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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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ZT)

--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


一、文化专制的根源


人类历史上,文化思想上的独裁与政治上的独裁密不可分,专制君主不但要统治臣民,更要进一步控制其思想。因此文化专制和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专制的集权制度,就不可能产生文化专制。文化专制是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思想领域的体现。


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文化专制直接导源于专制政治。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沿袭了2,000多年,这种政体的根本就是统一、集中、专断。为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政权的绝对稳固,使皇位得以传之千秋万代,统治者不仅运用强力的政治、军事及经济措施,更实施严密的文化专制,以肃清所有反叛思想,并控制、欺骗、愚化臣民,打击及排挤各种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力量。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专制主义的内涵, 这是文化专制的理论渊源。先秦诸子百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奠基石,除老庄外,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学派理论,都为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提供理论基础。君权至上、君权神授,君主是「真龙天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观点,都含有专制主义的内涵,成为古代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文化可说是专制主义的附庸,从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到开科取仕,以及传统文化的内涵,都充分说明这一点。


1、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


自秦朝开始,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沿袭2,000多年。君主专制政体高度集权,皇帝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力,不受任何机构或法律制约。这种专制统治不单以强大军力作后盾,并倚仗推行文化专制来臣服子民。


确保政权稳固


君主为了保证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确保专制统治可以稳固与长存,不仅运用强而有力的政治、军事及经济手段,也实施严密的文化专制。排斥异端、专断官场、垄断学术、控制宗教、焚毁书籍及发动文字狱等方法,都是为了肃清可能影响政权稳定的思想学说,打击各种不利君主专制统治的组织力量。朝廷更藉文化专制手段来控制、欺骗及愚化臣民,从思想意识上确立对君主权威的绝对臣服。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专制是出于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


君权至上


中国古代君主有独一无二的名份,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行政、司法、军政、经济等大权集于一身,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绝对权力,国家机构皆为君主办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


君权至上的思想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伊始,就召集群臣议定帝号,将三皇五帝的尊称合起来,号曰「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高政治统治者名称——皇帝之始。此外,为了突出君主的地位,还专门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曰「诏」,天子自称为「朕」。这些名份,将君主置于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


皇帝被神化


汉武帝热衷借助神权来强化君权,他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来制造君权神授说。董仲舒将「天」解释为至高无上的神,皇帝则代表「天意」行使最高权力,听命于上天,行为受上天的监视和约束,不受人间力量的制约,芸芸众生必须臣服于帝王。皇帝被塑造为威严不可侵犯的神。


「君权神授」说为皇帝戴上神圣光环,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由于神化了的皇帝对百姓有更大威慑力,历代君主莫不以这类理论为统治基础,采取各种严酷的文化专制手段来维护其至高至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家天下


中国古代,家天下的观念十分强烈。谁登上天子位,谁就可以控制百姓,占有土地及财富,拥有最高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亲国戚也得享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利及势的关系于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子之位属于皇帝家族所独有,皇位是世袭的,天下实质上是皇帝的家族所有,政权、民众及土地都是属于皇帝一家的,所以财富任意享用,民众任由驱使。皇帝可以将土地大量赏赐给诸王公主,分封给同姓亲属。如汉高祖刘邦铲除异姓诸王,将土地再分封予同姓族人。元太祖铁木真在蒙古高原起兵时,众兄弟就商议:「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就将真定州(今河北省正定县)民户作为太后的「汤沐邑」,同时把中原地区各州所有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


历朝皇帝皆渴望天下永属其后代子孙,基业世代相传。秦始皇就曾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在强烈的家天下观念下,统治者会运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基业。

