,以各种方式制造文字狱案。例如由于他曾当过和尚,当过红巾军的小兵,因此十分忌讳「贼」、「寇」、「僧」、「生」、「光」、「秃」、「髡」等字眼,连和「贼」音近的「则」,也看了有气。


一次,中书詹希原曾为太学集贤门题字,詹希原所题的「门」字,「右直微勾起」。朱元璋看后说:「我正要招纳贤才,你却将门闭起,这不是要堵塞我的招贤之路吗?」遂将詹希原杀了,将门字上的勾用粉涂掉。


不仅如此,朱元璋连民间取名也作了限制,禁止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等字或称呼,违者都处重刑。


朱元璋强调「以猛治国」,大肆杀戮,所以他制造的文字狱比前代更残暴,人人自危,「思不出位」。这不但窒息了文化思想,对明清两朝的文字狱也产生深远影响。


庄氏史狱


庄氏史狱是发生在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一场文字狱,又称「明史案」。庄氏指庄廷鑨,字子相,浙江湖州府南浔镇有名富户。他曾购得明末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概》书稿,请人增补崇祯朝和南明史事,易名《明史辑略》。


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鑨病死。他父亲庄允城延请明崇祯朝进士李令皙为书作序,并将参加修订的人列入书中。当时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也被列为参订者。十七年,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出资,将此书以庄廷鑨之名刻印行世。次年,查、陆、范闻说此事,恐招惹灾祸,就将该书呈报按察衙门备案,遂掀起一桩文字狱。


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裁决,庄廷鑨被开棺戮尸,庄允城受酷刑而死,亦被戮尸,庄家16岁以上男子全被处死,妻女发配,凡是写序、刻印、校阅、售书、买书者和有关地方官吏均受牵连,结果70多人被杀,数百人充军边疆。


这部《明史辑略》只是实录清朝统治者不愿提起的历史,但清廷却视之为谋反大案,株连数百人。究其原因,无非是清廷要震慑人心,巩固刚建立的满清政权。


出奇料理


「出奇料理」是指清朝雍正皇帝在吕留良、曾静一案中所采取出人意料的处理方式。此案是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桩文字狱。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1653年)中秀才,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他不应召,后削发为僧,著书立说,宣扬反清思想。时湖南永兴人曾静读过他的书,颇有同感,引为同好,更想有所作为。他认为陕甘总督岳钟琪是宋朝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更常以此标榜,应该有复明抗清的思想,于是派弟子张熙游说岳钟琪反清。但岳钟琪立即拘捕曾静和张熙,并上报雍正。


当时吕留良已去世,雍正下令将其剖棺戮尸,枭首示众,但对曾静和张熙却「出奇料理」,没有杀他们,更亲自与两人进行辩论,写下长篇谕旨,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教他们四处现身说法。同时雍正下谕旨,征求全国府学生员与国子监生关于吕留良是否该按律判刑的意见。雍正此举其实是要彻底肃清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


沈德潜狱


此文字狱案发生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乾隆朝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向朝廷进呈所选《国朝诗别裁集》,奏请题词。乾隆阅后,认为书中存在缺失,如将「品行有亏」的钱谦益列在卷首等,下令由内廷翰林「校精去留」,销毁原版,重新制版。


另外,沈德潜写有《咏黑牡丹》一诗,其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一句,也被认为是指斥朝廷,侮辱满族。


死后也要戮尸示众


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诗案爆发,沈德潜因而致祸。徐述夔是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所著《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清廷指「明朝」之「朝」乃是「朝都」之「朝」,不用「上」、「到」,而用「去清都」,显然「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句中,清廷认为「壶儿」即胡儿,比喻满人,有诽谤、侮蔑之意。徐述夔因此被戮尸示众。


