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园里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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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哈佛校园里的王安石

明天6月30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就要正式离职了。他在2月份宣布辞职时,震动了全美学界。人们曾经认为,今年才51岁的萨默斯,合当掌舵20年,在哈佛乃至美国高等教育界留下深刻印记。萨默斯2001年上任之初,就全力推动大学部课程改革。但课程改革牵涉到各路教授的既得利益,改起来谈何容易。虽然时空迥异,这位哈佛校园里的改革英雄,终究遭遇王安石般的下场,成了哈佛自上世纪以来任期最短的校长。

像王安石一样,萨默斯聪明透顶,学业骄人,还在前总统克林顿任内当过财政部长;也像王安石一样,他常有怪异骇人之举。萨默斯辞职的原因是他跟太多的教授关系太差,难以继续领导。而引起教授不满的导火线,前有去年1月关于女性学术能力的发言;现有今年2月很得教授好感的文理学院院长威廉·柯比(WilliamC.Kirby)的辞职。柯比是制定教改方案的负责人。萨默斯去年招惹了女权主义,被迫因政治不“正确”而频频道歉,反对他的教改设想的教授们胆量大增,借机反攻。计划本学期提交教授表决的教改方案,比起前年4月的草案来(参见拙文《哈佛新世纪教改的启示》,本报2004年8月26日),具体要求大幅后退。萨默斯最要加强的方面,全部被反对派教授坚持成了放羊课:建议各系开设,但不作必修要求,相信哈佛学生成熟并优异,他们会理解这些内容的重要而踊跃选修。

旨在强化学业要求的课程改革,搞到比不改还宽松,想来萨默斯要绝倒。他自然会对柯比有看法,教授们自然要怀疑他逼迫柯比辞职,虽然柯比坚称是自愿。

其实萨默斯也是多事。哈佛的学生,不管怎样教,大概都会成才的。曾有研究者发问:名校的高学费是否物有所值?他们把那些被美国长青藤大学录取、但由于种种原因而读了学费远为便宜的其他好大学的学生,与长青藤大学毕业生比较,发现毕业10年后的收入,两者并无显著差距。换句话说,如果你优秀到能被哈佛录取,你在家门口读所不那么差的大学,将来一样是社会栋梁。所以哈佛的课程未必就决定了哈佛学生的未来。萨默斯是野心太大,想为美国高等教育树立新世纪百年法式,才以哈佛为样板而试图大动手术。


教育历来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给学生一篮鱼,一是教学生如何捕鱼。教改的钟摆,就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言,总是在“鱼”和“渔”这两条路线间晃动。美国当前的教改方向,不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是从渔到鱼。他们与我国恰恰相反,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教改方向是从鱼到渔。我们在参考美国的经验时,务必注意到这一方向性的不同。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类经济活动中,高科技的成分越来越重。相应地,对工人和职员的教育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工商界对美国的教育,有两大头疼问题:一是质量普遍低下;二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兴趣的学生太少,无法适应高科技的需要。在工商界的高调呼喊下,布什总统入主白宫仅3天,就宣布了“一个不能少”(NCLB,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改立法计划,并在2002年1月签署成为法律。这一法律规定,全国从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都要接受英语、数学的州级知识性统一考试,并按学生考试成绩,排定学校优劣,而优劣等级则有关于联邦资助。

去年9月,美国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Spellings)邀请了19位学界、工商界名流,组成一个未来高等教育委员会,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的政府措施。有些成员竟然提出,对全国大学生进行知识性统考(类似我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看看各大学到底能让学生学到些什么。

萨默斯的课程改革,也是要学生多吃几尾鱼。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鱼代表,大概要数哥伦比亚大学的“伟大经典”(Great Books),直接要求学生读柏拉图,读莎士比亚。哈佛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虽然划定了大的范围,学生必须在文学艺术、科学、历史、外国文化、社会分析等11个领域内至少挑选7个领域,各修1门课;每门课的具体教学,却是以渔为主,强调分析方法,教学内容则由教授自己决定。“伟大经典”之弊,在于不知如何渔;“核心课程”之弊,则在于不知什么鱼美味什么鱼有毒。当然,这是很简约的比喻,好的教授,谈渔亦辨鱼,论鱼必示渔,他们会有机地结合鱼和渔。但是,即使每门课单独看都很优秀,长久地执行某一教学系统,其积累效应也可能出问题。

试看一个与我国有点关系的例子。哈佛“核心课程”的文艺领域分三类:A.文学;B.艺术;C.文学艺术史。三类中各有一门中国文化课。A类那门最有趣,“帝制中国的女作家”,介绍班昭、蔡琰、鱼玄机、李清照和吴藻等女诗人。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文本,是西方学院左派“文化研究”的热点。教授挑选与自己研究兴趣相接近的题材作教材,这也可以理解。只是一个美国学生上了这门课,或许能学到一些辨别文学作品中女性独特声音的分析方法,如果他毕业后到我国谈生意或办外交,试图以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来赢取好感,这门课却是几乎无用的,因为他的知识范围与一般中国人相差太远。


孔老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如鱼,思近渔,在老夫子看来,有了知识不会分析,只是糊涂而已;缺乏具体知识,却因无知而无畏,乱分析乱套用,则要办坏事情很危险。

萨默斯提出的四大教改要求——熟悉西方经典,懂得数理统计,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国际经验——都是推动哈佛学生掌握更多更具体的知识,免得这些未来的领导者,因思而不学,殆及美国各行各业的全球竞争力。但是,要求文科生也懂得数理统计,这对学生的智力是很大挑战。而掌握一门外语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即使在哈佛,也不是每个学生都愿意或能够做到的。西方经典固然是美国民主之源头,但哈佛早已不是40年前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乐园,学生成分已接近美国人口组成,而且美国整体社会风潮已偏离“大熔炉”而走向“多元化”,再要以西方经典来塑造一种共同文化,已经不符合美式“政治正确”。也因为哈佛生源多元化,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很容易地获得国际经验的。

而且,对教学范围的具体规定,势必限制教授的讲课自主权,必然遭到某些甚至大部分教授的强烈反对。当今美国大学里,已经找不到足够的教授来传授某些传统课程———就像我国现在也找不到足够的合格教授来讲解伟大的古诗人。

面对如此困难的教改任务,萨默斯虽有个人魅力,能够依靠支持者,却终因嘴巴太大,无法团结观望者和说服反对者,只能黯然下台。

说来王安石还比萨默斯幸运。虽然宋神宗一死,新法全部作废,从熙宁三年(1070)为宰相,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薨,王安石的改革,到底还有15年的实践。萨默斯则是通过教改“新法”的机会都没有。一些支持萨默斯的教授说:柯比的方案使教改大失败。他们只能希望,下一任校长也有萨默斯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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