2、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先秦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除「老庄」之外,儒家、阴阳、墨、法、名、道德等诸家学说,几乎都是为「千世主」而作,其内涵是属于专制主义的。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主被神圣化,掌握必然之理,在天地人间、万事万物中处于枢纽和指挥地位。臣民生来就受君主统治,应当绝对忠于君主,服从君主。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志办事。这些理论学说旨在肯定和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为统治者服务。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位,但忽视了人和人性,有别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般,提倡自由与人性的解放,而是注重统治者如何统治、桎梏、束缚人。这些思想学说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提供理论基础,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幌子,取其专制主义内涵,垄断学术,禁锢思想,使王朝能传之千秋万世。


君尊臣卑


虽然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尊臣卑的等级制却非常普遍且森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等级区分非常分明。「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下,君主处于塔尖,高高在上,以下等级则按照与天子的血缘姻戚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在政权创建和维护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及官职高低的原则排列。


古代关于「礼」的理论就是等级制度的基础。「礼」本质就是讲「分」、讲「别」、讲「贵贱」,其基本精神就是等级制。等级制度在古代社会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特殊阶层在法律上、社会及政治上皆享有特权。


「尊卑贵贱,各有差等」,各有其位,各有其守,不可越雷池一步。从政治特权到田地产业,从婚丧嫁娶到衣食住行,皆体现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尽管王朝兴替,但这一原则却始终不变。这种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不单代表权力的分等,更意味低下阶层者须依附在上位者;低下阶层者丧失人身自由与独立人格,失去精神与思想自主,个人智慧和才干都无从发挥。


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身特殊地位,乃以制度、思想及文化等政策方面加以配合;而实行文化专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维护政治及经济的特权。


奴化思想


君主专制制度下,强调对人的桎梏和束缚。在古代文化思想中,包含许多教化民众俯首服从君主统治的教义,奴化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旨在教育黎民百姓认同不平等的等级观念,不能反抗甚至有任何异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同样是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也是奴化思想的具体表述。


在这种奴化思想束缚制约下,臣民行要合于礼,思要合于道,安于本分,循规蹈矩,甘愿做奴隶,不要自立,不要自由,以致泯灭个性,心甘情愿地被驱使奴役,要「非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无动」。


孔子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民不可知的是当权者实施统治背后深藏不露的动机,所可知的是遵守法令训谕,以及这些法令训谕是如何顺天应人、天经地义。这种观点对统治者而言,无疑是教育民众的金科玉律。


此外,某些宗教宣扬奴化思想,教导信众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自我麻醉,让子民安于现状,向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妥协。这些奴化思想为古代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民众培养独立自主意识及社会民主的发展,都产生消极作用。


二、文化专制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文化专制程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统治者对学术文化领域的控制都是比较严密的。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化专制初兴。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学术掌握在统治者与贵族手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结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思想文化活跃时期,影响深远。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文学、史学、玄学及佛学等发展蓬勃,可是也发生较多谏祸、史祸与诗祸、排佛之祸事件,这是文化专制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隋唐两宋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兴盛时期。除谏谤之祸、诗词文祸、学禁书禁等事件外,朝廷实行开科取仕,统治者以科举为手段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两宋在变法及对金的和战问题上,掀起了激烈、频繁的党争。此外,这时期朝廷推动编纂的大部头类书,对于君主推行文化专制也起到很大作用。


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这是文化专制的颠峰阶段,朝廷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程度,远超过去任何朝代。文字狱正是明清文化专制的高潮和典型。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是持久和严酷的,对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起重要作用。


1、初兴阶段


文化专制起源甚早,夏、商及西周就已经有谏祸。春秋时期,商鞅厉行变法,提出焚毁《诗》、《书》,彰明法令,禁绝游说,这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专制事件。


法家为文化专制之祖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继承及发展这种学说,更提出言轨于法、以吏为师,为禁绝百家学说,实行文化专制以维护君主集权提出实行方案。真正将韩非学说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政体的缔造者秦始皇。