因沈德潜曾为《一柱楼诗集》作序,称徐述夔「文章品行皆可法」,故亦受株连。其时沈德潜已故,朝廷下令削其官爵封号,拆毁祭赐碑文。次年又追回御赐墨宝、诗章、碑帖、木杖、坐缛及寿佛等。仅因为一句诗、一句话,朝廷连死人也不放过。


2、谏谤之祸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谏谤之祸不绝于书。从桀纣开始,即有拒谏诛忠的事件,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直臣诤臣因直言不讳、据理进谏而遭到打击报复以至杀身之祸。


古代社会提倡君主纳谏和臣子进谏之风,但为何还会多有谏谤之祸?首先,进谏谤议触及君主的专断权力。进谏谤议者不乏有才干及品质正直的士人,他们与专制主义下刚愎自用、主观武断的君主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言行实际上是在质疑及冲击君主的绝对权威。


臣谏挑战君主权威


君主纳谏最难,臣子进谏最险,「武战死,文谏死」,臣子向皇帝犯颜直谏,要冒杀身灭族的危险。即使进谏者抱着赤诚之心,都是挑战君主专断权力及地位,君主随时可对进谏者给予打击。历史上进谏谤议者的悲剧也就一再上演。


只有明君贤主才能容纳进谏谤议,但贤君少见,昏主多有,虚心纳谏的帝王不多,所以进谏谤议的祸事多有发生。


夫差杀伍子胥


春秋时期著名的谏祸是吴王夫差杀伍子胥。伍子胥是楚国人,因受迫害逃往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谋臣。吴越两国交战,阖闾领兵伐越,受伤而死,夫差继位后,立志报仇,大败越国。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并贿赂吴太宰伯嚭,蓄意复仇。伍子胥多次劝夫差乘胜灭越,力言「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但夫差不听伍子胥谏言,专力北上攻齐。夫差派他出使齐国,他将儿子托付给齐人鲍牧,夫差对他起疑心,伯嚭乘机进谗言。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刎。


伍子胥心怀愤恨,临死时说:「我死之后,在我坟墓旁种上梓树,长大后好做棺材(意思是吴国必亡,到时候用得上)。将我的眼珠挖出来挂在国都东门上,让我亲眼看越王灭吴。」


夫差听说后,命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套子内,扔到江中。九年后,吴被越所灭,夫差被俘,悔恨不听伍子胥言,自刭而死。


伍子胥对夫差忠心耿耿,于国事深谋远虑,犯颜直谏,夫差却听信谗言,不辨是非,错杀忠良。


表笺之祸


表笺之祸也是文字狱的一种形式。明初,逢喜庆节日,各级官员都要向皇帝写表笺以示祝贺。但因朱元璋称帝后,忌讳很多,官员一不小心,祝贺的表笺就会触犯忌讳,招来杀身之祸。


如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其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当然是指和尚庙了。于是下令将作表笺的人一概处死。


另一份表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语,「式君父」被朱元璋念成「失君父」,说是诅咒;一份《万寿贺表》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法坤」就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


有个叫来复的和尚作了一首谢恩诗,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更触怒朱元璋,认为「殊」字分开就是「歹朱」,「无德」也是骂他的话。上表笺者因此全部被杀。明初著名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也先后被杀。


表笺之祸与朱元璋的整肃思想联在一起,前后被杀的人达十几万。这种野蛮的残酷杀戮,是朱元璋巩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以文字狱的形式付诸实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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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勤

-- 发布时间:2004-11-23 2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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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书


中国历代统治者经常禁止民间刊印、流布及阅读那些可能危及专制统治的书籍。这些书籍有的全部被禁,有的部分被禁,有的被焚、被毁,或被篡改。 在清代,完全被禁之书称为全毁书,部分被禁之书称为抽毁书。禁书之举可以上溯至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商鞅提出焚毁《诗》、《书》,禁绝游说。自此至清末,历代统治者大都贯彻这政策。


