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80几年里,不同时期人们对鲁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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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80几年里,不同时期人们对鲁迅的批评


[转贴] 对鲁迅的批评


2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924年

成仿吾:“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作品。……《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可惜表现实在不足,薄弱的很。《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呐喊〉的评论》,原载1924年1月《创造季刊》2卷2期)


1926年

陈源:鲁迅是“一位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 ‘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鲁迅先生(在书中)就没有那样的声明。”(《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原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高长虹:“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次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它。”“鲁迅去年45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 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所摇动了。”(《走到出版界》,原载1926年11月17日《狂飙》第5期)


1928年


钱杏村:“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时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的,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得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路,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死去了的阿Q时代》,原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冯乃超:“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事而不悖’的感想。”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原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我们真不知道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死去了的鲁迅》,原载1928年7月《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


石厚生(成仿吾):“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可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可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原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11期)叶灵风:“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鲁迅先生》,原载1928年5月15日《戈壁》2期)


黑木:“鲁迅之笔,以尖酸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一定之‘孙子兵法’,兹为介绍如下:骂西滢时代:做随感录骂,在小说里面骂,在给旁人写的序文里面骂,回答旁人的信内骂。化名做文章骂。骂高长虹时代:做随感录骂,拼凑别人写好的文章来骂,在给旁人的信上骂,做考证介绍文时骂,写小说骂,引用古人的典故来骂,在自己作品的序文里面也骂。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做随感录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叫弟弟们化名来帮着骂,在启示里面骂。黔驴技,止于此。”(《鲁迅骂人的策略》,原载1928年5月15日《戈壁》2期)


杜荃(郭沫若):“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原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2卷1期)


1931年

向培良:“不过鲁迅虽然骂,也不过空空然白纸黑字,并无效力,既然已不能用对付狂飙周刊的旧法,又不能叫青年文艺警卫团警卫一下子。则鲁迅骂个痛快之后,也会自己感到无聊吧。前此他愤然说要停办莽原,我劝他不要学魏连殳的孤独。如今呢,谁知他反而学阿Q式的反抗。此老每于愤怒之余,便自己向下堕落,而今每况愈下,青年门真应该可怜一下子。”(《答鲁迅》,原载1931年8月《活跃周报》13期)


1932年

郭沫若:“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拥护文学的正统!打倒一切反动的文学团体!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反对文学研究会就是反革命!反对鲁迅先生就是反革命!”“是的,我们的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是创作。他的‘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的历史。”(原载《创造十年》,1932年9月20日现代书局出版)


1935年

林语堂:“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 (《做人与做文》,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57期)


1936年

李长之:“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面,所以没有建设。”(原载《鲁迅批判》,1936年1月北新书局第1版)


1937年

毕树棠:鲁迅“缺乏一个哲学家的完整的中心思想,因此在气度上有了限制,不能产出长篇的巨作。”“杂感是他的独造,殊难与他人相提并论,其实只可算他的散文的糟粕。”(《鲁迅的散文》,原载1937年2月1日《宇宙风》34期)苏雪林:“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 ‘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偏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苞粪土。”“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原载1937年3月1日《奔涛》1期)


李直:“那些吃鲁迅的人称他为‘中国文学之父’,那么,我们就从文学上来看看鲁迅吧。”“我们这位‘文学之父’呢,除了短段一篇《阿Q正传》勉强算个小说外,其余的都是‘骂街集子’,随便骂些颠街,集起来就算‘文学创作’,把这些创作拿出来就算‘文学家’,‘文学之父’,这不但在世界文坛上是个最大的笑话,那简直是骂尽了中国四万万人里还没有一个懂得‘文学’怎样讲的人。”(《鲁迅的评价》,原载1939年12月号《改造》)


40年代对于鲁迅的批驳


1961年

夏志清:鲁迅离开北京后,特别是鲁迅“投共”后,他的创作能力丧失了,“不能再唤起写作他最优秀的作品所必须的真诚”。鲁迅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是“琐碎的,好争吵的”。“鲁迅却只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旧传统的明显失误,而纵容了,甚至后来还积极鼓励了那种幼稚而非理性的力量的活动,这种力量不仅使文化发展停滞衰落,而且毁灭了文化。”“他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他“更多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较少的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导师和讽刺家。”(原载《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6年

曹聚仁:“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原载《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10 月出版)


1967年

蒋梦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原载《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


70年代对于鲁迅的批驳


1979年

胡菊人;“近数十年来,对于鲁迅的研究和歌颂,有如黄河的决堤和泛滥,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近代作家惟一值得谈的,就只有一个鲁迅,惟一值得学习的亦只有一个鲁迅,甚至近代中国如果有作家,亦只是鲁迅一人。”“千篇一律的、万音如一声的、千声如一响的单调的‘鲁迅赞’交响乐使人听得又厌又怕。”“从来不为人加以道德上的人格评断的鲁迅一段生活。他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整个华北受日本蹂躏的日子里,受日本人的保护,与日本人的关系这样好,即使时势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在人格的完整上,是污点呢?还是非污点呢?”1932年1月28日至2月6日鲁迅的日记“失记”“空白”“这恐怕是鲁迅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蔽的是……”如果这件事一“泄露出来”,鲁迅的“偶像性”就会马上粉碎。(原载《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出版)



8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988年

严家其:“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是一个伟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描写社会现象来表达他对国民党统治的看法,但他一不骂国民党要人,二不公开接近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认为他是揭露国民党的,而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对他怎样。这方面鲁迅是了不起的。但另方面他比较心胸狭窄,不容异见。”(《严家其谈政治与人》,原载1988年3月16日香港《大公报》)柏杨:“我讲过,我写杂文比鲁迅好。这在大陆讲起来,是一种很大的冒犯。但是,我并不是实质上比鲁迅好。我觉得,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好,你们应该比我好!我们是个很有尊严的民族,不是黑社会,不是武狭小说里的祖师爷……谁都没有祖师爷好,这是很危险的。”(《柏杨答记者问》,1988年11月22日《陕西政协报》)


90年代对于鲁迅的批驳


1994年

余英时:鲁迅的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第二个特点是“很悲观”、“很世故”、“很复杂”。第三个特点是 “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的风格,就是乱骂人,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第四个特点是“不深刻”“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纯负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深刻的。”(原载1994年9月8日香港《联合报》)


1998年

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1999年

葛红兵:“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想统一年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朱健国:“鲁迅先生之局限,关键在于他当年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我们应该明确,人们所赞赏的鲁迅杂文,是不包括其后期有所迷失的文章的。鲁迅精神,主要指青年鲁迅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所谓鲁迅后期杂文较少片面性的说法,恰恰是在歌颂‘生病的鲁迅’。新中国以后一直以病中鲁迅’为宣传要点,所以愈宣传鲁迅,愈无鲁迅。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原载《不与水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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