禁绝百家学说及焚书


秦始皇以法家学说作为治国方针,严格控制思想;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私学「相与非法教,率群下以造谤」,因此规定学校由官府包办,严禁私学,在学人员一律「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禁授《诗》、《书》及百家语。这种粗暴的压制手段,毁坏了大量珍贵文化典籍,影响更深远的,是扼杀自春秋中叶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自由学术精神,「焚书坑儒」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浩劫。


西汉定儒于一尊


汉武帝则采纳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奠定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统治地位。


先秦两汉是文化专制的兴起时期,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以后朝代的文化专制起了示范作用。


2、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之秋,但学术文化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汉盛行的经学黯然消退,文学、史学、玄学、佛学等领域开始形成新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的新发展难免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相冲突,因而发生谏祸、史祸与诗祸等事件。


这时期较严重的史祸有桓温阉割《晋阳秋》、苻坚禁毁起居注、崔浩《国书》惨案事件等。朝政黑暗,政权更迭频繁,使许多文人不满现实,写下许多讽刺朝政的诗歌,因此魏晋时期诗祸也不少。


佛教传入与排佛


这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也发生一些祸案。南北朝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不少儒士都从不同角度攻击佛教和佞佛狂潮,指责佛教泛滥成灾,对国计民生、人心风俗造成严重危害。道教信徒也排斥佛教,也有君主以寺院经济坐大,威胁王朝统治为由对佛教予以打击,酿成排佛之祸。


分析魏晋时期的文化专制时,不难看出,当文化领域出现新兴事物,都会引起统治者的警惕,只要是对专制统治不利的事物,他们都会加以压制和扼杀。

3、兴盛阶段


隋唐两宋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兴盛阶段,除了谏谤之祸、诗词文祸、学禁书禁等事件频繁之外,还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 实行科举制度后,统治者以科举为手段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这体现在科考内容方面。隋唐时,科举考试除儒学外,还有书学、算学、律学等内容,但到宋代,儒家经典成为唯一的考试内容,科举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功能大大加强。


二、 宋代党争激烈且频繁,北宋时党争因变法而生,南宋的党争则由与金议和而起,朝上各派文官互相攻讦。


三、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的编纂,尽管对促进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有重大贡献及积极影响,但这些工作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埋头故纸堆中,用功于搜集、辑佚、校勘,不问世事。这无疑有利于皇权控制思想,在文化专制方面的效用无可怀疑。


4、鼎盛阶段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发展至明清两代,达到鼎盛阶段。这阶段文化专制的特点是文忌多、文网密、文祸惨、株连广,对知识分子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超历朝。


文字狱株连甚广


如明太祖朱元璋以文入罪滥杀士人,死者多达十数万。明初各地官员给皇帝的贺表,多由教官代笔书写。本来这些贺表都是谀扬之词,但朱元璋却疑忌生风,因贺表中的字词犯了自己的忌讳,便大开杀戒,几乎将天下的教官杀光了。


清朝统治者对触犯文禁的人,即使是早已入土为安的死人,也要开棺戮尸,甚至罪及子孙、族人、亲友和门生。一桩文字狱案往往牵连七八省,诛杀数百人,从发案到最后结束,拖延数十年,酿成空前的灾难和恐怖。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发生160多宗文字狱,持续一百多年。


沉迷考据训诂避祸


频繁的文字狱及残酷的文化专制手段,是明清时期中央集权政体发展至顶点的结果。在文化专制的刀锋下,知识分子不敢谈论时事,不问政治,「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终日埋头儒家经典,重训诂、审音义,考证典章制度,「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以致思想文化界死气沉沉。难怪清末诗人龚自珍有「万马齐喑究可哀」之叹!