禁书做得最「出色」的,要算清代乾隆皇帝(1736-1795年)。乾隆下令在全国查缴应毁「禁书」,并在各省、府、州、县等地方官府设「收书局」,专责检查收缴各类「违碍禁书」。清朝统治者还藉编书之机,篡改和焚毁危害政权的书籍。


以修书为名禁书


乾隆时期编辑的《四库全书》,前后历时十年,收书3,457种,75,000余卷。但在编辑过程中被销毁和禁绝的书籍就达2,400多种,被编入的书籍也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四库全书》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有「功魁罪首」之称。


禁书是禁锢思想的重要举措,体现了王朝思想、种族意识和皇权观念,是王朝巩固专制统治的主要措施。

中国历代统治者经常禁止民间刊印、流布及阅读那些可能危及专制统治的书籍。这些书籍有的全部被禁,有的部分被禁,有的被焚、被毁,或被篡改。 在清代,完全被禁之书称为全毁书,部分被禁之书称为抽毁书。禁书之举可以上溯至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商鞅提出焚毁《诗》、《书》,禁绝游说。自此至清末,历代统治者大都贯彻这政策。


禁书做得最「出色」的,要算清代乾隆皇帝(1736-1795年)。乾隆下令在全国查缴应毁「禁书」,并在各省、府、州、县等地方官府设「收书局」,专责检查收缴各类「违碍禁书」。清朝统治者还藉编书之机,篡改和焚毁危害政权的书籍。


商鞅变法


战国初年,秦国在与东方列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秦孝公即位后,为改变秦国的落后局面,下令求贤,以变法图强。商鞅自魏入秦,说孝公,立新法。


商鞅原名卫鞅,是卫国贵族,又名公孙鞅,后变法有功,受封于商,称商君,后世称他为商鞅。商鞅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从各方面加强国君集权统治,以达致富国强兵。


商鞅认为军队和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儒家讲求《诗》、《书》、礼、乐、仁、义,是巧言伪道,侵蚀国家的「六虱」,故应焚毁《诗》、《书》,彰明法令,禁绝游说。这是君主集权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具体实践。其后韩非继承并发展这主张,提出言轨于法、以吏为师,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落实文化专制主义。


小说、戏曲的厄运


小说、戏曲兴起后,文人常常将心中不平渗透进作品中,统治者认为这是对政府的不满,不利政教风化,故加强控制小说与戏曲,或焚毁,或查禁,或删改。与小说、戏剧有关的文祸也经常发生。元代《刑法志》中明确规定:「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


肃清民间不满思想


明代有很多对戏曲和小说的禁令,洪武六年(1373年)明令禁止各地戏班演出帝王圣贤及忠臣义士的故事,特别强调不许亵渎帝王圣贤;也曾诏令禁毁荒诞怪异和历史小说,如瞿佑的《剪灯新话》、施耐庵的《水浒传》等。


清代对小说的禁令更是不绝如缕,《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龙图公案》及《绿野仙踪》等都曾被禁黜。小说和戏曲遭到厄运,是因为统治者认为小说、戏曲一类爱情题材的作品蛊惑人心,伤风败俗,不利统治,所以将其视为淫词,予以禁毁。


一些历史及政治题材的小说与戏曲,由于涉及政治及异族统治等内容,都是统治者极为敏感和憎恶的,统治者禁毁及删改小说和戏剧,主要是加强控制民众思想,严防民间反叛思想蔓延。这对小说和戏曲本身也是大灾难,影响了古代文学的发展。


收书局


好大喜功而又想在「稽古右文」上干出事业的清朝乾隆皇帝,为了编修《四库全书》,下令在全国征书。但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忽然下旨查缴「违碍」书籍,由此将征书活动变成声势浩大的查缴禁书运动。


乾隆下令全国查缴应毁「禁书」,并在各省、府、州、县等地方官府开设「收书局」,专门负责检查、收缴各类「违碍禁书」,以肃清民间反清思想。被列查缴范围的书籍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 内容敌视或鄙视清王朝及其统治者,如屈大均 的诗文;