三、思想钳制


通过控制及奴化思想,达到控制臣民及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且惯用的手法。控制臣民思想,就是韩非所说的「禁其言」、「禁其心」,即扼杀人的精神活动,泯灭人的思想自由。


思想钳制的方式各有不同,加强学术专制、垄断学术思想即为其一。如汉代儒学经过董仲舒改造成为阴阳五行化的、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受到官方大力支持,成为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学说,其它思想学说均受到排斥。


排斥「异端」思想也是思想钳制的重要方法。统治者将一切不利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加以严厉禁止和排斥,如明代与程朱理学相对抗的王学就被封杀。


统治者还制订了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礼教思想来桎梏臣民,这对人性的摧残更大、更深,如「过门守贞」,提倡烈女不嫁二夫,寡妇不能再嫁,连死了未婚夫的姑娘也不能嫁人,要为未婚夫家及已死的未婚夫终身守节,这比不准寡妇再嫁更为残酷。


1、礼教桎梏


礼教桎梏是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礼」文化非常发达,历代统治者都将「礼」作为重要统治手段。


「礼」的根本是「分」和「别」,即分贵贱,别等级。「礼」在历代统治者推动下,由行为规范发展为思想藩篱,再发展为一套严密完备的统治理论。


「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仁义道德」,都是中国古代礼教精要所在。礼教对古代民众来说是精神枷锁,禁锢思维。「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去探索问题,人们的认识权利被局限。


儒家并且强调「克己」,通过自戒、自讼、自责等修养,变成谦谦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安于本分,安于等级,循规蹈矩。


对妇女的限制


「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理论,要求妇女应该做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剥夺女性独立人格、尊严和自由。


在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下,礼教成为思维的规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统治者实施文化专制的重要手段。


三纲五常


董仲舒改造原始孔孟儒学,提出「三纲五常」说,成为其后社会上重要的道德标准。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根据「阳尊阴卑」的道理,阴者必须绝对服从阳者。


他进而提出「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提网的总绳。为纲,就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说:「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三纲五常」展示了一个严密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是这关系网的一部分。在这个关系网中,每个人都只是从属物,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其核心就是将人作为工具。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以「三纲五常」来维护等级制度,巩固专制统治。


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中国古代礼教的主要内容。《礼记》就提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何谓「天理」?「天理」就是「礼」,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子民尊「礼」、崇「礼」,泯灭个人私欲,言行皆须符合「礼」的规范。


宋明理学对这思想作了极致的发挥,张载说:「循物而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乎」,为此提出「灭人欲」、「立天理」。程颐提出「灭私欲,则知礼明矣」,并提出人的本质即「天理」,「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什人也?」理学家更由此得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论点。


以现代的目光看来,在「礼」的背后,所谓的「天理」,只是专制统治秩序的抽象表现,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人抛弃一切欲望,安于旧道德的规范,言行举止都要遵循统治秩序。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肯定专制集权的秩序,给人们套上无形的精神枷锁,是对人性的桎梏。


2、排斥异端


为了控制思想,古代统治者往往独尊一术,立为正统思想,凡是与正统思想相异的思想学说,统统被作为异端邪说加以取缔。周朝已有制裁「异端邪说」的法规,《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记载设置「乡八刑」的刑法,其中有「造言之刑」,造言即「讹言惑众」。


东汉初年,统治者提倡谶纬神学,施政决策都以谶纬为据。桓谭、王充等人着书立说批驳谶纬之学,与谶纬神学展开激烈论争。王充《论衡》锋芒直指谶纬神学,被当时统治者视为离经叛道的「异书」。


宋代、明代均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而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惊世骇俗之论向理学提出挑战,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学说,著作被禁、书院被毁、弟子受迫害。类似事件历史上不绝于书。


从认识史上看,异端未必都是认识上的进步,但认识上的进步对传统旧意识、旧观念来说则必定是异端,不异乎旧,哪里有进步?为了麻痹及愚弄子民思想,古代统治者将每每进步的思想及科学技术都视为异端邪说。禁邪说以正人心,使人们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由的学术思想,成为驯服的臣民。


王阳明与李贽的厄运


明代,王阳明继承了宋代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创立与程朱之学相异的「心学」,又称「良知之学」。这学说认为天地万物之理皆存于良知,「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每个人都具备良知。王学主要以讲学来传播,弟子遍布大江南北。王学流行后,被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明世宗下诏禁革王学,禁其著作、禁其讲学、毁其书院,其借口是禁邪说以正人心。


王阳明的著名弟子李贽非常鄙视程朱理学、传统意识及世俗观念,他所著的《焚书》及《藏书》有许多被视为离经叛道、惊骇世俗之论。他驳斥道学家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痛恨「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假道学与伪君子;高度评价被卫道之士视为「诲盗」之书的《水浒传》;不顾世俗偏见,招收女弟子。李贽的言行被统治者视为荒谬不经、蛊惑人心,以「大坏风化」、「宣淫」等罪名进行迫害。李贽最终被捕,死于狱中,其著作也遭禁毁。


王学之禁是明代学禁中最严重事件。实际上,王学只是有别于明代统治者所尊崇的正统儒术——程朱之学。但在统治者看来,王阳明及李贽的学说以及王学传播迅速,严重威胁明太祖以来对学术与人心的控制,所以视之为异端并严加压制。


天文历法之争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来华,掀起另一次传教热潮。西方传教士除传教外,还带来西方比较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与清廷守旧势力发生冲突。在1659-1669年间,清政府内部围绕天文历法问题,就爆发了一场持续10年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由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编制历书写有「依西洋历法」字句引起,后杨光先又以利类思《天学传概》一书,控告汤若望等人「逆谋不轨」、「邪说惑众」,清初新旧历法之争终于酿成大狱。汤若望被免去钦天监正职务,由杨光先取代。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被斩首,散居各地的耶稣会士则被押往澳门。杨光先打倒汤若望、废弃《时宪历》后,由于他不懂历法,「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术」,只好恢复使用已过时的《大统历》及回回历法。


康熙七年(1668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书指责杨光先、吴明烜的历法不合天象,后经验证属实,朝廷遂彻底废除《大统历》,重新起用《时宪历》。


这场天文历法之争反映出清政府对外来宗教和科学知识的态度,即为了维护和巩固君主专制统治,而排斥西方先进科技知识。


3、学术专制


加强学术专制、垄断学术思想是文化专制的重要体现。统治者提倡或禁止一种学说,都以维护统治为标准,这往往不利学术发展。


秦朝以法家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统治者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私学对统治不利,所以严禁私学。


汉武帝时以阴阳五行学说糅合儒学而成的今文经学,主张大一统,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成为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其它思想学说则受到排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学术专制的集中体现。儒家学说从此成为正统思想,奠定一家独尊的局面,对中国古代社会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南宋禁止私史和程朱之学同样出于政治目的。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下,学术沦为维护王权和专制秩序的工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思想仍具很大影响力。西汉统一后,汉武帝进一步统一学术思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根据《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建议将不属于《六经》和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符合汉武帝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于是他接受董仲舒的主张,在太学设五经博士,以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学作为标准。


汉武帝的手法与秦始皇基本上一脉相承,却比焚书坑儒高明。汉武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用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反对不利于统治的其它学说。他不像秦始皇那样以焚书坑儒的方式毁灭文化,而是将对专制统治有利的文化抬举到一尊地位,使儒学官学化,受官方支配,成为维护王权和专制秩序的学说。从此之后,儒家学说从一般学说中超升出来,成为正统思想,奠定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家独尊的局面,并且深深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


南宋学禁


南宋秦桧当权时发起学禁,所禁学术有两类,一类是私史(野史)。宋人喜好作野史(笔记之类),宋室南渡之际,野史笔记记录徽宗禅位、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朝廷认为这些记录损害徽宗、钦宗、高宗及秦桧形象,因而禁止民间私作野史。