(二) 内容容易触发汉人的民族感情、特别是对明王朝的感情,如明朝各帝《实录》、《宝训》等;

(三) 与孔孟程朱学说相抵触,如谢济世 的著作;

(四) 作者被清朝统治者所厌恶,因人废言,如钱谦益 的著作。


查缴所得的「禁书」,一律密封、专运,交军机处或《四库全书》馆等机构处理。据学者统计,乾隆查缴禁书的19年里,清廷共焚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刻书板片80,000块以上。民间因避祸而私自烧毁的则更不知凡几。


清廷设收书局查缴「禁书」,毁坏大量文化典籍,酿成一场浩劫,更掀起一桩桩文字狱案,杀害不少文人名士。


七、宗教控制


宗教控制是统治阶级维护专制政体的另一种有效方式。统治者禁教或崇教,都以维护及巩固专制统治为目的。无论哪一种宗教,有利于统治的就提倡,反之则禁止。


各朝提倡与取缔的宗教皆不同,如元朝很推崇佛教,政府专门设有国师(帝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忽必烈时封八思巴为国师,他不仅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更是全国佛教最高统领。元代统治者并打击道教,除《道德经》外,道教其它经典均被列为伪经,忽必烈下令焚毁伪经,禁止醮祠。


但到了明代,道教却倍受尊宠。朱元璋起兵时利用道教制造舆论,道士为其出谋划策,建国后,朝廷尊崇道教;明成祖朱棣发兵「靖难」时也得到道教协助,成祖即位后,遂拨巨资修建道观。明世宗最尊崇道教,甚至毁佛寺,逐僧人。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严禁弥勒教、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民间秘密宗教流传,若有违禁,为首者要被处以绞刑。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君主对宗教的控制是从统治角度出发,利用宗教作为工具,通过宗教来控制人民的思想。


1、崇教


崇教与禁教对于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都是控制臣民思想、巩固专制统治的手段之一。在古代中国流行的宗教,都包含劝人向善、叫人忍受的主张。尤其是佛教,更强调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劝谕信众放弃各种欲望、忍受各种痛苦,要多做善事,逆来顺受,这符合统治者愚化臣民,控制、麻醉被统治者思想的需要。因此,自宗教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之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注意倚重宗教。当某一种宗教与专制统治相吻合时,统治者就会积极推崇。如汉武帝推崇泰一教,唐高祖曾大力提倡道教等。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都崇佛,齐梁时代,统治者佞佛更是达到高潮。当时有人描写社会上的佞佛情形:「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元朝也推崇佛教,政府专门设有国师(帝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顺利,也是由于统治者想将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体制之中的缘故。


佞佛潮流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原来的宗教信仰产生很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几次大规模佞佛潮流。南北朝时期,除了魏太武帝、周武帝曾经灭佛外,其它君主无不佞佛,佛教已俨然成为国教。


君主舍身佛寺


齐梁时代(公元479-557年),统治者佞佛达致高潮,全国上下形成佞佛潮流。齐高帝、武帝、明帝,以及武帝时的文惠太子和竟陵王,都是著名佛奴。梁武帝更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要朝官以巨额金钱(最多达一亿万钱)将他赎回。后来的陈武帝、陈后主也曾舍身佛寺。


在统治者崇佛影响下,当时有人描写佞佛情形:「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西夏也崇奉佛教,统治者以佛教为国教。在建国前后40多年中,西夏至少五次向北宋购买佛经及经帙签牌等。德明和元昊两代皇帝都通晓佛学,曾遣使到宋朝的五台山敬佛供僧。在各地大建庙宇,延揽高僧,大力支援佛教寺院。


佞佛是统治阶级麻痹、禁锢思想的有效方式,是维护统治的手段。


国师(帝师)