另一类是程朱之学。秦桧禁程颐之学,直接原因是他的政敌赵鼎曾大力提倡程学。秦桧上台后倡导王安石之学,禁程颐之学。朱熹的学说流行后,反对者称其为「道学」,将其视为空虚无用之学,朱熹则被视为道学领袖而受到攻击。孝宗即位后,鉴于秦桧专权时士大夫弥漫因循苟且的风气,特别注意整顿士风,主要措施就是整顿学风,程朱之学成为被禁对象。


韩侂胄专权后,又发动禁缔「伪学」(即道学)的运动,目的是打击赵汝愚及朱熹等政敌,企图将朱熹门下士人一网打尽。南宋学禁是政治斗争的产物,由此可见政治对文化学术发展的钳制作用。


四、官场专断


官场专断是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表征,与专制政治体制相互依存。任人唯亲、结党专权和派系争斗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官场专断下的常见现象。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是衡量一种制度及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


中国古代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及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是导致出现官场垄断的重要原因。世卿世禄制的本质是世袭制度,爵禄世袭衍藩,官之子恒为官,政权及官爵被家族世代垄断,造成政治腐败。


九品中正制的目标本来是要扭转官场垄断局面,精神是「唯才是举」,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成世家大族进一步垄断政治的工具。「计资定品」,「举贤不出世族」,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品第的唯一标准,世家豪门的弟子可做高官、享厚禄,寒门之子即使有才能也没有资格做官。九品中正制沦为世家大族控制政权、培植势力的工具,成为官场垄断的温床。


党派互争也是官场垄断下的普遍现象,朝上百官互相排挤倾轧,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党派之争不只是政治、学术见解的论争,更是利益和权力之争。虽然党派互争对官场专断有某种抑制作用,但最终仍导致实行专制统治。由此可见,官场专断是专制政体下的必然现象,要根除就必须实行公平、民主与开放的选官制度。


1、任人唯亲


任人唯亲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中国古代君主为了稳固统治,选官用人时经常不察实德,不求才干,较看重血缘亲疏关系,尤其是某些重要职位,往往任用家族或母族、妻族的亲属。这种用人方式毫无透明度和公正可言,官官相护、犯而不纠、奸无所惩等官场弊端随之滋生繁衍,是政治腐败的温床。当形成权力网与关系网后,官僚任意剥削黎民百姓、侵吞社会财富,成为侵蚀国家根基的蛀虫。


此外,任人唯亲造成在位者尸位素餐,才不济务,堵塞出身寒门德才兼备士子的仕途,剥夺他们的参政权力,即「若任用无才,则有才之路塞」,有才之士报国无门,压抑郁愤。因此任人唯亲实在是对社会人才的一种戕害。


世卿世禄制


世卿世禄制是中国古代一种为官制度。西周时期各级官员一般都由贵族担任,按级别大小和地位高低,领有数量不等的土地为采邑,采邑的赋税收入作为俸禄,若无重大过失,其职位和俸禄可世代承袭。


家族世袭为本位


此种世袭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皇族成员均授予爵位,子孙世代承袭卿爵之位,享有爵禄。世袭的卿大夫掌握军政大权,平时是行政长官,战时是统军将帅。


自此之后,这种世袭爵位及俸禄的制度代代沿袭。唐代宗室从「亲王」到「男」分为九级,明代分为十一级,清代宗室封爵有十二级,这些领有爵位的宗亲享有一定特权,包括土地及民户,子孙可以荫袭。


这种世袭制与「唯才是举」的选官原则截然相反,统治者以此把持官场,垄断政权,世袭衍藩。所谓「四民分野,官之子恒为官」,「龙生龙,凤生凤」。世卿世禄制是家天下观念的体现,是专制政体的组成部分。这种体制容易造成政治腐败与王朝衰亡,并限制和阻碍平民百姓参与政治。


世卿世禄制是中国古代一种为官制度。西周时期各级官员一般都由贵族担任,按级别大小和地位高低,领有数量不等的土地为采邑,采邑的赋税收入作为俸禄,若无重大过失,其职位和俸禄可世代承袭。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文帝曹丕称帝后,开始推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由在中央任职的「贤有识鉴者」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中正官负责考察本籍士人的德行和才能,写成「状」,即评语,并参考其门第高下,定出「品」级。品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然后将「品」与「状」呈报吏部,作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依据。


制度变质,被世家大族垄断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是一致的,对世家大族垄断政权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但魏国中期后,随着世家大族势力膨胀,中正官之职渐为世家大族把持。他们品评人物时只重门第,不论才能,将家世门第列为评定品第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有权势的世家大族自此垄断上品高位,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变质后,世家大族控制选举及政权,将这制度变为只看门第高下的等级制度,加速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


至隋文帝建国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以科举制代替,这在历史上是一项重大进步,打破士族门阀垄断政权的局面,为贫寒之士开辟参政之途。


2、党派互争


党派互争是古代朝廷中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在政治或学术上存在分歧的官僚在朝中拉帮结派,树立门户,彼此攻讦。各派系都有自己的靠山,在如废立太子、外族入侵、文化政策、变法改革及地方割据等问题上党同伐异,互相排挤倾轧,在朝中交替执政。所以党派相争不只是表面上的政见和学术见解的争论,基本上是权力和利益之争。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庆历党争、元佑党争、明代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等都是著名例子。


党派互争造成严重影响。首先,党争往往造成政局混乱,当贪婪及残酷的党派取胜,把持政权,必然导致朝政更为腐败。其次,斗争双方都企图将对方置诸死地,因而被牵涉者也较多,株连甚广,许多无辜者也遭殃。历史上不少党争使许多知识分子无辜遭祸,前途断送。

党锢之祸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专权,朝政黑暗,社会危机四伏。当时太学中的太学生和郡国学的生徒,关心政治,不满宦官把持朝政,遂与开明的士大夫联合起来,对抗宦官势力,时称党人。他们以「清议」的方式,制造舆论,激浊扬清,抨击时政。党人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触怒当权的宦官集团,他们于是残酷镇压党人,史称党锢之祸。


东汉两次党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桓帝(公元147-167年)时期。延熹九年(166年),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术士张成推算朝廷将有赦令,就唆使其子杀人。后来司吏校尉李膺派人逮捕杀人犯,这时果然来了赦令。但李膺不顾赦令,处死张成的儿子。张成的弟子牢修于是上书桓帝,诬告李膺「共为部党,诽讪朝政,疑乱风俗。」桓帝震怒,下诏逮捕李膺等党人二百余人。次年,经外戚窦武说情,李膺等赦归故里,但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灵帝(公元168-188年)时期。当时窦武与陈蕃共同扶政,起用被禁锢的李膺和其它党人。永康二年(168年),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曹节等人事败,窦武自杀,陈蕃被杀。曹节等继而以「部党」之罪加紧迫害党人,捕杀李膺等一百多人,党人的亲属及门生故吏有官位的一律免官禁锢,受株连者六、七百人。这次党锢之祸持续十多年,直至黄巾起义爆发,灵帝才下令大赦党人,党锢之祸至此告终。


党锢之祸是继秦朝坑儒后另一宗大规模迫害士大夫事件,事件中皇权与宦官连手打击士大夫势力,也是政治及文化专制的体现。


牛李党争


唐朝宪宗至宣宗年间(公元806-859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李党」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时政,遭宰相李吉甫排挤,形成党争。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是李党的极盛时期,宣宗朝则是牛派得势。


小说成为党争工具


两派斗争接近40年,期间双方将政治伸向文化领域,企图借文字制造祸端,挑起党争。德宗(公元779-804年)时,李德裕的门人卫瓘,以牛僧孺的名义写了一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伪称牛僧孺未举之时遇到薄太后、王昭君、杨贵妃等人的鬼魂,并借杨贵妃之口直呼德宗为沈婆儿(德宗之母称为沈婆,沈婆儿即沈婆的儿子)。李德裕欲借此机会挑起文字狱,陷害牛僧孺。文宗即位(公元826年)后,认为「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故并未追究,李德裕的阴谋才不能得逞。