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宗教职业者实行蠲免差役的优待政策,因此元代佛、道、伊斯兰教及基督教(时称也里可温教)等不同宗教都可同时并存,但元朝当权者最崇奉的是佛教。忽必烈曾主持佛道辩论,八思巴是佛教的代表,他通晓佛教典籍,熟读中国史书,才思敏捷,在辩论中驳倒道家。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后更升为帝师及大宝法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法旨行于各僧寺。


帝师是受皇帝供奉的最高神职,统领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又是全国佛教最高统领。除了封帝师之外,还封了若干国师,足见忽必烈对佛教的尊宠。元代皇帝即位后都要降诏褒护佛教,「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帝王后妃皆受戒膜拜。


清代以禅宗影响较大,顺治帝曾封临济宗一派的高僧通秀为国师。分封国师及帝师,反映出统治者崇奉宗教,是为了加强控制宗教,也表明宗教对统治的作用举足轻重。


2、禁教


在中国古代,禁教活动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禁教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古代中国与西方不同,并非政教合一的政体,宗教只是政治的附庸,所以当宗教与世俗政权发生冲突时,宗教力量都会败北。


综观中国古代禁教情况,可以发现君主专制政府不但打击威胁专制统治的民间秘密宗教,也会基于政治需要,打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等在社会上具广泛影响力的宗教,甚至会施以大肆杀戮等高压手段。


此外,由于民间宗教多带有秘密结社及反政府的取向,所以政府往往严施镇压。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时曾立法严禁弥勒教、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流传。清朝政府也致力打击秘密宗教组织天地会。


“三五一宗”灭佛事件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灭佛事件,发动者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史称「三武一宗」。


魏太武帝起初崇信佛教,后来改信道教,并限制佛教,下令禁止王公士庶供养僧侣,50岁以下的僧侣还俗。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更传诏全国:「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 无少长悉坑之。」在皇太子庇护下,许多僧徒逃亡与藏匿,幸免于难,但佛像、佛经及寺院则荡然无存。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首次遭到如此大的灾难。


北周建德三年(公元**年),武帝下令废止佛、道二教,僧人、道士还俗为民,烧毁佛像佛经,全国4万余所寺院被废,成为王公私宅,300万僧侣还俗为民。


唐武宗时期,由于寺院经济影响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为了遏制寺院经济恶性膨胀,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采取大规模毁佛措施,共毁寺院4,600余所,勒令还俗僧尼达260,500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这次事件史称「会昌毁佛」,佛教称为「会昌法难」。


五代时期,后周世宗(公元955-959年)锐意改革,曾下令废除寺院3万余所,裁汰僧尼6万余人,并严禁私自剃度,以抑制寺院经济的发展。


排佛事件有的是出于政治斗争,有些则是经济原因而起,但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采取强力政治手段,剥夺信仰自由,是文化专制的表现。

康熙禁教


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时,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发生尖锐冲突,被称为「礼仪之争」。从文化层面来说,它反映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如何相互沟通、融合的问题。但随着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先后介入,争论渐渐从文化层面转向政治层面,罗马教廷试图藉「礼仪之争」干预中国教会内部事务,这与康熙想将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体制,使其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主观愿望发生冲突。「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康熙晚年下令禁教。从康熙晚年直到嘉庆时期(1796-1820年),清政府一反清初对耶稣会士优容礼遇的态度,采取严厉禁教政策,西方传教士被全部驱逐出境。


影响所及,不仅使以传教士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西学东渐潮流为之断落,并导致清政府再次颁布禁海令,实行闭关政策,对中西关系乃至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康熙禁教,归根结底,是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君主专制政体构成威胁所致。


八、结语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体系。它贯穿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阶段,涉及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有着发生、发展、兴盛、成熟的漫长过程,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化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文化禁锢史。这一点,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有较大反差。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禁锢,使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这也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落后于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


文化禁锢这个精神枷锁不砸碎,中华民族就没有腾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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