从这次事件中,可看出政治权力可以随意及粗暴干预文化,将文化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阉党与东林党之争


明朝末年,朝廷因政见和利益不同,形成东林党和以浙党为代表的非东林党之争。东林党被称为「清流」,由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顾宪成罢官后回到家乡无锡,恢复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学者聚众讲学。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朝时政,对朝政不满的退职官员亦纷纷响应,形成一个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被称为「东林党」。


非东林党又称为「邪党」,太监魏忠贤 当权时,非东林党投靠魏忠贤,他们沆瀣 一气,形成阉党。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九千九百岁」。阉党把持朝政,杀害异己,政治极为腐败。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揭发魏忠贤24大罪状,魏忠贤遂诬陷杨涟受贿,将他逮捕下狱,再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残酷折磨至死。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按照他们拟定的「东林点将录」和「东林同志录」名单逐一搜捕,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及周顺昌等都被迫害致死,还有大量读书人遭囚禁和流放。直到崇祯即位(1627年)后,魏忠贤才被处死。





五、科场垄断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科场垄断,专制政府把持科举考试,确保被录用者绝对忠诚于君主专制政权。


科举取士是自隋代以后历代王朝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由于这是士人入仕的唯一途径,因此政府对科举的控制十分严密,由此形成对士人的种种束缚。如科举考试诸科之中,以进士科最重要,这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最主要科目。唐代除进士科外,还设有秀才、明经、明书、明算等科,但宋以后则只有进士科。


士人失去独立思考


为了加强控制士人,自武则天起,君主还通过殿试亲自主持考试。政府对科举考试的教材也作严格限定,甚至钦定教科书,连考试的文体也有统一标准,如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士人只能按官方规定及标准去读书及应试,不得随意发挥。


科场垄断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考问题时只能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1、学而优则士


在文化专制政策钳制下,统治者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设计唯一的「光明」出路——学而优则仕,这正是科举制度择士的标准。如果说「焚书坑儒」和文字狱是专制统治者向知识分子挥舞的恐吓大棒,那么「学而优则仕」则是诱使他们俯首的胡萝卜。


以官职名利控制士子


「学」的目的是为了「仕」,这就将读书、应试和做官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术及文化沦为升官发财的手段和工具。自始不少知识分子只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些读书人为了入仕,屈身就学,如同仆隶;有些更变卖家产;也有人埋首读书,「头悬梁、锥刺股」。知识分子为了入仕,皓首穷经,成为读书考试的工具,缺乏自主思想和实际才能,更丧失身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学而优则仕」与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一对孪生兄弟,按这一标准录取的「优秀人才」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有利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但这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却很可悲,如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周进,苦读几十年,到60岁竟还是老童生一个。唐人的诗也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士子的聪明才智尽被耗费在读书应试之中。


范进中举


清代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范进这个既可怜而又可悲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为了走上仕途而刻苦攻读、皓首穷经,最终却落得获取功名后,喜极而疯的悲惨结局。


《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秀才后,他的丈人胡屠户对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家门口那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常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彩了。」中了秀才就脱离平民阶层,成为步上仕途的起点。

当范进在50岁才中举,接到消息后,竟然喜欢得发了疯,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士子中了举人,不仅可以继续参加全国的会试,而且已具备做官的资格。只要踏进做官的门坎,就是「老爷」,在社会上开始享有特殊地位。所以当范进发疯后,人们让他平日害怕的丈人来吓他一下时,他的丈人却说:「虽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


从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前后变化,以及范进的结局,可看到在中国古代专制政府垄断科场下,知识分子为博取功名而走的出仕之路是多么艰辛及悲惨,考试对人性的摧残又是多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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